摘要：作为理解中国媒体市场化改革以来一种重要的新闻职业话语机关，“新闻民工”并未随着新技术时代的到来而成为历史问题，反而呈现出更加丰富的“景观”。长期以来，围绕新闻民工的研究忽略了媒体从业者的自身话语的阐释。本文通过直面中国媒体从业者的深度访谈，探寻他们对新闻民工话语的“在地理解”。研究发现，媒体从业者内部对这一话语呈现较为明显的冲突，尚未形成共识。这一冲突恰恰反映媒体转型时期媒体从业者复杂的内心状况、体制、市场、技术等多种社会力量交织造成的矛盾和内在张力、新技术冲击下“边界失守”所带来的种种精神困境以及为重塑边界所进行的种种努力。

关键词：新闻民工；媒体从业者；新媒体；阐释话语；边界工作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9）08-0000-05

媒体市场化改革以来，“新闻民工”作为考察中国新闻从业者理念、话语、生存状态的关键词之一，早已不是一个新鲜的词汇。上个世纪媒体体制改革的浪潮中，曾经的无冕之王一夜跌下神坛，沦为没有底薪、按稿计酬的民工。[1]如果说市场化改革将一部分从业人员隔绝在了编制之外，使之变成廉价劳动力，那么互联网技术，则带来了传统媒体从业者的整体下滑。新技术时代，“新闻民工”已不再是单纯物质层面的问题，而是更多地加入了归属感淡漠、认同危机、前景焦虑等精神困境。

一方面媒体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待遇问题和劳动保障等传统新闻民工问题并未明显改观，另一方面新技术带来的转型冲突和边界失守使得新一代媒体从业者面对更多更复杂的焦虑。著名记者离职、过劳死、采访中记者权益乃至生命安全被侵犯……层出不穷的新闻事件，让“新闻民工”的职业困境和生存状态得到学界业界广泛的关注和讨论。[2]但笔者好奇的是：离开了热点事件，关于“新闻民工”的阐释如何展开？媒体从业自身怎样理解和阐释“新闻民工”现象？这是笔者思考的起点。

一、对新闻民工的既有研究

对于什么是“新闻民工”？如何理解“新闻民工”？学界并未形成统一观念。但基本可以归为三种方式：制度层面、话语层面以及认知层面。

早期的研究基本上都沿着制度层面展开。媒体改革用人制度采取雇佣方式，大量的媒体从业人员以临时工的身份进入媒体工作。这一时期的新闻民工研究专门针对这些编外人员。比如“‘新闻民工’是对农民工概念的借用，又称新闻单位的临时工或临时聘用人员。”[3]

随着新闻民工现象的普遍化，记者群体普遍认为待遇差、职业地位下滑、工作辛苦等等，“新闻民工”不再聚焦于编制问题，而是成为一种弥漫在新闻行业内部普遍的心态和情绪，新闻民工现象的研究转向为记者认知层面的研究。[4]

再者，有学者把“新闻民工”视为一种话语，放置在政治经济学的语境下加以考察。曹晋认为“‘新闻民工’修辞作为记者自嘲或调侃自身地位下滑的口头言语一度流行，继而成为转型中国一种新型的身份概念。此修辞是对新闻工作者在市场经济下从文化事业身份转为全职临时工的经典隐喻。”[5]

综合以上三种研究视角，我们可以梳理“新闻民工”作为一个规范参照系的内涵：它既蕴含了某种职业心态，又指向了一种特定的职业话语。它反映了职业群体的特征、工作状态和发展趋势，同时又与体制、市场、技术等多种社会要素相连。制度、认知和话语分别代表了“新闻民工”现象的不同维度，但它们都暗含着媒体从业者群体内部一种消极的力量和新闻职业被消解和被祛魅的趋势。如果说新闻民工是一种建构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话语，那么“制度”取向和“认知”取向在这一话语的建构过程中是不可分割，相互交织的。

本文把“新闻民工”视为一种职业话语，这一话语与转型时期媒体从业者的自我认知和心理状态相连，也与复杂的制度支持和新媒体时代特定的技术逻辑相关。同时，相比于传统新闻民工时代对经济待遇和工作保障的集中控诉，新媒体时代的新闻民工具有更加复杂的内心压力和更多层次的焦虑。这就使得“新闻民工”这一话语，蕴含了比以往任何时期更为丰富的意涵。

同时，对新闻民工这一话语的研究，不能缺少来自新闻从业者自身的声音。以往的研究以专业社会学的视角，把新闻民工当成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忽略了媒体从业者自身的阐释。媒体从业者自身是如何理解自己的？他们是否认为自己属于“新闻民工”？在不理会新闻业自身的声音的前提下，把新闻民工的标签粗暴地贴在媒体从业者身上，是否有值得反思的地方？

在此层面上，本文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通过“新闻民工”这一职业话语切入，从新闻业“消极悲观”的这个面向出发，探究媒体从业者如何看待自身职业和生存处境。通过直面中国新闻从业者的深度访谈，探寻他们自身如何阐释“新闻民工”现象？并把这种考察置于技术变革、传媒改革和新闻业变迁的社会语境当中，试图从整体上把握、理论化中国新闻从业者的群体特征。

二、研究设计

本文采用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以西部某省会城市的五家传统媒体的从业者为访谈对象。这些媒体涵盖了喉舌型和市场导向型两种，访谈对象分别来自于这些媒体的传统采编部门和新媒体部门，体制内和体制外。同时兼顾考虑访谈对象的从业时间以及媒体职位。每家媒体选择6人，共访谈30人。访谈提纲由五个部分展开：对“新闻民工”的理解和感受、目前工作生活状况、职业角色认知情况、对媒体环境变化的看法、对工作前景的评价。访谈采用半结构式，鼓励受访者围绕主题进行自由讲述。

针对访谈第一部分“对‘新闻民工’的理解和感受”采用不解释直接提问的方式。即不对“新闻民工”的概念进行解释，直接进行询问“您觉得自己目前的工作状态和角色定位是否属于“新闻民工”？”假如受访者无法理解上面的表述，在接收问题后陷入长时间停顿或思考，流露出困惑、迟疑和不解，适当地对新闻民工进行解释。用“你是否对目前的工作状态不满意？”这一问题进行引导思考。

经受访者同意，我们录制了所有对谈的过程，得到30段可供分析的材料。我们发现访谈结果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是”和“否”二元对立性话语。有14受访谈者回答“是”，认为自己属于“新闻民工”并给出了相应的解释性成话语；11位受访者回答“否”，并不认同自己属于“新闻民工”；同时，还有5位受访者给予了两面性的答案，他们的答案也可以被分解成两部分。因此，笔者按照访谈结果的逻辑组织文章分析框架，按照是和否两部分分别归纳原因和相应的支持性材料。

三、媒体等级、职业流动性与技术赋权

（一）媒体等级与政治荣誉

在访谈中，处于媒体等级链顶端的省级和国家级媒体从业者，往往对生存处境更具有“自信”。尽管他们在工作中也面临着种种不如意的，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但他们依然认为，自己的职业是有尊严的，不愿意以“新闻民工”作为自身的标签。

SB1[6]供职于省报，入行已有五年。他直接地否认了自己属于“新闻民工”行列，同时讲述了自己对职业地位的看法。

“同样几家媒体一起去采访，说你是X报的，对你的态度都不一样。之前有个人问我说你们X报有人看吗？我直接跟他说你还没有看X报的资格。我们X报，本来就不是给普通人看的，每天都要放在领导人桌上的。我们下去县上采访，他们都高兴得不得了。每年写年终总结的时候，都可以写进去的。他们今年的哪一项工作，被X报报道了。”

媒体等级的问题，在新媒体时代并没有得到冲击和消解。尽管作为报纸的省市级党报在民众间的阅读量和影响力越来越少，但依旧有它独特的政治功能和政治地位。对于西部地区的传统媒体而言，顽固的媒体等级和与政府的利益交换，依旧维持着基层从业者最后的荣光。

（二）职业流动性

相比于有着较长从业时间的70后，以90后为代表的，从业时间五年之内的媒体从业者，对“新闻民工”现象的感知更为麻木。90后记者没有经历70后记者“由盛转衰”的过程，也没有对“合同制”感到困扰。他们普遍认为编制在进行职业选择之时并非“必要条件”，编制对他们的吸引力是有限的。

ST1是省台的一位有着十五年从业经历的资深记者：“我们这一代人，如果说新闻民工问题的话，最主要的矛盾点集中在没有编制，没有保障，长期签合同。”

ST2是省台刚刚入职的记者，目前属于合同工，未来何时取得编制还是未知数。她对编制问题的看法与ST1明显不同：“没有编制怎么了，现在大部分工作都是合同工啊，除非你自己当老板，要不然都是在打工啊。而且我也不会一辈子只做一个工作，如果真的不喜欢做不下去了我也会离开的。”

在媒体人事制度的改革中，新闻媒体从文化事业单位转型为企业实体以寻找更大的利润空间，尤其是用弹性雇佣制度取代终身制，以节省人力资源成本的方式来增加利润。[7]编制问题曾对大量媒体从业者造成了困扰，但随着新一代年轻从业者走上工作岗位，他们对职业流动性的要求更高，对变动环境的接受程度更好，这使得他们并未在编制问题上产生“民工”心态。

（三）技术赋权

访谈中部分新媒体部门的从业者，他们往往不否认新闻民工现象的存在，但认为“新闻民工是特指传统媒体的”和“民工问题比较多存在于互联网公司和自媒体”。

XW1是S报新媒体部门的工作人员。“相比于报纸，我们算是（单位的）希望了吧。报纸那边整天唱衰，我们这边心态还是比较稳的。”当被问到未来职业的期许时，“一般来说，新媒体这块不太存在裁员的问题。就算有一天把我裁了，我出去了还是做新媒体方面的工作啊。”

XH1同样供职于另一家媒体新媒体中心，“省政府让我们帮他们做新媒体，运营他们的官微。这本身就是对我们的一种信任和肯定，之前还来视察过我们部门。先不说传播效果的问题，对于政府来说，是必须有这个东西（官方微信）的，尤其是在一些重大的事件或者官方发布的时候。”当被问到自己和“新闻民工”的区别时，她回答到：“当然我们的工作也很辛苦，互联网行业整体都是这样的。但我们和自媒体肯定是不一样的啊。很多时候我们代表了官方的声音。”

新媒体部门没有天然的“家国情怀”，没有专业主义的职业理念，自然也没有传统岗位无冕之王的感伤。技术赋予新媒体部门从业者更高的职业稳定性，更有活力的工作环境以及对未来更高的期望。同时，传统媒体中的新媒体部门往往得到政府层面的支持，物质和心理上的满足感他们并不愿意承认自己其实做着和自媒体、网络公司“知识劳工”同样的工作。

四、转型冲突、认同危机与前景恐慌

受访者给出的肯定性答案的解释理由同样丰富。除却媒体市场化改革以来所带来的雇佣制度、绩效考核制度以及弹性工作制度这些传统新闻民工的特征之外，新技术时代和媒体转型过程中，新一代的新闻民工又有其独特的遭遇。主要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转型冲突、认同危机和前景担忧。

（一）转型冲突

转型冲突主要集中在编辑内部新媒体部门和传统采编部门之间。随着新媒体部门的建立，媒体引入了一批技术人员。在媒体内部管理体制未做大的调整的情况下，简单粗暴地引入“新人”，造成了新旧人员工作的不协调和专业理念的冲突。

HS1是B报一位基层的采写记者，对于集团建立新媒体部门之后的情况，对笔者做了说明。“他们（新媒体部门）来了之后，我们（采写记者）要给新媒体部分供稿。一开始的时候，新媒体是从报纸上找内容，搬到网上的。相当于我们写的稿件先在报纸上登一遍，然后他们再拿去使用。但后来我们采写的稿件发回去之后直接到他们（新媒体部）那边了，他们想怎么用怎么改随他们的心意。当然，报纸和微信的传播规律不一样，新媒体要按照自身的传播规律使用稿件，这也没什么错的。但实际上加重了我们的采写任务量。他们新媒体部门自己没有采访的任务，相当于我们给他们服务了。而且，你看在报纸上吧，我写的稿件，一篇就是一篇，名字写得清清楚楚，计算工作量的时候很好统计。但新媒体就很模糊，有时候不写你的名字，有时候好几个稿子混用，谁能说得清。”

这位受访者所言，实际上是中央厨房制度在一家西部传统媒体中推行的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央厨房打破了传统记者“成名的想象”，增加了他们的工作量，造成了他们“为新媒体服务的民工”这样的角色认知。

（二）意义消解与认同危机

访谈中经常可以听到一句话，便是“没什么意义”。互联网产品的普及导致传统媒体新闻产品的关注度降低、公民新闻的兴起导致传统媒体突发性事件参与程度降低，这些问题集中在媒体从业者身上时便导致了职业意义消解和职业认同危机。

当问到“为什么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有意义？”XH2回答到“我们也有新闻客户端，每天定时定量推送，过年期间都不暂停，辛苦不说了，但是后台阅读量太少了，很多时候都是我们内部人员在阅读。简直就是自娱自乐嘛。有时候一个专题做得很好，部门内部也很开心，但想想又没人看，还是很沮丧。感觉一年到头工作只是为了给领导一个交代，让他们知道我们做了什么，但工作的效果真的没法去说了。”

在传统媒体转型的过程中，尽管已经实现了内容和渠道的融合，实现了线上线下的融通，但真正意义上有影响力的互联网平台没有形成，用户吸引力和粘性有限，并没有真正实现传统思维与互联网思维的转变，没有转变封闭的经营模式。因此，当企业技术平台并未完全搭建成功之时，从业者在思维层面自我提升和在技术层面更新升级的难度和积极性便要大打折扣。

除此之外，公民积极参与到信息生产的环节中来，也对“专业”从业者造成了困扰。HS2讲到，“面对突发性新闻事件，我们的反映速度不可能比得过普通市民的手机。我们的直播出来的时候，这事情在微博或者朋友圈已经传遍了。我们新闻人的意义何在呢？”

技术条件使网络信息经济中新媒体的力量突飞猛进，直接冲击传统媒体的市场空间。传统媒体排除受众参与生产信息的单向传播模式，在新媒体受众积极参与生产信息的开放众包模式来临之后，几乎没有任何吸引受众的魅力，商业媒体、移动自媒体的全面普及再现出价值创造“成为一个即时、连续的过程”，消解了专业新闻从业者的职业价值与行业优越感，促使媒体从业者职业认同从“无冕之王”向“新闻民工”的滑落。

（三）职业担忧与前景恐慌

对于工作前景的恐慌，加剧了对现实的不满。XW3是一位跑社会新闻的记者，她有一条线是西安地铁。地铁大大小小的新闻她都要去采访，和地铁公司各个层级的人员都十分熟悉。一次笔者跟随她去采访，她表示出对地铁公司职员的羡慕，“你看地铁公司多有活力，多有前景的，工资不低，全是年轻人。经常策划的一些活动可好了，像什么七夕节啊，市民开放日啊，这些活动又有意义还很有趣，你看这稿子（新闻通稿）写得多专业，完全是按照媒体的思路来的。人家又不是专业的，可他们的公众号粉丝可多了。”

张志安认为“未来中国媒体的生态当中，从类型来看，有专业媒体、机构媒体，还有自媒体。”[8]新新闻生态之下，机构媒体的发展在某些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机构媒体的专业化趋势需要专业新闻人才的介入，也为专业的新闻人才提供了更有利于发挥才能的机会，事实上也吸引了大量专业媒体从业者的转型，但反过来也导致了仍处在传统媒体内部从业者的职业恐慌和职业期待的下降。

五、结语与讨论：话语冲突与边界失守

研究发现，在阐释共同体模式下，新闻从业者内部对“新闻民工”这一重要的职业话语呈现较为明显的冲突，尚未形成共识，这一冲突恰恰反映媒体转型时期复杂的内心状况以及体制、市场、技术等社会语境中的多种力量交织造成的矛盾和内在张力。

白红义对国内外新闻职业话语研究路径的梳理中，发现了三种重要的理论资源：阐释共同体、范式修补以及边界工作。[9]其中，边界工作是科学社会学家吉尔因(Gieryn)在研究科学划界问题时提出的，着重讨论科学家如何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建构边界。[10]边界工作的概念经常被新闻学研究者用于分析新闻业内部的危机或挑战，以及外界对新闻业的冲突，以新媒体技术的冲击为代表。

尹连根和王海燕在《失守的边界——对我国记者诠释社群话语变迁的分析》中借用“边界工作”的概念，提出了“边界失守”的描述性概念。“新媒体的勃兴所带来的去专业化主要表现在平台边界、职业边界和报道边界的失守。”就职业边界而言，记者职业由国家干部、社会精英逐步下移到新闻民工，而新闻职业的典型性诠释话语则先后由政治取向、精英取向而转变为普通职业取向。[11]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运用职业边界失守的概念来联结受访者对“新闻民工”话语的割裂性理解和冲突性阐释。这两个部分是新闻从业者职业话语的双面样态在对于“边界失守”的反应。一方面，边界失守导致了阐释话语的转向。在本文中，从业者内部对自身职业的阐释出现了从新闻记者向新闻民工的转向，从精英话语向普通职业话语的转向，是由于新媒体技术带来的职业边界的失守。在人人都是潜在记者的时代里，新闻的职业门槛和职业优势越来越低，媒体从业者日渐成为数字劳工背景下“专业新闻的留守者、公众舆论的边缘人”，媒体从业在原有的职业权威性和荣誉感被消解、被祛魅。；另一方面，话语冲突表现了现实情况的复杂性。并非所有从业者都愿意承认自己属于“新闻民工”的行列。但对他们的支持性理由进行反思时会发现，他们并非单纯否认新闻民工事实本身，而是在反对新闻民工的标签。这更多的是一种面对现实无奈之举，实则为一种争夺、守卫职业边界的最后挣扎。在否认的声音之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媒体从业者在建构自身合理性和职业正面形象上所做的努力。在不确定的从业环境和无处躲藏的焦虑之中，努力为自身和自身工作寻找积极的合理的解释。或许这只是他们的自我安慰，或许这只是他们重回稳定行业和坚固社会、创造安全感的自我想象。但这种想象，在变动的时代，显得弥足珍贵。

 

参考文献：

[1] 夏倩芳,李靖.媒体从业者的劳动权困境及其形塑机制[J].学术研究,2017(4).

[2] 罗建华.从“新闻民工”到“新闻记者”[J].新闻记者,2007(12).

[3] 郑玲玲.刍议新闻民工——由“纸馅包子”说开去[J].东南传播,2018(4).

[4] 冯强.“新闻民工”:一种记者角色认知的形成机制[J].新闻传播,2013(8).

[5] 曹晋.“新闻民工”修辞的政治经济语境分析[J].当代传播,2017(6).

[6] 受访者的编号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他/她工作所在媒体的代号,二是他/她在本文中出现的序号.

[7] 曹晋.“新闻民工”修辞的政治经济语境分析[J].当代传播,2017(6).

[8] 张志安.新新闻生态系统:当下与未来[J].新闻战线,2016(8).

[9] 白红义.边界、权威与合法性: 中国语境下的新闻职业话语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8).

[10] Gieryn，T. F，“Boundary-work and the Demarcation of Science from Non-science: Strainsand Interests in Professional Ideologies of Scientists，”American Sociological Ｒeview，vol. 48，no. 6，1983:781-795.

[11] 尹连根,王海燕.失守的边界——对我国记者诠释社群话语变迁的分析[J].国际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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