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安徽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芮必峰【2】

“留校辦報紙是我接觸新聞的起步”

1978年春季（注：77級是1977年冬季考試，1978年春季入學），芮必峰如願進入了安徽大學中文系就讀，他說，“上了大學之后，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志向，就是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這是當時非常真實的想法。我在班上算不上刻苦的，我們寢室其他同學天天到圖書館佔座位學習，我因為在下鄉時養成了抽煙的壞習慣，所以就在寢室裡看書。我們班有一個同學，入學時連英語的26個字母都認不全，等到畢業的時候，他已經可以翻譯英文小說了，這四年裡他從來沒有睡過一個午覺，就是爭分奪秒地學習。和同學們相比，我是非常慚愧的。”盡管如此，芮必峰的才氣在那個年代已經嶄露頭角，1981年他就在安徽省知名刊物《江淮論壇》上發表了《也談〈女神〉與“泛神論”》一文，初出茅廬就旗幟鮮明地表達了與時見不同的文學評論觀點。

“我大學論文做的就是郭沫若研究，《郭沫若文集》我從頭到尾翻讀了幾遍，郭沫若的很多詩我都能背誦，他的歷史劇和散文我也讀了很多”，芮必峰說道，“我一直都非常感謝大學的現當代文學老師劉元樹教授，這位老先生對我的幫助比較大，我的畢業論文就是他指導的，也是他幫我把文章推薦給《江淮論壇》的。”讓芮必峰念念不忘的這位劉元樹老師正是當年川西軍閥劉文輝之子、大地主劉文彩的親侄，因為家庭成分的緣故，他從安徽師大輾轉調往安徽大學，並且和芮必峰成為忘年交。“我們畢業的時候，劉老師建議我留校搞現代漢語，因為當時中文系最缺現代漢語老師，但是我拒絕了。”激情澎湃的郭沫若研究讓芮必峰對看似平淡的現代漢語毫無興趣，他最終被分配到安徽大學黨委宣傳部負責校報出版。“這就是我接觸新聞的起步。”芮必峰不忘強調。

1982年，從校報工作開始，芮必峰懵懵懂懂地走上了最初的新聞工作之路。“我們校報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盡管一個星期隻出一期，但是從組稿、改稿、劃版、排版、校對直到最后的發放稿費，我全都干過。正是這一年讓我對‘新聞生產’的全過程有了了解”，芮必峰笑道，“盡管當初還沒有‘新聞生產’這個概念，但我就是從這時候開始熟悉這些的。”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安徽大學在新中國新聞教育逐漸復蘇的大環境下也悄然開始了重整河山的大計。1980年，經安徽省教委（現教育廳）批准，早在1958年重建時就計劃開設新聞系的安徽大學，在歷經政治動蕩的止滯之后被獲准重新開辦新聞專業，並於1984年經國家教委（現教育部）批准正式招收本科生。就在這百業待興求賢若渴之際，芮必峰的人生軌跡再次被改變了。

“當時我們中文系的系主任徐文玉老師，專門找到學校行政樓三樓的黨委宣傳部，就在辦公室裡直接跟我談，問我願不願意回來幫他一起辦新聞專業。我猶豫再三：一方面，‘新聞無學’的思想已經在我腦海裡根深蒂固﹔另一方面，既然留在高校就要‘搞教學不搞行政’的思想也一直影響著我。最終，我還是決定回去了。”芮必峰說，“當時學校宣傳部部長是不同意我走的，但是我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我對他說了這樣一句話：‘我希望你把我當作自己的孩子來看待，如果我是你的孩子，在這個關鍵的選擇當口上，你是會把我留在這裡，還是會放我走？’他大概被我這句話打動了，結果放我走了。”

然而，離開了宣傳部，面對接下來的事業，芮必峰卻用了“篳路藍縷，慘淡經營”八個字來形容。“1983年，我們那裡基本上還沒有專業教師，當時從安徽青年報調過來一位老師，叫王中義，他是復旦大學新聞系的畢業生，也是第一任的新聞專業主任，后來又陸續調來了兩位教師。我剛到新聞專業就被派出去進修了，1983年到1984年在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進修班學習，1985年到1986年在復旦大學新聞系進修學習。”

談及最早接觸新聞學的感受，爽直的芮必峰連吐苦水，“那時的新聞學根本談不上知識體系，我在人大進修時托朋友去北大圖書館借了幾本書，還都是新聞業界人士寫的那種文集。甘惜分老師給我們上課時拿的是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獻匯編，給我們布置的課外參考書都是《馬克思傳》《聯共黨史》《列寧傳》等等。‘新聞無學’這個觀點我一直堅持著，直到1986年從復旦進修回來以后才慢慢發生了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