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聞生產的變革

1.採訪環節的變化。在傳統意義上，新聞採訪是新聞記者為了新聞報導，對新聞信息進行的搜集、整理、分析、綜合等活動。新聞採訪為新聞寫作提供了堅實的材料基礎，它在新聞生產鏈條中處於最基礎、最關鍵的一環。當前，中央編輯部的建立使新聞採訪環節出現了網絡化傾向。

採訪部門具體的改變有三個方面。第一，對於新聞記者而言，需要更加准確地給編輯部報題，這樣可使編輯部有更加充足的事件對當晚的內容進行編輯﹔第二，對於採訪記者而言，記者需半個小時內發 140 字以內的快訊，兩小時內發500字左右的消息﹔第三，進一步加強網絡的滾動稿與紙質報紙稿件內容的差異性。現階段，報紙廣告依然是報社的主要收益來源，如若稿件以流動方式發布，則報紙稿件處於滯后狀態，這會造成報紙受眾的流失。因此，滾動稿與報紙稿的差異性需突出，在報紙端強化深度和延伸閱讀。

2.編輯環節變化。隨著中央編輯部的成立，報紙端口，微博、微信與APP端口以及大洋網三個端口“物理性”地合並在了一起，合並的地點在原來的夜編中心。地點的統一性為“統一指揮，統一把關”制造了條件。

統一化管理最核心的是關於人員的配備。中央編輯部成立后，夜編新聞中心主任兼任中央編輯部的執行總監，全媒體新聞中心主任以及大洋網總編輯都是副總監。此前，報紙端口的負責人工作轉變為了統籌。這樣的人設框架的設置，保証了端口發布內容的質量，也考慮到了安全出版。

隨著中央編輯部的成立，在編輯流程方面也發生了改變，即專門組織了直接隸屬於中央編輯部的人員對內容進行基本編輯，編輯的內容一方面是技術上符合網絡閱讀的特點，另一方面是確保政治上的安全性。

3.發布環節變化。成立廣州日報社中央編輯部是一個歷史性的舉措，它完成了報紙端的出版發布和各個新媒體端口的發布統合在一起。而在此之前，廣州日報社的新聞發布在三個截然不同的端口。即夜編中心擁有紙質報紙新聞的發布權，全媒體新聞中心發布微博、微信以及APP上的新聞內容，而大洋網則擁有網站新聞發布權。此前，以上三個部門在機構上是並列關系，相互之間的溝通並不密切，三個新聞發布端口基本上是“各玩各的”。尤其是大洋網，自成立之日起，大洋網的財政就採取獨立核算的方式，人員工作地點並不在報社本部，並且採編上自成一體，經營上有獨立的指標。

四、中央編輯部發展的制約因素

新媒體時代，傳統報紙所面臨的挑戰是全球性的，也是全行業的，沒有哪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媒體能夠避免這個挑戰，中央編輯部所形成的開放式新聞生產也同樣面臨這樣的挑戰，現階段中央編輯部面臨的既有內部的困境，也有外部的制約。具體來說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新聞的主觀性和個人性顯現。“對新聞的一般性理解，已經開始游離作為新聞業規范的以事實為核心的話語框架，而明顯地呈現出主觀化、個性化特征，新聞不再僅僅屬於自上而下進行控制的傳統新聞傳媒結構的范疇了。[4]”在新媒體生態環境中，報紙議題的建構方式發生了明顯的改變，多元化的新聞源動搖了報紙議題的主動地位。由公民個人、非新聞機構、社交媒體、集體行動者等建構的熱點議題開始全面滲透。來自這些管道的信息以微博、博客、論壇等碎片化式信息進入報紙版面，形成了新聞業的主觀景象。

第二，獨家新聞減少，新聞漸趨同質化。新媒體時代的一個最主要特征是新聞線索的全面開放，隨著傳播技術的發展，互聯網逐漸取代傳統新聞來源方式，成為傳統媒體獲取信息的重要來源管道，報紙獨家新聞的報導內容越來越少，這也使得不同報紙的新聞內容出現同質化的趨勢。報業從業人員的業務要求變為如何讓公眾在第一時間獲取到信息，以及能夠利用個體的社會資源及時補充第一時間發布信息的資料，形成規模的后續報導，或者對新聞進行個性化包裝，讓新聞在見諸報端時能夠吸引受眾的眼球。

第三，制度性控制加強，輿論空間變窄。近年來，我們發現新聞管制“禁令”抵達報紙編輯部的時間越來越快，規定的內容也越來越具體細致，在發生突發事件時，地方政府部門應對媒體的防備能力以及利用宣傳口徑影響媒體發稿的技術也不斷提高，報紙從業者不難感受到輿論環境的不斷收緊。

2010年的“杭州飆車案”剛一發生，網絡媒體報道很多，當地都市報在這段時間對網民曾作出了很好的回應，但是由於制度性的言論控制，在隨后的報導中，報紙不得發布新聞通稿，這種行為加深了網民的質疑，從而形成了報紙與網絡話語權的對抗性博弈。對“杭州飆車案”這一事件的傳播，可以看出，地方傳統媒體角色尷尬，新聞工作者由於各方壓力在應對這一事件時感到無力，這使得傳統媒體失去了對這一事件的引導力。長此以往，傳統媒體會逐漸失去公信力與社會影響力。信息不透明也為這一事件后期的網絡謠言提供了民意發泄的借口[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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