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安徽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芮必峰

1977年的冬天，插隊在馬鞍山郊區紅旗公社蔡村大隊的知識青年芮必峰正在挖塘泥時，收到來自安徽大學中文系的高考錄取通知書。提及那一刻的心情，他用“欣喜若狂”四個字來形容。這樣的情景，時至今日依舊是上一代知識分子心中熱度猶存的集體記憶。作為77級大學生中的一員，芮必峰的命運和所有經歷過這段人生轉折的人一樣，從此發生了改變。然而，又與大多數人不同的是，在那個充斥著諸多“不得已”以及“被安排”的年代中，芮必峰的人生軌跡卻始終被一種自己把握命運的力量牽引著：桀驁不馴，逆流而上，服從卻又不屈從。

可以想象，假如沒有下放時頂著巨大的社會壓力，毅然決然不辭而別備戰高考﹔假如沒有留校時堅持己見，選擇進入校黨委宣傳部自此由中文與新聞結緣﹔假如沒有其后果斷告別行政崗位，以教師身份投入安徽大學新聞系的籌建﹔假如沒有一以貫之獨具一格的行事風格與學術性情﹔假如沒有博覽群書另辟蹊徑的學術志向與研究旨趣，他或許就不是今天的芮必峰。但是，眼前這位嬉笑怒罵的皖籍學者就這樣行雲流水地將自己的成長心路坦誠鋪展，他的人生故事中所流露出來的主體性意識，與他在學術研究中所關注的主體性問題一樣，果決鮮明，深邃犀利。

獨立的學術思想往往離不開獨特的學術個性，“言人所未言，見人所未見”，這是一切創造性活動的開始。當面對關於學術人生的終極追問時，芮必峰不假思索：“我不喜歡做人雲亦雲的研究，這就是我的追求。”

“我的高考復習時間隻有一個星期”

“我出生在一個很普通的家庭，父親是一位基層干部，部隊轉業后在工廠做書記，母親是一位普通的工人。家裡一共兄弟姐妹三人，我是老大，還有一個弟弟和一個妹妹。從小父親對我要求就很嚴格，比如我每天都要練字，沒寫完就得挨揍。”芮必峰開門見山，笑著聊起了自己的童年。“另外，因為父母都要上班，所以小時候，弟弟妹妹的吃飯和學習這些事情基本上都是我做主，甚至從很小起我的被子都是自己洗，這也是我印象比較深的。”芮必峰在歷練中養成的獨立與主見，自小可見一斑。他繼續聊道，“我父親年輕的時候在部隊裡喜歡抄寫一些詩歌、文章，那些筆記本在家裡都是公開的，我們可以隨便翻看，所以我從小也養成了抄寫各種東西的習慣，直到現在我這樣的筆記本還有很多。后來教書時我總會隨口引用一些東西，學生們說我記憶力好，實際上不是記憶力好，是因為小時候記下來的東西總是忘不掉。所以，憑著小聰明，從小學到高中，我的成績都是名列前茅，在班上沒有落下過前三名。”說到這兒，芮必峰不無得意。

“可是‘文化大革命’當中遇到了波折，大家普遍都不學習了，我也一樣。”芮必峰感慨，“現在回想起來，那個時候還是得益於我父親的嚴厲管教，我這個性格如果不是他的嚴厲管教，現在是什麼樣都很難說。”他笑道，“我父親其實從來也沒有說過對我有什麼期待，就是要我好好讀書。我小學念了六年半，初中念了三年，高中念了兩年，直到1975年高中畢業后，我就下放了。”

談起下放這段經歷，芮必峰饒有興致，“實際上，下鄉對我的影響還是比較大的。我就在馬鞍山郊區，當時叫紅旗公社、蔡村大隊、楊橋生產三隊。我們生產隊的情況還不錯，只是知青和社員是同工不同酬，男知青七分工，女知青五分工。雖然剛下去的知青確實干不過社員，但是我總覺得有些不公平。我原來是理科成績不錯的學生，后來為什麼慢慢轉向文學了呢，就跟這段經歷有些關系”。芮必峰解釋道，“下放時，我們雖然干農活同工不同酬，但是如果我給大隊寫的稿子能在廣播站播發，生產隊就給我記十分全工。那都是貧下中農干不了的活兒。”芮必峰笑稱。“我最得意的就是不僅公社經常播我寫的廣播稿，郊區廣播站也播過我的稿子，郊區是當時農村最高的行政直管單位，當時那真是轟動。”就這樣，年底分紅時，芮必峰用辛苦賺來的工分換到了700多元錢，而除了這筆巨款之外，能說會寫的芮必峰很快就當上了當地的小學教師。

“1976年，我在蔡村大隊楊橋村小學教書。當時我們是一個人承包一個班，語文、數學、音樂、體育全教。恢復高考的消息傳下來以后，我們村上的20多個知青，成績稍微好一點的都請假回去復習了，有的提前兩個多月，有的提前一個多月。我因為做小學老師，走不了，生產隊也不讓我走，結果一直堅持到臨考試前的最后一個星期。”芮必峰回憶道，“我當時覺得自己期望值還是比較大的，因為從小學到高中，平均水平在那裡，因此我特別想回去復習。看到別人都回家了，心裡面更是非常的著急。所以到最后隻剩下一個星期時，我毅然決然，不辭而別就走了。”正是這個大膽的不辭而別，給芮必峰惹下了意料之中的麻煩。“高考結束后當晚我就趕回了生產隊，希望能把這個印象給慢慢扭轉過來。可回去之后就立馬被告知，教師不給當了，還給我派了最臟最重的活兒——挖塘泥”，芮必峰苦笑道，“我們馬鞍山有個老火車站，火車站旁邊有個池塘，多個公廁通到這個池塘。冬天水枯的時候，我們就下去把塘泥挖出來用拖拉機運回去肥田。奇臭無比。我就干了幾個月這個活兒。”

關於參加高考的這段經歷，芮必峰最念念不忘的還是父親對自己的鼓勵，“我的高考復習時間隻有一個星期，當時壓力很大，我考前給自己弄了一張表安排這一個禮拜的復習時間。可是第一門數學就把我考蒙了，一道微積分的題目根本不知道從哪裡下手。我本來打算放棄不考了，可父親對我說，‘你干個事情要有始有終。不管干得好干得壞，都得干下去。’就這樣，堅持下來以后，后面語文、史地、政治也就越考越順手了。”芮必峰說，“我的高考錄取通知書就是在挖塘泥的地方收到的。當時我穿著父親抗美援朝時留下來的一件破棉襖，腰間扎著草繩，腳上是一雙大膠鞋。有人給我送來了通知書，我打開一看，是安徽大學！當時真是欣喜若狂，把鍬一甩，走了，我不干了！這就是我當時的真實經歷。”說到這裡，芮必峰爽朗大笑。

77級大學生是新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個特殊群體，他們不僅是一屆大學生的指稱，更是一個重要的歷史符號與時代拐點。芮必峰在30多年后不禁感慨，“就是結構體制決定了你，運作機制決定了你，沒有什麼選擇”。回首往昔，這喟嘆中又何止是他一個人的命運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