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譜的把關人

家譜的把關人就是家譜的編修者，其身份隨著家譜功能的歷史演變而相應變化。“賈而好儒”的徽商積極參與修譜，這一特殊群體在家譜編修活動中的影響也不容忽視。

（一）史官修譜

隋唐以前，家譜作為官員選拔和通婚的重要依據，由國家設立的專門機構主持編修。周代就有官員專職負責貴族家譜的登載與管理，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史官修譜制度。兩漢時期，封建王朝的中央政權，設有“宗正”機構，其重要職責之一就是王族家譜的編修和保存。魏晉南北朝時期家譜編修之風開始盛行，形成譜學。這一時期，官府設立常設機構“譜局”，專職編修家譜，家譜也作為重要文獻，保存在官府中，以備選官之用。隋唐時期，隨著科舉制度的實行，家譜在官員選拔中的作用不復存在，但由於唐王朝的倡導，唐代官修家譜之風仍很盛。

史官修譜的對象不限於某一家族，而是對全國范圍內或者某一郡的所有士族家譜進行甄別、認定，予以匯編或選編，一般比較真實公正，有公共傳播的性質。

（二）公修家譜

宋元以后，家譜的政治功能減弱，“尊祖、敬宗、睦族”的倫理功能隨之加強，家譜的編修由官方轉至民間，宗族一般設立譜局修譜，家譜成為宗族管理的重要手段。

家譜的編修工程龐大，歷經時間長，參與人員多。主導家譜編修的多是族內的退休官員、族內尊長和有功名人員。參與修譜的人一般在譜上登名，以激勵后人積極參加修譜，這種情況稱為公修。明萬歷五年刊印的《新安大阜呂氏宗譜》，集中了36人的編修力量，設有總裁、編修、催督、考訂、謄書、刊譜等多個職責崗位，各司其責。公修家譜全族參與，集體修訂，所以規模宏富，內容涉及面也廣。

（三）私修家譜

私修家譜憑個人力量撰寫，譜的規模一般較小。明萬歷間曾任貴州布政司左布政使江珍所撰歙縣《溪南江氏族譜》，不分卷，僅1冊。

私修家譜是個人行為,其組織傳播的屬性弱化，傳播內容受編撰者學識、修養、個人愛好的影響很大，族譜中收錄自己的詩文和褒揚直系祖父母的文章相對較多。如徽州《溪南江氏族譜》的撰述部分，大部分是江珍父母兄弟的行狀事跡。私修家譜受宗族利益的束縛相對較少，撰寫過程中間沒有太多的條條框框，所記錄的社會情狀，比公修的家譜更接近歷史原貌。

（四）商人對家譜編修的影響

經濟因素的滲透和把控始終伴隨著傳播活動。修譜作為一種大規模的傳播活動，需要家族有雄厚的經濟基礎，這為商人介入修譜，進而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提供了可能。

商人參與修譜，最典型的莫過於明清時期的徽商。徽商以自己雄厚的經濟實力，成為家譜編修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他們通過編修家譜宣揚商業理念，使傳統儒家思想中儒賈之間的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調和。明代歙縣的文學家汪道昆在《太函集》就表達過“良賈何負閎儒”的理念。

很多家譜通過設立家傳，滿足徽商名垂家史的精神追求。徽州家譜記載了大量徽商的傳記和行狀，歙縣《竦塘黃氏宗譜》記載了吳盛“泉布出入，不假簿記，籌算心計之，雖久，錙銖不爽”。在封建社會商人社會地位普遍低下的情況下，家譜為商人立傳，體現了商人對家族話語權的把持，也顯示了傳播活動的經濟基因。

四、家譜的組織傳播功能

一般認為大眾傳播有環境監測、社會協調、文化傳承和娛樂等功能。家譜作為一種組織傳播媒介，具有特殊的傳播內容和傳播機制，其在傳播功能上與大眾傳播媒介也有所區隔。

（一）道德教化

族規家訓是家譜中的重要內容，也是家譜中最為族人熟悉和看重的部分。各個家族的族規家訓內容不盡一致，但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在各族家譜中均為最重要的內容。除此之外，還有“睦族人”、“和親友”、“恤孤貧”、“戒賭博”等教化內容，對家族成員的行為、舉止提出規范性的要求。《方氏重修宗譜》中對此有所陳述：“立宗法以提撕之、宗法之，又明譜系以匡植之。是以恩義浹、親義篤，春夏有禴祀以著其誠，秋冬有蒸嘗以致其敬，至於升降進退之儀，食飲陳設之禮，以及族人燕會之規，纖息備具，井井有條為朱子《家禮》之所雲者，故教化大行，風俗媲美。[6]”在徽州“仁讓”社會風氣的形成和保持過程中，各族家譜的宣揚起到了重要作用。

族規家訓是灌輸式的宣講，而經過精心選擇粉飾的家傳則是一種典型報道的宣傳手法，以族人中的優秀人物事跡為后人樹立榜樣，起到潛移默化的教育作用。

在家族的一些儀式場合，族長會宣講族規家訓和先人的優秀事跡，將文字傳播和口頭傳播相結合，實現家譜傳播的教化功能。家譜可以說是每個家族成員實現社會化的最初的教科書。

（二）文化維模

美國著名社會學家帕森斯強調了文化的維模功能，即任何民族的文化經過長期歷史發展都形成了相對穩定的結構模式，這種文化結構模式可以對外來文化進行選擇，並對本土文化進行自我保護。當外來文化對維護原有的文化模式有利時，便容易被接受﹔反之，維模功能會竭力阻止外來文化的傳入，維護本土的文化空間。

作為一種傳播媒介，家譜在家族文化的建構和維護中起到重要作用。家族成員通過學習族規家訓、家禮儀節和先輩事跡，體認家風，傳承家族優秀文化基因。家族文化成為社會最基本的文化圈層，為圈層內的族眾提供精神滋養和文化身份，同時排斥異質的外來文化。基督教在徽州的傳播，長期以來受眾規模有限，祁門“天主耶穌兩教咸同以來入教者甚屬寥寥”，黟縣“奉天主耶穌各教者，蓋不多見”[7]。加上僅有的教徒文化層次偏低，決定了基督教對晚清徽州文化生態無法產生實質性影響。

家族文化在與外來文化或外族文化的接觸中，沒有被同化或融合，反而更加守護“本族”傳統，堅韌地構建出了“我者”與“他者”的文化身份識別系統，這其中，家譜無疑扮演了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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