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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譜作為組織傳播媒介的觀照【3】

以明清徽州家譜為對象

王業明
2016年06月28日09:45 | 來源:今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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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控制

任何一個社會組織,都要靠傳播而存在,組織內部的協調或控制是組織傳播的一項重要功能。宋代以后,家譜修訂的最重要目的就是“收族”,家譜規范了族人的行為舉止,掌控了族人的思想價值,在維護家族共同體和協調社會關系的過程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明清時期許多宗族都將鄉約刊刻在家譜中,警示子孫按時完納錢糧。徽州《祁門平陽汪氏宗譜》在“家規”中就告誡族人:“三限兩稅,國有常典。需辦官稅,先期輸納,即或年荒歲歉,亦要設法以杜官債。……切不可拖欠,至差比較,有礙臉面也”。

康熙帝曾頒布《上諭十六條》,要求全國各省、府、州、縣官員認真對老百姓進行宣講訓導。十六條的主要內容有“敦孝悌以重人倫”、“黜異端以崇正學”,以及“完錢糧以省催科”等。《上諭十六條》在家譜中也廣為收錄,如《績溪璜上程承啟堂世系譜》《皖潛程氏續修族譜》等。

(四)媒介記憶

媒介記憶理論將媒介視作人類記憶的延伸,是一種可共享、可傳遞的社會性記憶活動。作為傳播媒介的家譜承擔著家族記憶的建構者、傳播者功能。這種依靠血緣紐帶流傳下來的家族記憶,以“物質專屬符號系統”的形式濃縮了族群歷史,幫助族人表述和証明自我,使族人的自我身份得以廓清,在身份認同的基礎上產生對家族的心理認同。

媒介記憶是社會記憶與個人記憶之間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紐帶。家譜不僅展現了一個家族的世系及重要人物、事件,還從微觀層面上為人們呈現了一幅幅地方社會的民俗、經濟等歷史畫卷。族人通過接受這些家族信息和社會信息,完成對於基本社會規范、社會習俗的認知,建構起個人記憶的基礎,在實現個人認同之外,也獲得了社會認同和文化認同。

由於歷史、政治、文化及個體等因素的影響,家譜傳播中存在“選擇性記憶”現象。家譜編修者在家族信息採集、遴選和編撰過程中,經常會有意識地強化對家族或編修者有利的信息,同時淡化、扭曲直至遺忘有損家族形象的信息,例如秦檜雖曾官居高位,但其家族歷史的記載卻語焉不詳,其本人在秦氏家譜中更無從查找。這種“選擇性記憶”造成家譜中記憶強化和記憶空白兩種極端情況。

五、結 語

隨著農村宗族活動的復興,當代家譜的修訂重新受到重視,家譜也體現出了對現代社會的適應性,如各種適應新的社會環境的族規家訓。家譜的媒介形式也有所創新,出現了眾多家譜網站和各種電子家譜。作為一種延續至今的極富中國特色的本土傳播現象,對家譜編修活動的研究,是傳播學不應忽視的一個命題。

參考文獻:

[1] (美)赫伯特•A•西蒙著.詹正茂譯.管理行為[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4.

[2] 郭慶光.傳播學教程[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

[3] 周鴻雁.儀式華蓋下的傳播:詹姆斯•W•凱瑞的傳播思想研究[D].上海大學,2010.

[4] (美)詹姆斯•W.凱瑞著.丁未譯.作為文化的傳播¬——“媒介與社會”論文集[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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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清)劉汝驥.陶甓公牘•卷十二[Z].宣統三年. 

(責編:霍昀飛(實習)、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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