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政治層面

在全面深化政治改革方面，媒體和網絡讀者的觀點相似處比較少，而不同之處更為明顯。兩者觀點的相似之處在於網絡讀者跟帖中少數負面的聲音與媒體的基調一致，認為中國廢除勞動改造制度並不是民主進程中的進步，而只是改其名不改其實。這與多年來西方政界和媒體輿論中強調的資本主義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相一致，而中國被詬病為不民主、不自由和不平等的國家。這即是西方所構建的中國形象“對西方文化自我認同的隱喻性表達”（周寧，2011:22）。

媒體與網絡讀者在深化政治層面改革中觀點的不同之處在於：（1）在評論中國政治層面改革新政策時，媒體均以批判的態度看待，最終指向中國沒有進行真正意義上的政治改革，而網絡讀者則贊許這些措施，樂觀評價中國的民主情況。三大媒體通過指摘中國廢止勞動改造制度並沒有改變中國民主狀況、“中國夢是富裕之夢而非自由之夢”等詬病中國民主狀況。網絡讀者更願意以自身經歷和將中國與所謂“民主國家”作對比，認為民主、自由可以根據不同國情而確定形式，但本質是讓每位身在該國的人感受到平等和安全感，中國做到了這點，甚至比有些西方國家做得更好﹔（2）在評論中國反腐力度加大時，媒體認為中國反腐阻力重重最后效果甚微，而網絡讀者認為中國反腐可帶動其他領域發展，亦有利於中德合作。媒體認為反腐在黨內阻力重重，因此出現各種矛盾和讓步，效果值得懷疑。而網絡讀者認為中國在各個領域和層次的反腐有益於中德經濟層面的合作，因為中國是德國商品很重要的銷售市場，反腐進程給予中國經濟改革新動能﹔（3）在談到中國法治層面建設時，媒體強調中國的依法治國是為高效統治服務的，而網絡讀者則認為依法治國作為中國獨特的法治方式，保障了所有身居中國的人的自由、平等和安全。媒體強調雖然中國法治進程不斷向前推進，但中國依法治國與西方的法治有本質區別，中國追求高效法庭，是為政府管理服務的。而網絡讀者在中國切身體會到的是非獨裁、非種族主義，是安全感。

綜觀對中國全面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評價，德國媒體更多從政策層面主觀揣測、指責中國的民主、自由狀況。中國在政治層面的改革層層推進，而德國媒體中的中國依然是那個“虛偽的獨裁者”。因為，與西方擁有不同政治價值觀的國家是“他者”，當不同的政治價值觀相互遭遇的時候，“在道德和價值領域西方世界具有強大的自我肯定的能力”，它們“依靠強大的技術、資本、軍事和制度的優勢將自身的優勢已經強加給了其他世界”（李彥冰，2014:172），因此強調這種差異，它們試圖突顯自身價值觀的無限優越性。而多數網絡讀者用自己的經歷說話，肯定中國的民主狀況，認為中國正在努力改善政治環境，在實現高效廉潔服務型政府的道路上奮力奔跑。

3.社會層面

在評論全面深化社會層面改革時，媒體和網絡讀者相似觀點主要體現在：在談論中國社會保障方面改革時，媒體和網絡讀者均將世界社會保障水平與中國社會保障改革進行對比，肯定中國在社會保障領域的改革。媒體和網絡讀者均認為當今世界社會保障水平不斷下降的趨勢之下，中國在養老保險、醫療保障和職工工資福利等方面卻得到了全面的提升，是負責任大國行動的體現。

媒體與網絡讀者在全面深化社會層面改革中觀點的不同之處在於：（1）在評價中國計劃生育政策改革時，媒體僅強調計劃生育政策的弊端，而網絡讀者卻看到了計劃生育政策對中國各方面發展，乃至世界人口有序增長的積極一面。媒體認為放寬計劃生育政策是中國應對現實的需要，但這並不能改變中國人多、資源少、環境壓力大的現狀，並強調計劃生育政策所帶來的人口過度老齡化、性別比例不平衡等問題。網絡讀者的看法更為全面和客觀，許多網友認為計劃生育政策是一個合理的政策，推動了中國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發展，對世界人口有序增長也做出不少貢獻，而這一政策的放寬是中國社會在人口不發生劇烈增長的前提下持續自由化進程中的一步﹔（2）在評論中國社會現狀時，媒體主要報道中國社會的矛盾，而網絡讀者則秉持更為公平的態度，認為中國社會存在的問題和矛盾在歐洲社會同樣存在。媒體強調中國醫患關系緊張、過度醫療問題凸顯等等，不客觀地放大中國社會矛盾。而網絡讀者則認為例如不同社會群體間矛盾、企業利益至上而損害消費者利益等問題，在歐洲社會也同樣存在。

綜觀對中國全面深化社會體制改革的評價，媒體和網絡讀者均肯定中國在社會保障領域的改革和進步，但在評論中國計劃生育政策和社會現狀時，媒體則強調政策弊端和社會矛盾，認為中國社會是一個“矛盾綜合體”，然而網絡讀者則平靜地反問道：哪個社會不是矛盾綜合體呢？

三、分析與對策建議

德國媒體和網絡讀者眼中的中國形象是迥然不一的，因此，我們“不能將‘國家形象’簡單地等同於‘媒體形象’”（周洋，濮端華，2014:99）。其一，隨著國與國的交流不斷頻繁，除了德國媒體之外，德國民眾了解中國的渠道越來越豐富﹔其二，在現代“網絡社會”中，“人”作為獨立個體的作用更為明顯，“人與人”“人與物”的雙向互動關聯是互聯網時代人們與世界聯結與互動的基礎。個體間跨國界的近距離互動為中國國家形象的多元化創造了條件。正是互動渠道、互動人群以及因此形成的中國形象的多元化決定了我們在建設對外話語體系時更應注重內容、方式、途徑的針對性。

（一）傳播內容體現多樣性

我們期待對外傳播獲得正面效應，能夠提升中國國家形象，但是我們在選擇傳播內容時卻不應僅選擇正面的故事，真實的故事更具感染力，同時，我們也不應避諱有欠缺的故事。比如，在2016年兩會總理答記者問時，有記者問現在有些地方的養老金發放出現了困難，甚至出現貸款發放養老金的現象，中央政府准備坐視不管還是為他們買單。面對這麼一個尖銳的問題，李克強總理回答說確實有個別地方發生了養老金發放困難的問題，養老金是省級統籌的，省級政府有責任和能力保証養老金發放，中央政府也會給予補助。總理不避諱現有問題並努力尋求解決方案的回答，讓聽者感到真實而信服。此外，既然國外媒體與民眾對中國形象的塑造有差異，那麼，我們針對德國民眾的故事就不應僅是政策層面的宣傳和明星精英的故事，而應該將視角放在最平常的老百姓身上，不需要宏大的場景，一些細節足夠打動人心。因為，情感層面的互動人類是共通的，不分國界地域。比如央視系列公益廣告用最細小的角度傳達著孝道、節約、責任感等中華民族的價值觀，將抽象具象化、平民化，直入人心。我們對外國人講故事的時候，也可以借鑒這種方式。

（二）傳播方式注重換位思考

這裡傳播方式既包括一定傳播內容的體現形式，也包括為實現傳播效果而採用的傳播策略。我們在對外宣傳政策層面內容時，常常出現各領域深奧的術語，引用文言文，這就需要考慮三點：一是該術語是國際通用的嗎？若是中國特有的表述，是否應給予相應通俗易懂的解釋﹔二是表述譯成對象國語言后，還能否傳神體現該表述的精髓？對於這個問題，對外宣傳的主體應該採用先咨詢翻譯團隊、后敲定相應表述的方式，應提升翻譯團隊在對外話語體系建設中的作用﹔三是以傳播對象的知識結構是否能夠完全理解該政策內容？若是傳播對象是普通民眾，那麼平實、易懂、具象化、生動的傳播方式更為有效。當然，我們需要注重將中國特色獨有原創的概念向國際傳播，被國際輿論接受。如果將我們獨有的概念與西方原有的概念理論體系相銜接，互為解釋，那麼大多數民眾也能夠讀懂理解。

從傳播策略而言，我們也應注重對象國對類似信息的公開方式，比如對一些重特大災難、事故的處置、對空氣質量指數等社會關注熱點的公開，都需要政府、相關媒體在大眾質問之前就及時而真實地公布，因為中國社會關注的話題也正是外國民眾了解中國時最直接能夠了解到的話題。甚至我們應該主動回答國外媒體、民眾關注的問題，在對外門戶網站上、通過民間交流等形式傳達出去。從另一方面而言，如今學中文已在國外成為一種熱潮，比如有許多留學生自發注冊建設了學中文的網站給自己國家熱衷於了解中國的人瀏覽。這些網站更能夠獲得該國讀者的關注和信任。而學中文不僅是學中國的語言，更是承載了中國的文化、價值觀等等。我們可以為這些網站建設者提供軟硬件的幫助，讓這些由外國人自己創辦的學中文的網站，成為傳播中國文化的有效出口。

（三）對外翻譯側重導向性

盡管翻譯目的自興起以來就聽到了不同的聲音，但是它所強調的目的法則，即翻譯的目的決定了翻譯的策略和方法，在對外傳播的翻譯中有著不容置疑的重要作用。我們應根據傳播的文體、場合、對象選擇不同的翻譯風格和對策，比如一些訪談類的電視節目翻譯需要簡短、易懂，甚至可以為了營造一定節目氛圍對原意無特別影響的詞句進行調整﹔而政策層面文獻類翻譯則以忠實原文為主要原則，需將原文語義完整表達出來，不能刪減、添加任何原文信息。又如針對不同的讀者群，同一文本的翻譯風格也應因人而異，同一份介紹中國歷代史的材料，對此方面的外國專家需用該領域專業術語進行翻譯，而對一般外國讀者則以解釋性翻譯為主。

網絡互動是伴隨新媒體發展出現的讀者更為直接表達個人觀點的途徑，對外話語體系的建設主體應更關注這一形式所反饋的中國形象，區分“國家形象”和“媒體形象”，根據傳播對象更有針對性地選擇講中國故事的內容、方式和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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