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安徽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芮必峰【4】

“我是國內最早研究芝加哥學派的人”

從1983年開始從事新聞理論研究至今，30多年來，芮必峰的研究興趣及成果主要集中於中西方新聞傳播思想、新聞專業主義和新聞生產等幾大領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芮必峰還是國內研究芝加哥學派的第一人。

“1989年之前，我基本上都是處於摸索階段，厘清一些核心概念，梳理一些理論脈絡，所以說，20世紀90年代之前的研究成果很少。1989年‘六•四’風波帶給我的影響比較大，我差點准備改行了，直到有一次我們在蘭州參加一個學術會議，李良榮領著我去拜訪甘惜分先生，那次拜訪給了我很大的觸動。”芮必峰回憶道，“當時甘老師興致勃勃地給我談了他的‘多聲一向論’，並且告訴我他專門給胡喬木寫了封信，提出能否在中國一兩個大城市中辦一張不代表任何黨派，允許發表不同聲音但是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報紙，可是胡喬木告訴他現在還不行。我清楚地記得，甘先生操著他的四川話說，‘你們看，這麼點的一道門縫他們也不讓鑽’。我在甘老的驚人轉變中看到了他反思地力量，於是回來以后我也增加了動力，開始有意識的接觸社會學，並且注意到了芝加哥學派，后來對傳統傳播學流派的奠基學說提出了質疑。”

的確如此，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芮必峰陸續發表了《人類社會與人際傳播——試論米德和庫利對傳播研究的貢獻》（1995）、《傳播觀：從“自然主義”到“人文主義”——傳播研究的回顧》（1995）、《西方“媒介哲學”評介》（1996）、《人類理解與人際傳播——從“情境定義”看托馬斯的傳播思想》（1997）、《健全的社會與健全的傳播——試論弗洛姆的傳播思想》（2003）、《人際傳播：表演的藝術——歐文 ·戈夫曼的傳播思想》（2004）、《你我交往使社會成為可能——齊美爾人際傳播思想札記》（2006）、《傳播學的視野——讀E.M.羅杰斯〈傳播學史〉札記》（2006）等一系列學術論文，從米德、庫利、托馬斯到弗洛姆、戈夫曼、齊美爾，從符號互動論、社會互動論到擬劇理論、情境定義，再到社會幾何學、形式社會學，芮必峰早在20世紀90年代就從人際傳播的內涵入手，開始了一條不同於經驗學派的傳播學治學之路。

“施拉姆自從1982年向中國介紹了他認為的傳播學四位奠基者之后，國內絕大多數學者都沿襲了施拉姆的觀點，但我覺得這是有欠公允的。我認為米德和庫利的研究相比拉斯韋爾、盧因、拉扎斯菲爾德、霍夫蘭更貼近傳播學的研究問題本身，我們對於傳播學的思想應該重新認識。”正因如此，芮必峰說道，“我從1994年前后就開始陸續發表文章闡述我的觀點，在國內關注芝加哥學派的，我應該是最早的一個。”

除了對芝加哥學派情有獨鐘之外，芮必峰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研究興趣還包括新聞理論的基礎核心課題。“我后面做的都是些非常基礎的理論研究，主體間性一直是我關注的問題，我就是想把新聞學研究引向一個更具理論深度的基礎性研究領域，比如我1994年發表的《試論新聞傳播接受者的主體性》，我和陸曄去採訪寧樹藩老師，整理出來的《關於新聞學理論研究歷史與現狀的對話》（1997），還有在那之后寫的一篇1.8萬字的《新聞本體論綱》（1998），包括2004年發表在《新聞大學》上的《新聞與新聞報道》，這些都是我非常願意做的基礎性研究。”

進入新世紀，芮必峰的研究興趣又從早期的基礎性理論研究轉向了視野更為開闊的新聞生產、媒介權力以及新聞專業主義等領域，這其中既有著他個人學術旨趣的轉變，也與他求學復旦的經歷有關。009年博士畢業以后，芮必峰陸續發表了一系列高質量的學術論文，包括《新聞生產與新聞生產關系的再生產——以“宣傳通知”及其執行情況為例》（2010）、《描述乎？規范乎？——新聞專業主義之於我國新聞傳播實踐》（2010）、《媒體與宣傳管理部門的權力關系——以“命題作文”為例》（2011）、《新聞專業主義：一種職業權力的意識形態——再論新聞專業主義之於我國新聞傳播實踐》（2011）、《新聞學研究中功能主義取向和方法之思考——以“新聞專業主義”為例》（2012）等等，這些文章基於跨學科的宏觀視野對媒介權力及新聞生產所進行的深入探討，也顯示了芮必峰學術研究功力的再一次升華。

2013年，芮必峰從院長職位上卸任，他說，“現在的我已經完全進入了另一個境界。我並不是有意識地去做些什麼，無功利地讀書，無功利地寫文章，這本身就很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