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人問津的階段持續了很久

馮雪鬆半開玩笑地聊道：“一位紀錄片編輯曾對我說，‘馮老師，要放在今天，你報方大曾這個選題一定通不過，因為沒有人知道他是誰就意味著沒有收視率’。還有一位廈門大學的教授對我說，‘你一個項目做了十幾年，要放在高校，別說職稱評不上，就連考核都通不過’。不僅如此，我們在電視台工作，做節目也講求績效，人家一年做十幾個片子，我一年半隻做一個片子，所以曾有朋友善意提醒我：‘差不多得了，哪兒找去！’”回憶起這條充滿崎嶇甚至質疑的道路，馮雪鬆將途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樂都化作了人生的財富，他說道，“我理解他們的善良用意，也堅持著自己的腳步。今天傳媒界都在倡導‘工匠精神’，在我看來，所謂‘工匠精神’就是橫一條心，走一條路，成一件事，就是程門立雪，鑿壁借光，臥薪嘗膽，巧奪天工，就是千裡走單騎……這麼多年，其實我一直都是這樣要求自己的”。如其所言，如果沒有超乎尋常的耐力與智慧，馮雪鬆不可能在這條漫長且未知的征程裡克服重重困難，讓一個消失了幾十年的生命在歷史碎片的拼接中重放光芒。

2002年，馮雪鬆被中央電視台派駐澳門記者站工作，開始了長達五年的駐站生涯，然而“尋找方大曾”的行動卻仍然以不同的方式繼續著。在拍攝完紀錄片后的十年裡，無論是在澳門、香港，還是在北京、上海，馮雪鬆一直默默地收集著方大曾的蹤跡，並陸續在《良友》《世界知識》等報刊資料上發現了與方大曾有關的線索。除此之外，馮雪鬆還利用不同形式對方大曾做著推廣，比如在個人博客中會經常提到他，發表“小方今年99”“方大曾是否在人間”等主題的圖文。2012年方大曾誕辰百年之際，馮雪鬆還專程邀請陳申先生和方大曾的外甥張在璇先生，聯系央視網做了一期紀念訪談，叫做《一個時代的倒影——尋找方大曾》。但令人遺憾的是，無論是個人博客還是紀念訪談，有關於此的所有嘗試幾乎都沒有引起社會的關注和興趣，這種無人問津的階段伴隨他度過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讓馮雪鬆沒有想到的是，這段踽踽獨行的孤獨卻因為一本書稿的邀約而洞開了一個新的局面。2013年，在陳申先生的推薦下，上海錦繡文章出版社找到他為方大曾寫一本書，打算在2015年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這個節點推出。接到這個任務后，馮雪鬆馬上開始搜集資料，2014年3月份動筆，6月份就寫完了。他談道，“其實當時的壓力是很大的，因為有太多的未知和空白”。但當他把所有資料整理出來后發現，在這十幾年的過程中，由於精神深處的共處經歷太久了，他和方大曾似乎彼此合成了一個人。於是他索性以一個紀錄片導演的角度，將方大曾一點點從歷史塵埃裡浮現出來，並且用“紙上紀錄片”的形式將他呈現給讀者。

正是在這一設想下，馮雪鬆沉潛十余年的心路歷程在一百多天的寫作時間裡集中迸發了出來，起初，他將這本書作為對多年來“尋找方大曾”的一次總結，沒有將絲毫的利益因素考慮在內，然而《方大曾：消失與重現》一書的問世帶給馮雪鬆的竟是始料未及的驚喜。他說，“在出版合同上我隻填寫了個人信息，包括版稅在內的其他方面都隨出版社處理。6月份我把書稿交給出版社，10月份書就出來了。我和陳申老師都覺得能夠出版就是一種勝利，最起碼對小方和他的家族是個交代。但讓我們沒有想到的是，這本書出版以后，就像集束炸彈一樣引爆了多年埋下的炸點，‘尋找方大曾’這件事不僅開始為人所知，並且引發了大家的興趣和共鳴”。

新書出版后不久，范長江先生之子、汕頭大學長江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范東升教授隨即為其撰寫了一篇書評《用生命當火種的人——讀〈方大曾：消失與重現〉有感》，發表在2014年12月12日的《光明日報》上。《光明日報》的“書摘”欄目也很快推出了對該書的介紹。2014年12月24日，人民日報社的《環球人物》周刊發表了對馮雪鬆的專訪《方大曾：永遠25歲的戰地記者》。2015年2月11日，中新社發布了題為《“七七事變”報道第一人方大曾傳記出版》的消息。幾乎是在同時，新華社於2月12日編發了題為《〈方大曾：消失與重現〉出版——“七七事變”報道第一人浮出水面》的新聞稿。從此，媒體與社會對“尋找方大曾”的關注度越來越高。

在這項尋找的事業中，方漢奇教授對馮雪鬆的影響可謂至深至遠。2015年2月17日下午，馮雪鬆在《大公報》北京分社總編輯孫志女士的引薦下拜訪了中國新聞史學會創會會長方漢奇教授，沒想到初次見面方教授就對其慷慨贊譽，直言“你做了一件大好事！”馮雪鬆回憶道，“方老師說，當時許多文字記者並不具備攝影條件，方大曾絕對是第一人，他希望有一天把‘方大曾’修訂進《中國大百科全書》，成為新聞學卷的第109個詞條，那樣，方大曾就修成正果，‘尋找方大曾’也功德圓滿了。正是在方老師的肯定之后，‘尋找方大曾’開始引發了學界的反響，而方老師的這個期待，也成為了我現在推廣方大曾事跡的極大動力。我希望能實現這個願望，成就一段新聞史上的佳話，我也一直在為此而努力”。

從舉步維艱、無人問津到逐漸收獲了來自社會各界的高度認可與善意嘉許，馮雪鬆的內心是無比坦然充實的。他說，“一個新聞人要善於和自己對話，善於和社會對話，善於和歷史對話，才能知己、知此、知彼。在我的整個職業生涯當中，‘尋找方大曾’這件事是最值得我驕傲的。一個人的上路能夠引起一群人，甚至是一個社會的關注，我覺得值了。今天的這個狀況是我在寫書的時候沒有想過的。這不僅僅是我個人的愛好，這也是中央電視台傳統的延續，體現的是一個媒體和一個媒體人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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