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制作成本低廉，內容簡單粗糙

目前在台灣制作最貴的節目就是《康熙來了》，單集制作費是50萬新台幣，相當於10萬人民幣。然而這在台灣已經算是天價，其他的訪談類節目基本上隻有4-5萬元左右。這些費用除了支付通告藝人們的勞務費，已所剩不多。正是由於制作成本過低，造成台灣今日大量節目內容粗糙，隻能靠通告藝人在棚內耍嘴皮子。他們為了能夠在演藝圈更好地生存下去，懂得如何在眾多聊天者博取搶話出鏡的機會、如何能夠在逼仄的談話空間裡拼命想“梗”以爭取節目效果，博取收視率﹔他們穿插在不同的節目裡面對著主持人、現場嘉賓、觀眾而非自己的知心朋友或親人講述自己的隱私和故事﹔而面對海量的同類節目，對應的卻是他們有限的可以談論的隱私，因此，就不可避免地重復，不可避免地造假（從網絡上尋找有趣的故事或者借用自己知道的故事）。這種制作粗糙的節目勢必會左右觀眾的審美判斷，解構電視藝術的審美張力。一打開電視，盡是那些熟悉的面孔在聊著一些重復的故事，很難提起興趣繼續看下去。

（三）電視人才大量流失

人才是電視節目創作的重要支撐。近些年來，台灣電視市場的低迷下滑，大陸電視市場卻迎來了蓬勃發展的局面。因此，台灣電視界人才包括主持人、嘉賓、制作人才等，都瞄准了更為廣闊的大陸市場，紛紛北上尋求更大的發展空間。例如主持人歐弟、阿雅、唐從聖、陶晶瑩、庾澄慶等都加入了大陸節目的主持團隊裡，而其他藝人包括林志玲、羅志祥、阮經天、陳意涵等一些台灣一線明星都紛紛加入大陸明星真人秀節目，就連《康熙來了》的主持人蔡康永也在過去兩年裡加入了兩檔網絡自制節目《奇葩說》（愛奇藝）和《百萬秒問答》（芒果TV），其工作重心也逐漸從台灣轉移到了大陸。此外，一些具有制作經驗的電視工作人員也陸續來到了大陸就業，這些人才的流失都給台灣電視業帶來了致命的打擊。

當然，台灣電視這些內部存在的積重難返的問題，終究是因為資本的原因。台灣的綜藝節目隻要收視率一下降，隻能收編再收編，最后隻剩下最“經濟實惠”的談話綜藝節目在存活。但是不景氣的經濟也讓人才紛紛離去，他們或轉型（近期的某一集《康熙來了》請制作人來聊天，其中好多制作人都選擇創業開咖啡館了）或北上大陸撈金，都離開台灣電視行業﹔由於人才的流失，自然電視節目制作水平就無法提高，節目內容的創意也就更加無法有所創新，因此慢慢就就形成了今日的惡性循環。

二、台灣電視的外患

正如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一樣，隨著新媒體以及互聯網的發展，外來電視節目對台灣電視的沖擊影響巨大。由於台灣電視節目本身有著較大的局限性，大量台灣本土民眾尤其是年輕觀眾通過網絡把目光投向外來電視節目，而在這其中影響最大的就是日韓電視節目、中國大陸電視節目。

（一）日韓電視的外來沖擊

近些年來，日韓電視節目在全亞洲影響甚大，尤其是韓國正將影視作為文化產業輸出國門的重要商品，從電視劇到綜藝節目，在亞洲遍地開花。韓國的綜藝節目在創意、制作以及明星嘉賓方面，都處於亞洲領先的位置。《Running Man》《我們結婚了》《爸爸去哪兒》《蒙面歌王》《人氣歌謠》《無限挑戰》等節目不僅在中國大陸影響巨大（后陸續被引進），在台灣同樣也是深受廣大青年觀眾的喜愛。這些節目（尤其是明星真人秀節目）在創意、綜藝性上都遠超《康熙來了》《國光幫幫忙》這類棚內綜藝，節目制作水平也十分用心精良。因此，制作粗糙、缺乏創意的台灣綜藝節目被韓國節目趕超成為必然趨勢。

而日本對台灣綜藝節目的影響早就有之，在上世紀90年代加劇，日本的偶像劇和綜藝節目在台灣形成一股“哈日”熱潮。有線電視開放以后，甚至專門成立了緯來日本台、JET日本台等。一些日本經典的電視節目如《超級變變變》《金頭腦》《男女糾察隊》都在台灣受到觀眾的追捧，而台灣自制的節目如《超級星期天》《紅白勝利》以及大量節目則開始模仿日本節目的創意甚至直接抄襲內容。由於台灣節目大量抄襲日本節目，其后果就必然造成版權糾紛以及總體節目因為原創性不足而限制了向外擴展的空間，大量節目的內容同質化現在也十分嚴重，這一點導致台灣節目漸漸失去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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