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广播电视作为主流价值的引领者、社会进步的讴歌者、中国故事的讲述者，不仅见证了国家70年沧桑巨变，自身也经历了跨越式发展，目前正以融合创新的姿态跨入新时代。为严谨比较和诠释新中国70年广播电视发展成就，本文重新梳理了改革开放前29年广播电视历史档案，重新统计核准各项数据，补正那一时期统计的缺失或错讹，力求全面客观概括新中国70年广播电视发展成就与经验，资政育人，启迪未来。

[关键词]广电历史；数据重建；比较研究；启迪后人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广播电视事业全面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坚持“双百”方针，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开拓创新，砥砺前行，取得一系列辉煌成就，不断走向繁荣兴旺，为新时代新征程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宝贵经验。

70年来，广播电视在见证新中国发展成就的过程中成长壮大，自身也成为新中国发展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独特的功效成为新中国文化建设的一颗明珠，对社会进步起着重要推动作用。70年来，广播电视总体上经历了改革开放前29年和改革开放后41年两大历史时期。

一、改革开放前广播电视建设成就

改革开放前29年，可划分为全面建设（1949～1965年）和停滞复苏（1966～1978年）两个阶段。

1.全面建设阶段

新中国的广播在开国大典的礼炮声中诞生。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毛泽东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洪亮的声音通过北京新华广播电台的实况直播，传遍大江南北。整个实况直播持续6个半小时，由著名播音员齐越、丁一岚现场播音，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国性实况直播，在我国广播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人民广播诞生于抗日烽火笼罩中的延安，史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解放战争时期，跟随党中央转战，更名陕北新华广播电台。1949年3月25日，电台随党中央迁至北平，更名北平新华广播电台；9月27日，再次更名为北京新华广播电台，4天后圆满完成开国大典直播任务。12月5日，经中央批准，定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此前，各解放区广播电台已相继改名为某地人民广播电台，一律国营。截止1949年底，全国共有各级人民广播电台49座，额定从业人员1800名，总发射功率138千瓦。

新中国广播电视从这个基点启步，经过一代又一代从业者的不懈努力，历经从广播到电视再到融媒体，从无线到有线再到卫星传输，从模拟到数字再到网络化发展历程，建成星网结合、天地交融、公共服务与增值服务并存的立体化多层次广播电视传播覆盖格局。

在全面建设阶段，初步确立了管理体制，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改组为中央广播事业局，直属政务院新闻总署领导。其任务是：领导各地人民广播电台；直接领导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国内外广播；普及人民广播事业。1950年2月，新闻总署召开京津新闻工作会议，明确要求广播“要学会自己走路”，不能成为报纸的“有声版”。这次会议对广播探索自身发展规律产生深远影响。中央台相继开播《首都报纸摘要》（《新闻和报纸摘要》前身）、《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全国新闻联播》前身）等名牌栏目及民族语言广播、少儿广播、军事广播、对台湾广播等对象性节目，对外广播——北京广播电台每周开办日语、英语节目66小时，初步完成广播布局。

1952年4月，全国第一座县级广播站——吉林省九台县广播站正式播音。同年12月，第一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提出“先中央，后地方；先对国外广播，后对国内广播”发展规划。会议还提出推广“九台经验”。1955年10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发展农村广播网”。“九台经验”成为推进农村有线广播建设的主要模式。

1958年5月1日，我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开始实验播出，并于9月2日转为正式播出，每周播出4次。次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第一次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道在天安门转播首都各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和群众游行实况。此后，每逢“五一”“十一”庆祝活动广播电视同步转播实况。1960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彩色电视试验播出成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六个开始彩色电视试播的国家（后因经济困难暂停）。1961年4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在北京转播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举办的世界性体育赛事——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北京电视台首次向西德、巴西、澳大利亚等国出售电视片。

到1960年，广播电视整体发展到当时最大规模。全国拥有广播电台135座，电视台和电视实验台23座，县广播站近2000座，有线广播喇叭600多万只，从业人数达到3.44万人。三年困难时期，广播电视压缩规模，调整布局，电台减至91座，广播站几乎压缩一半，电视台减至8座（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沈阳、哈尔滨、长春和西安实验台）。

1965年9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人民广播诞生20周年题词。毛泽东的题词是：“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新中国成立后曾以9月5日作为人民广播诞生纪念日）。随着经济好转，太原、武汉、合肥、无锡和吉林市电视台先后恢复播出。1965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共开办4套节目；北京广播电台使用27种外语和5种对华侨广播的汉语普通话及方言播出，每周对外播出687小时，全年收到133个国家和地区的听众来信28.62万封；北京电视台与28个国家的电视机构建立了交换节目关系，向30个国家寄送电视片473条。根据中央要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自1966年元旦起开办对农村广播，农村广播网得到加强。文革前，县级广播站发展到2001座，广播喇叭约有848万只，超过压缩前水平。

2.停滞复苏阶段

文革开始后，广播电视遭受严重挫折，处于停滞徘徊状态。各地电台被军管，除少量自编节目外，一律转播中央台节目。中央台一大批有影响的名牌栏目停播，增加各类政治性节目，新闻内容重复，稿件冗长，每次30分钟的新闻节目，通常只能播出几条。文艺节目只能播8个“样板戏”、8首历史歌曲和3部电影录音剪辑。电视播出曾一度中断，后相继恢复，主要播出主席语录、新闻简报和各种群众集会等。由于政治需要，电视装置得到加强。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方租用美方彩电设备，协助转播活动讯号，这是首次从我国通过国际通讯卫星向国外发送电视报道。1973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恢复彩电试播，并于10月1日转为正式播出。同年12月，中央广播事业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名义致电亚广联：决定行使亚广联正式会员权利并获通过。1975年12月，首次当选亚广联理事。据商业部和中央广播事业局统计，截至1975年底，全国共有黑白、彩色电视机46.3万台，其中彩色电视机5900台。电视机分布情况：城市占68％，农村占32％。电视传输逐步由寄送节目改为微波传送，1975年建成可通达26个省市自治区的微波传输网。1976年7月1日，北京电视台试播《全国电视新闻联播》；10月23日、26日两天，通过三大洋上空的国际通讯卫星，向国外传送了首都军民庆祝粉碎“四人帮”伟大胜利的电视片，36个国家和地区收转了该消息。

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广播电视开始复苏。中央人民广播台逐步恢复各类名牌栏目播出，1977年1月8日，在《联播》节目播出“首都人民纪念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一周年文艺晚会”录音报道，这是《联播》首次播出长达l小时的文艺晚会录音报道，透露出文艺春天即将来临的讯息；11月14日，恢复播音员报名制度；12月，北京电视台恢复面向全国播放的教学节目。1978年1月1日，北京电视台恢复由播音员出图像报告节目，《新闻联播》定名播出。5月1日，中央批准北京广播电台更名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更名为中央电视台。此后，一些原来以省会城市命名的各地电视台陆续改名以省名冠名。6月，中央电视台租用国际卫星，从阿根廷向国内转播第11届世界杯足球赛实况，这是我国电视台第一次通过卫星从国外传回赛事讯号。12月，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简称中央三台）作了全面及时报道，见证并向国内外传达了中国即将改革开放的消息。

复苏后，广播电视整体恢复或超过文革前水平。到1978年，全国共有广播电台105座，县广播站2300多座，电视台37座，1千瓦以上电视发射台和转播台237座，电视节目可传到26个省市自治区(内蒙古、新疆、西藏未通)，全年向83个国家和地区寄出227个主题的电视片，计1862个拷贝。据初步统计，全国广播人口覆盖率达62％,电视人口覆盖率达36％，广播电视从业人员近18万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使用38种外语和5种汉语(普通话及4种方言)播出，每天累计播音l36.5个小时，全年收到127个国家和地区的听众来信10.56万封。

改革开放前29年，广播电视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被视为耳目喉舌，处于优先发展的地位。文革时期，虽然一度受到冲击、发生严重倒退，但由于迅速采取军管措施，广播电视设施、人员得以保全，节目播出没有中断，电视甚至还获得超常规发展。总的来看，从1949年到1978年这29年，广播电视工作者不畏艰难、发奋创业，初步建立了全国传输覆盖网络，建立了全国联播机制，建立了一支勇于拼搏的记者队伍、建立了初步的人才培养机制。中央高度重视广播电视的专业性，注意选派政治强、懂业务的同志担任领导工作，注重研究对内、对外传播规律，要求广播电视“自己走路”，发挥音响、画面、播音特色，倡短求新，根据需求办节目。这些为广播电视在改革开放后持续快速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人才保障。

二、改革开放以来广播电视建设成就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广播电视步入持续快速发展轨道。这一时期总的基调是改革、创新、发展，依据重点不同，又可分为改革创新（1979～1999）、巩固提高（2000～2012年）、融合发展（2013年～至今）三个阶段。

1.改革创新阶段

1979年1月28日，上海电视台播放我国广播电视史上第一条商业广告——参桂补酒，揭开改革开放后广播电视改革创新发展的帷幕。在这一阶段，国家实施“四级办”方针，建立健全管理体制，颁布《广播电视管理条例》，推进“村村通”工程，系列台和主持人节目蓬勃兴起。广播电视被划为“第三产业”，一些地方尝试企业化改革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政策法规支持是改革发展的重要保障。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1980年10月召开的第十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总结了新中国成立30年来广播电视宣传的基本经验,讨论和明确了广播电视的性质、新时期的宣传方针、任务和奋斗目标。1983年3月召开的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两个方针：一是“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事业建设方针；二是“以新闻改革为突破口，开展多种经营”的产业发展方针，对新时期广播电视改革创新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同年10月，中央批准实施“四级办”建设方针（史称37号文件），极大地调动了地方办广播电视的积极性，各地普遍建立健全了地（市）、县两级广播电视管理机构。为进一步加强对广播电视工作的统一领导和管理，1982年5月，中央决定撤销中央广播事业局，成立广播电视部。1986年1月，划入电影管理职能，改为广播电影电视部。1998年6月，改组为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实施“管办分离”。为保障广播电视健康有序发展，1997年国务院令(第228号)颁布实施《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确立了现行广播电视管理体制的法律地位，授予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设立和管理广播电台、电视台的职责和权限，这是我国首部全面规范广播电视活动的行政法规，在广播电视法制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改革释放了活力。这一阶段，广播电视发展迅猛，广播电台、电视台数量迅速增加。到1996年广播电台增至1238座，电视台增至880座。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分别达到83．7％和86．1％。1999年，根据中央领导指示和有关要求，推动地（市）、县两级播出机构职能转变和无线有线合并，电台、电视台数量开始压缩。以新闻改革为突破口，各地办台模式和节目创新风起云涌。1986年12月15日，广东珠江经济台开播。以“大板块、主持人直播、听众热线参与”为特征的“珠江模式”风靡大江南北，广播掀起系列化改革热潮。主持人登堂入室，成为广播电视节目明星。1993年5月1日，央视开办大型早间杂志节目《东方时空》，开创中国电视改革先河。1994年4月1日，《焦点访谈》开播，掀起舆论监督旋风。1996年3月16日，《实话实说》开播，成为第一个电视谈话节目。电视栏目化、频道专业化、新闻直播化成为节目改革的主调。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中央三台精心组织、全力以赴，出色完成直播报道，让全国人民见证了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的重大历史时刻，极大地提振了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向心力，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正在崛起的新形象。

为解决广大农民群众听广播、看电视难的问题，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自1998年起在全国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按照“巩固成果，扩大范围，提高质量，改善服务”的要求，大力提高农村广播电视无线覆盖水平，逐步消灭“盲区”，构建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到1999年底，基本实现已通电行政村“村村通”广播电视的任务，广播、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分别达到90.4%和91.6%，让党和国家的声音传进千家万户。

2.巩固提高阶段

进入新世纪，广播电视面临深化改革任务，探索前行，巩固提高。无线有线合并、县级广电职能转换基本完成。据官方公布的数据，2000年全国有广播电台304座、电视台354座、广播电视台1446座，从业人员49.46万人。 从2003年7月开始试点，2005年全面铺开的文化体制改革，把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列为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为适应新要求，广播电视实施了一系列深化改革措施，如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开展集团化改革、推动电台电视台合并和制播分离改革、推动广播电视经营性单位转企改制、构建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等等，总体上推动了广播电视再发展，但集团化改革遭受严重挫折。到2010年底，在全国需要转企改制的75个电视剧制作机构中，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等70个完成转企改制；完成或基本完成有线电视网络整合的23个省级网络公司按照要求逐步建立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并有9家有线网络公司成功上市。 为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完善管人管事管资产管导向相结合的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奠定了基础。这一轮深化改革，以体制机制突破为特征，以广播电视行业由模拟向数字整体转换和政企分开、政事分开为标志，实现了体制机制从局部向整体、由微观向宏观改革的转变，推动广播电视在观念、政策、法规、管理、技术等各个方面发生重大变革。

2000年开始实施“西新工程”，各级政府投入达250多亿元，历时9年，基本解决西藏、新疆等地、省区1亿多人口听广播、看电视难的问题。2005年中办、国办发文，把“村村通”工程列为农村文化建设的首要工程；2006年启动新一轮“村村通”工程建设；2007年明确“十一五”期间“村村通”工程建设目标和任务；2009年开始以直播卫星应用为重点，加快推进“村村通”工程建设。到2010年底全面实现20户以上已通电自然村村村通广播电视，使80%以上的农村人口能够用电视机、收音机直接收看收听到包括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第七套节目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套节目在内的4套以上无线电视节目和4套以上无线广播节目。

这一阶段，广播电视法规建设速度加快。一是推进国家层面相关法律的立法准备和司法解释。2003年调研起草《广播电视传输保障法》，2011年高法发布《关于审理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是修订和制定行政法规（即国务院令）。2004年修订《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2009年国务院令（566号）公布实施《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录音制品支付报酬暂行办法》。三是制定一批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2001年至2010年十年间，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共制定发布62个部门规章，内容涉及新闻宣传、安全播出、市场准入、节目制作、内容审查、广告管理、公共服务、设备入网、网络视听节目监管等。标志着我国广播电视管理走上依法行政的轨道。

这一阶段，广播电视宣传面临重大考验，均交出满意答卷。2003年，堪称“广播电视直播年”。面对伊拉克战争和突如其来的非典，广播电视人沉着应对，以主持人和嘉宾谈话方式，就单一事件开启长周期、高密度、全方位的连续直播，央广推出《海湾零距离》、央视推出《伊拉克战争直播报道》，创造新闻改革的又一个里程碑。其间，广播《行风热线》、电视问政节目渐次升温。2008年中央提“按新闻规律办事”，在雨雪冰冻、汶川地震等重大灾害发生时中，广播电视记者迎难而上，冲到抗灾报道第一线，讴歌中国人民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顽强意志，也彰显了广播电视媒体在应对突发事件和灾难救援方面的独特价值。2003年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2008年北京奥运会惊艳世界、2010年上海世博会圆满谢幕，广播电视将这些重要事件连同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声音和图像传遍全球，极大地改变了世人对中国的印象和中国媒体在世界的形象。

到2012年，全国共有各类广播电视播出机构2579座，有线电视用户2.14亿户，有线数字电视用户1.43亿户。广播、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分别达到97.5%和98.2%，从业人员超过70万人。 带着这份厚重的成绩单，中国广播电视走进新时代。

3.融合发展阶段

在新旧世纪之交，互联网开始显现媒体功能。各地广电媒体抓住时机，相继开办网站网台，尝试向网络延伸。之后又借助微博、微信等探索开展台网互动。面对新兴媒体日益崛起带来的挑战，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促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构建和发展现代传播体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动媒体融合发展重大任务。2014年8月中央印发《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强调融合发展重在“融为一体、合而为一”，要尽快从相“加”迈向相“融”，着力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体。

从2013年起，广播电视整体跨入融合发展阶段。2013年初，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印发《关于促进主流媒体发展网络广播电视台的意见》，提出将网络广播电视台提升到与电台电视台发展同等重要地位，推动台台资源互动和深层融合，打造具有广电特色的网络视听新媒体。为推动职能转变和资源整合，2013年3月，中央决定将新闻出版总署与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合并，组建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5年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2016年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快广播电视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意见》，明确要求：力争两年内，在局部区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十三五”后期，取得全局性进展。

在党和政府大力推动和支持下，广播电视行业开展了多种多样的融合实践。到2017年，央视主打视频业务，基本建成多屏幕、多平台、多终端“一云多屏”传播体系，包括桌面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手机央视网、央视影音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公共场所视频传播平台、4G视频集成播控平台）、宽带互联网（IPTV、互联网电视）以及社交媒体（“两微”矩阵、海外社交媒体账号）四大平台，“央视新闻”形成“三微（微博、微信、微视）+客户端”产品格局，重大新闻“融媒体”演播室与电视差异化直播，实现小屏反哺大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与小米合作推动央广网上台阶，打造智能娱乐互动信息平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收购唯一域名的“中华网”，打造中华系列全媒体多语种国际品牌。上海广播电视台致力于打造适应移动人群需求的新媒体产品，推出超级智能收音机——“阿基米德FM”，全国一千多家电台频率入驻，成为互联网用户收听广播的第三大应用。湖南广播电视台举全台之力办芒果TV，使之成为媒体融合的引擎，打造以我为主的IP化生态体系。这些融媒体团队，成为传播的新锐，每逢两会召开、领导人高访抑或9·3阅兵、神舟飞船与天宫二号对接、G20峰会、一带一路峰会、十九大等重大活动和新闻现场都活跃着他们的身影，所制作的H5页面、短视频、动画图表，以及花样翻新的VR、AI黑科技产品，与广播电视报道同频共振、相映生辉，创造了过亿的点击率/阅读量。随着首颗高通量通信卫星实践十三号发射成功，我国智能化传播网络建设，拥有了从卫星到5G再到WiFi的完整技术支持体系。

2018年3月，中央决定，将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闻出版”和“电影”职责划归中宣部，组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其主要职责是拟订广播电视、网络视听节目服务管理的政策措施，加强广播电视阵地管理，会同有关部门对网络视听节目服务机构进行管理。同时决定将中央三台合并，组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其主要职责是组织精品生产，推动多媒体融合发展。新组建的广播电视总局一手抓宣传管理，一手大力推进智慧广电建设。要求加快实施台网联动、先网后台、移动优先、协同发展，加快全国有线网络整合和互联互通平台建设，加快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开创高新视频产业发展新局面，推动我国广播电视行业高质量创新性发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一盘棋思路确立“5G+4K/8K+AI”融合发展方略，将央广网、国际在线、央视移动网“三微一端”视频直播流共享，展现1+1+1>3传播效果。10月，CCTV-4K超高清频道和广东台综艺频道4K超高清节目相继开播，全国有13家有线电视网开通4K超高清业务。12月，基于5G技术的首个国家级新媒体平台开建。这一系列举措，标志中国广播电视致力于引领高新视频新业态的决心，体现出“主力军”挺进网络“主战场”的强大声势。

截止2018年底，全国拥有广播电台、电视台、广播电视台等播出机构2647家，是1949年的54.02倍、1978年的18.64倍。广播电视节目制作能力大大提高，全国有节目制作经营机构近2.7万家，是1978年的189.45倍，从业人员97.90万人，是1978年的5.44倍；全年广播节目制作时间为801.76万小时，电视节目制作时间357.74万小时，分别是1982年的51.69倍和550.37倍。广播电视播出能力日益增强，公共广播播出1526.7万小时、公共电视播出1925.0万小时,分别是1982年的20.08倍和211.18倍。全国广播、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分别达到98.94%和99.25%，比1978年分别提高36.94和63.25个百分点。有线电视网络高清化、智能化发展态势良好。2018年全国高清有线电视用户9257万户，比2017年增加1886万户，同比增长25.59%；有线电视智能终端用户1884万户，比2017年增加1183万户，同比增长168.76%。网络视听节目服务收入223.94亿元，比2017年增长56.62%。新媒体业务收入467.76亿元，比2017年增加190.10亿元，同比增长68.47%。 初步呈现广播电视与网络视听一体化发展的良好局面。

礼赞新中国，奋进新时代。截止2019年8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建成4K超高清频道技术系统，并于国庆前夕全面开通，向全国直播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庆典高清视频。原中央三台所属“三微一端”整合为超级移动客户端“央视频”，通过它和各频道垂直客户端分发，对庆典活动进行全方位多角度报道。据统计，电视端总收视达7.99亿人次，总台自有新媒体平台和第三方合作平台总体阅读浏览量达45.98亿次，其中视频直点播收看次数超过36.93亿次。 “央视频”出品4K超高清直播电影《此时此刻——共庆新中国70华诞》信号接入全国70家影院，是电视与院线的首次联手，视觉冲击力产生爆款级观映效果。这为将来把奥运会、世界杯赛事信号引入院线，开辟广播电视新蓝海打下了伏笔。4G改变生活，5G改变社会。随着5G实用阶段的来临，智慧广电除了传递信息、服务生活，还将在现代社会治理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智能网关接入家庭，将给客厅带来前所未有的视听体验和享受智能生活的天伦之乐。可以预见，未来广播电视前景光明，将赢得从“办新媒体”到“用新媒体”再到“变融媒体”的华丽转身。

三、新中国70年广播电视发展经验与启示

简要回顾我国广播电视70年走过的道路、取得的成就，可以从中汲取许多宝贵经验，利于我们守正创新，启示未来。

第一，坚持政治家办台办网原则，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导向。只有坚持政治家办台办网原则，才能保持清醒头脑，实现党对媒体的绝对领导，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始终坚持党性原则，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担负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和任务。

第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理念，不断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样化、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把人民作为宣传主体和服务对象，努力把宣传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呼声有机结合起来，把教育引导群众和服务群众、提供娱乐有机结合起来，顺应民心，尊重民意，关注民情，致力民生，不断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精品力作。

第三，坚持不断改革广播电视体制机制，解放和发展广播电视生产力。现存广播电视体制机制，是在不同历史时期，针对特定国情世情，逐步创立、完善和发展起来的。它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内在逻辑，至今已经形成“四级办”格局和一整套法规保障体系，建成包括无线、有线、卫星、IPTV等多种传输覆盖方式，无线有线互补、星网结合、天地交融，多层次多格局的传输网络。这是广播电视坚持解放思想、求真务实、与时俱进、不断改革的结果。随着媒体融合带来的深刻变化，还会产生进一步改革的动能，但无论怎样改，都要尊重历史，尊重广播电视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坚持科技引领，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第一要务。

第四，坚持依法行政、依法治理原则，网上网下一把尺子量到底，保障广播电视健康有序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广播电视法规建设大大加快，中国特色广播电视（版权）法规体系逐步完善，法治建设保障机制逐步建立，广播电视依法行政水平进一步提高。适应网络视听兴起的形势要求，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完善导向管理全覆盖制度，强化网上网下“同一标准、同一尺度”管理规范，有力地维护了公平竞争的传媒发展秩序。实践证明，坚持依法行政、依法治理，是广播电视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保障。

第五，坚持贯彻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方针，努力提高广播电视国际竞争力。中国正在发挥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和国际秩序维护者的重要作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产品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名片，提高国际传播能力的重器。我们要创新对外话语体系，把中国主张放到国际视野中，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进行考量，坚持和而不同，尊重和承认各国文化差异，有效回应海外受众广泛关切，着力展现中国文明、民主、开放、进步的良好形象，赢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认同。

第六，坚持“教学研”一体化协同发展方略，为广播电视融合发展源源不断提供人才保障。广播电视是高科技、高智力行业，人才是维系这个行业欣欣向荣的生命线。20世纪50年代，我国只有一所高校培养广播电视专门人才。目前我国已有200多所高校开办400多个与广电相关的专业教学点，每年向广电行业输送3万多名毕业生，满足从本科到博士、从技术到人文各个层次、各种岗位的人才需求。针对融合发展和提高国际传播能力的新需求，应坚持“教学研”一体化协同发展思路，加强广电行业与高校的联络，供需见面，为高校开展实验实习、科研项目提供服务。同时延展在职教育、继续教育功能，开创育人用人新机制，着力营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机制和环境，促进人才合理流动，为各类专业人才实现其理想抱负提供更多通道，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良性局面，确保广播电视改革发展后继有人。

（作者系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注：由于历史原因和统计不规范等因素，造成改革开放前29年广播电视发展统计数据或缺失或几种工具书记载相互矛盾现象，为避免以讹传讹，本文起草过程中参照历史档案进行了重新统计、订正，对部分数据参照间接文献资料进行了评估，首次核实、补齐了相关数据。

参考文献：

《中国广播电视年鉴》（历年）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报告》（历年）

《广播电视改革与创新》（历年）

《21世纪中国广播电视大趋势》，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2年版

《中国广播电视改革发展十年回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2年版

《中国传媒前沿观察》，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年版

《中国广播电视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8年版

《中国广播电视编年史（第一卷）》，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9年版

《电视研究》（历年）

《中国广播》（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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