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軍新書總結職業感悟：主持人人格應放在第一位

央視著名主持人朱軍新書《朱軍熒屏悟語》日前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是國內第一本由主持人撰寫的關於主持傳播的專業著作。雖然本書作者自謙為“熒屏悟語”，但是，與以往主持人的隨筆、散文、欄目紀錄不同，本書是其二十年來在央視主持的職業感悟的一次理論升華。他在自序中寫道，我們隻有將主持人的人格放在第一位，首先去探討如何讓一個人去可持續發展的時候，才能真正地了解到一名主持人的可持續發展之路。中新網特別刊發《朱軍熒屏悟語》自序，以饗讀者。

自 序 思索與前行

作為國家舞台上的一名傳播者，我願以這樣一個標題為引領而展開論述。近二十年在中央電視台(下文簡稱“央視”)的從業經驗常常讓我反思、總結主流媒體和身處其中的從業者們需要承擔的責任與明確的使命，以及整個主持行業在當今時代環境下前行發展的方向。身為一名國家舞台上的主持人、某些場合裡國家和民眾的代言者，我也深刻認識到，社會突飛猛進的發展使傳播者在身份、角色、功能等方面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全球化及新媒體的影響在現代生活中的滲入，更對傳統的大眾傳媒提出了新的挑戰—主流媒體中的主持人和主持傳播活動迫切需要提升和改進，以適應社會環境，發揮有效功能。

在主持《藝術人生》之前，我曾經在舞台上站了十幾年之久，從演員到報幕員的經歷，使我對舞台非常熟悉。但是，在長達數十年的晚會類節目中，主持人與節目的關聯度不強，僅僅是提供節目的基本信息。主持人於觀眾也是高高在上的疏遠距離。因此，要想樹立主持人自己的品牌，就必須使自身融入節目並形成節目的重要部分，甚至代表所主持的節目的形象。從一定程度來說，作為主持人的我，代表了《藝術人生》的很多價值理念和審美情緒。

我在著作《時刻准備著》中曾經寫道：“《藝術人生》誕生在我人生變故和事業也亟待轉型的2000年，當我珠光寶氣地站在隆重的舞台上感受星光燦爛的時候，我這個穿哥哥姐姐剩下衣服和綠軍裝長大的孩子曾經深深地不安，被華服包裹並沒有讓我感到人生發生了變化。在這同時，中國的電視文藝和人們的審美觀念則經歷著翻天覆地的變革，當我們都以為舞台就是‘那樣’的時候，人們開始學會審視生命中朴素和誠意的美麗，而華麗成了束之高閣的擺設，我那流利的表達、渾厚的男聲成了一個淺見的符號，飄揚在CCTV之后﹔當我一年承擔著數十台晚會的主持，習慣了星光熠熠的時候，我甚至可以預見自己最終會有的失落的一天。恰好，《藝術人生》來了，及時雨一般，淋濕也點醒了風光的我。”

這段話寫於《藝術人生》給我帶來改變之后，我也期望這樣的改變能夠給同行們帶來啟發。主持人應該以什麼樣的角色來參與節目，才能說明是參與營造了節目的品牌形象？作為《藝術人生》的主持人，與嘉賓談話的意圖不是就某一觀點展開解釋與說明，而是要通過主持人與嘉賓面對面的交流，通過個體真實的生存狀態、情感取向，折射出整個社會較為廣泛的背景，甚至進一步上升至人的價值及終極意義的回歸。這就要求主持人作為節目代言人表現出更多的文化氣質，呈現出智慧性和理性色彩的個人形象。

在我看來，一名主持人的品牌一定是他(她)極大程度上參與了整個節目的創作，也就是說，這個節目凝結了主持人的想法，主持人與節目之間產生了最緊密的聯系，也隻有這樣，這個節目才具有主持人的烙印，才能說主持人品牌成功地建立了起來。節目主持人在成功完成角色定位后，觀眾會自然而然地將其作為節目的代言人，形成一個固定形象。這種形象的確定性使主持人具有品牌價值。每一個品牌節目的背后，都站立著一名優秀的節目主持人，很多觀眾是通過主持人來記住某個節目的。

但是，隨著電視手段的日新月異、電視新節目及新主持人的不斷涌現，以及電視觀眾口味和需求的逐漸升級，主持人的可持續發展也面臨著越來越多的新挑戰。這足以讓主持人們應接不暇。在主持人同質化現象十分嚴重的今天，觀眾對千篇一律的主持人的遺忘、“喜新厭舊”的速度之快，也是前所未有。如何建立自己的品牌，在受眾的心中站穩腳跟，成為每一位主持人都應該思考的問題。

一名主持人的品牌需要在保持自我風格的同時不斷地超越原本的自己，穩中求變，進行轉型。另一方面，節目永遠是理性和客觀的，電視節目在所有藝術形式中，甚至是最不像藝術的，它客觀的記錄，理性的表述，讓人迅速地記住，也迅速地忘記、更新。在這一前提下，品牌轉型后的可持續發展又成了主持人們的一大困惑。電視的制作中有太多必須遵照的客觀和理性，也有很多主持人必須做到的規則。當談到主持人的可持續性發展的時候，我害怕聽到年輕而經歷少的同事因一種規律而判斷人生，因為電視節目的發展規律往往和一個人的成長經歷是分不開的。

所謂“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尤其是當節目的素材是“人”的時候，我覺得自己即將經歷從來沒有體驗過的人生，突然發現那些書本和資料上的關於“採訪、主持”、關於交談的技巧都變成了失效的過期藥，甚至產生了副作用，讓嘉賓產生了抗藥性﹔而當我丟失技巧甚至都忘記了看鏡頭的時候，我常常想，“主持”就是我的職業，而后綴那個重重的“人”字才是真正的目標。我選擇了一個和生命渾然一體的事業，即使做好了工作也不能心安，讓我永遠沉浸在與節目一致的人生的態度中而不能自拔。在主持中，我經常是在理性與感性之間切換，我不是一個西醫的外科大夫，能將人的喜怒哀樂化驗成一個個生硬的英文字母或數值，甚至摘除他的頑疾而縫合成健康的軀體，我也許僅僅是中醫，用含蓄的望聞問切打通生命脈絡的共鳴。因此，我其實害怕分析任何人的人生，我保留著自己可以“恍然大悟”的愚鈍，我不想因為老練、精於提問而被贊賞。當新的主持人與我交流採訪心得的時候，我隻說的“真誠”，仿佛在敷衍后生，虛無縹緲，但是除了分享、誠意這類的言辭之外，多說一詞仿佛就有誤人子弟的嫌疑。在人的面前，是找不到規則的，我的非科班的職業背景，我的“不專業”，我的“原生態”甚至幫了我，生命中一草一木、一言一行都悄無聲息地幫助我積澱了為人處世的經驗。這個職業，也許太適合我了，風格就是人格，我的職業評價就是我的道德評語，難得的是二者合一了。

以上一些是我在《極端制造》這本書中所寫下的話，也是我對於主持人可持續發展給出的答案。一名主持人發展道路和一個人的發展道路常常有驚人的契合之處，我們隻有將主持人的人格放在第一位，首先去探討如何讓一個人去可持續發展的時候，才能真正地了解到一名主持人的可持續發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