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誕生之日起，媒介便以自身特有的姿態深刻影響人類生活，網絡時代依然。電視等媒介建立了大眾傳媒秩序，並統治了近50年，這場媒體革命的巨大影響之一便是對“權威”的影響。本文依據馬克斯•韋伯“權威理論”、巴納德“權威接受理論”，從媒介表征、屬性出發，探討了“威權媒體”電視的“權威”特性。

關鍵詞：威權媒體﹔媒介屬性﹔權威﹔消解﹔建構

中圖分類號：G2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CN61-1487-(2016)07-2-0031-03

“（我們）時刻都在看電視、討論電視、閱讀電視。”[1]正如西爾弗斯通所言，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電視曾融入人們的生活，佔據生存時間和家庭私人空間，並被自然、快樂地接受著、消費著。在這種遍在、歷時“沉浸”中，電視對人類產生諸多影響：大到全球議題，小到民生軼事，從政治選舉到商業廣告再到街角文化……一個重要領域是對“權威”的影響。電視本身就具備“威權”（即便是在自媒體、公民社會媒體發達的今天，在偏遠地區，電視仍佔據信息接收、信任的主導地位），無論形式還是內容，同時電視也對“權威”實體產生影響。

一、電視的媒介屬性決定電視“威權”

電視之所以能對“權威”產生影響，首先得益於媒介屬性、傳播抑或是符碼特性：能使大范圍公眾、快速、愉悅、長時間沉浸於其所營造的視聽通道情境之中，尤其是在當真正意義上的大眾媒介隻有電視的偏遠地區，效果更為顯著。電視將日常生活、文化時間化，佔據觀眾的生存時間，“隻要電視在那兒，就想看”。根據替代理論，這種對生存時間的“霸佔”所形成的“威權”，為電視內容傳遞到客廳、眼前、腦海，提供了可能。內容層面的隱性輸出：從視聽新聞到娛樂綜藝，電視呈現觀眾樂於接受並自覺沉浸的節目，電視權力在自覺或不自覺的接收中實現，遙控器不代表擁有而是被消費。電視權威還在於代表概率多數、現場和專業。在保持人際關系、規避孤立本能驅使下，當一種聲音被認定為主導多數時,它便能形成民意的反映和表達式的權威﹔借助立體展示，電視使觀眾認為其代表著事實，雖存在對此“擬態真實”批判的觀眾，但批判不等於否定，電視仍是消除不確定的權威源。這種得益於概率多數的群智權威、現場權威、專業權威、抑或是群體壓力的擬態權威，通過電視這個視窗呈現。

古德溫在《電視的真相》中指出電視被認為是最忠實、可靠的權威信息源。[2]報紙雖能創造地緣性權威，但視聽符號能制作出更有說服力的精神產品﹔與網絡相比，電視在一定程度上更大眾，理由之一便是電視（尤其是偏遠地區）不存在顯著的“數字鴻溝”：接收成本較低，在硬件接入溝、接觸層面並不像網絡昂貴，根據選擇或然率、理性行為（技術接受）理論，在滿足基本功能層面，電視使用更廣﹔使用溝方面，網絡需要一定的知識技能和信息素養，而電視則不然，因而更切合大眾﹔理解溝方面，電視文本直觀生動形象、通俗，口味更適合大眾﹔電視收看被認定為“集體儀式”，一些地區至今仍保留著集體觀看的習俗，即便是發達地區，電視（而不是自媒體）仍作為家庭媒體而存在。

二、如何定義“權威”

韋伯認為存在三種形式的權威：傳統權威、魅力權威、理性法定權威。[3]傳統權威如部落和君主制，依賴於傳統或習俗的權力領導形式﹔魅力權威如宗教先知、戰爭英雄，基於個人能力、成就產生﹔理性法定權威以理性、法律為基礎，體現為領導權力，是科層制的基礎。“權威接受理論”認為隻有權威指令信息被接受，權力才能成立，[4]而電視使大范圍接受成為可能。權威通過禁止來實現，如早期受教育權、知曉權。除了傳統權威,本文更多地研究基於信息傳播形成的權威形態。

三、電視與“權威”的相互影響

（一）電視與中央權威

按照媒介偏倚理論，偏向空間的媒介有利於強化權力中心的權威控制，很顯然電視偏向空間。相較於文字時代依靠暴力形式維護的中央權威，如今的手段更加多樣隱蔽：將意識形態、權威形象，以易於接受的形式（新聞、電視劇甚至廣告）傳輸給民眾，潛移默化地構建權威﹔全面覆蓋和強大滲透使電視成為傳播政治文化、形成共識的主要工具，借助媒介事件、儀式激發權威認同﹔作為一種話語，電視將分散觀眾與國民共同體聯系起來，將公共領域的國家和私人領域的個體結合在一起,國家意識融入電視觀眾日常生活、生命體驗，強化中央權威。

同時電視對政治權威具有反向消解作用：把政治丑聞從幕后私下轉到前台公開﹔梅羅維茨認為距離和有限接觸支持了神秘和敬畏，[5]電視拉近了中央與地方、公共與私人的距離，當距離神秘被電視再現，權威便弱化了。

（二）電視與地方行政權威

電視對受眾的影響，受其所處社群文化、結構的影響。在科層制度、文字時期，外部信息諸如政策的傳遞，主要依靠組織傳播，地方行政領袖憑借較早、深度接觸，成為信息精英和輿論權威。電視的出現使村民獲取信息早於行政領袖成為可能﹔電視超強的滲透力和傳播特性有利於傳輸現代意識，提高政治參與熱情﹔本地議題設置不再是行政領袖的特權，保守、封閉的傳播格局得以打破。

（三）電視與信息權威

傳統知識精英權威憑借“時差”，依賴較早對書本知識、實踐經驗的掌握來獲得知識或學術的話語權。然而電視將其威權特性，以第一時間、獨家的形式，賦予收看較多的普通人，打破了信息壟斷﹔精英和大眾同時共享相似信息，動搖了傳統知識“權威”的根基——“時差”，這種“時差”被電視的傳播特性——“共時”消解。

戴恩斯特認為電視肩負有經濟使命。“電視對生命本體屬性(時間)及其社會總體基礎(經濟)具有支配力量”，[6]通過流通框架，電視將物質形象轉換為價值。傳統財富積累依賴經濟信息壟斷，而電視將信息傳輸給大眾﹔廣告的巨大能量很好地表達出電視威權性質：廣告使符號價值得到張揚，而商業集團則用金錢換取電視的象征性權力，獲得說服受眾的話語權，從而鞏固經濟霸權。

電視具有文化試金石功能，而鮑爾德溫等認為文化是爭奪意義表征系統，符碼“意義之圖”的舞台。電視將文化由文字轉換為視聽符號，為廣闊時空內不同種族、階層所享有。一旦某種資源普遍化便會“貶值”，以古典文化為例，原僅為少數人消費，從而維護了精英地位，但電視打破了文化解釋的控制，為了保持知名度，大聖也需搬上屏幕。但電視權威僅是廣度上的，表征的文化應是良性持續的而非同質暴力惡俗的。

（四）電視與宗族、家長權威

電視具有抵制嘲笑傳統權威的作用。得益於地域、組織傳播的封閉性，宗族權威依靠知識經驗，便可在族群場域內維持權威。[7]電視興起后，宗族權威的學識量、知識更新速度遠不及電視，收看電視降低了族人對宗族議題的關注，電視讓族人領略外部迥異的魅力型組織領導。電視對宗族權威的維護更多體現在形式上，如收看位置。家長權威除了輩分，還依賴“時差”建立的知識經驗﹔印刷符碼的復雜性使兒童無法進行深度學習，家長權威得以維護，而電視簡化對信息的接近，提前將成人專屬經驗展示給孩子，在導致童年消逝的同時，對家長知識經驗的依賴也在降低，兒女對家長知識變得不屑，電視搶走了家長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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