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您一直探索將理論研究與中國的新聞傳播教育緊密結合，為我國傳媒高校學科建議及教育模式等提供了先進的方法和前瞻性的思路。您認為現階段我國傳媒高校教育還存在哪些問題亟需解決？要解決這些問題，您有何建議？

喻國明：我們去年也做了一個課題，可以從這個課題當中簡略的來看我們對於這個新聞傳播研究和教育這方面的一些特征。我們做的是關於傳媒經濟學學科領域中外的國際比較，我們發現中國的傳媒經濟學跟國際上的傳媒經濟學研究除了共同點之外還有一些比較特殊的，比如說在國外相對來說他們這種交叉學科研究成果相對來說是比較佔主流的，而在中國相對來說顯得比較單一化。在國外，合作的研究團隊是比較的主流的，而中國研究很多都是以個人為單位的研究。如果是以群體為單位的研究，一般也是以師生這種合作的方式做的研究，所以這種研究方式本身跟我們今天要求交叉學科的這種對於傳播問題研究的要求之間有相當大的距離。還有一個特點就是研究議題方面，我們可能對於報業的研究是比較著重的，一直貫穿這個多少年的研究重點，而在國際上可能對於報業的研究話題相對來說是比較淡的。

當前我們對新聞傳播的研究和教學最主要發展的方向第一就是要緊扣傳媒轉型的大環境。我們跟實踐前沿和學術前沿是有距離的，按道理講我們應該是走在學術前面的，但事實上很多時候做在實踐后邊。這可能是我們今天必須要致力於改變的問題，改變這個問題就是更多的在產學研上的一個合作，沒有這樣的合作我們的這種研究水平和研究質量以及它的這種對於傳媒現實解釋就上不去，這可能是需要改進的方向。

記者：您出版的《中國新聞業透視:中國新聞改革的現實動因和未來走向》截至今年已經有20多年的時間了，這些年來，特別是自“互聯網+”上升為國家戰略以來的近幾年，我國的新聞改革正在經歷巨大的變動，您寫此書當年和現在相比，我國新聞改革取得的成績有哪些？還存在哪些困難或者阻力？

喻國明：《中國新聞業透視》這本書是我1989畢業時的博士論文，這篇論文主要概括了八十年代中國關於新聞改革的現實動因和從機制體制上來重構新的新聞體制的一些邏輯上和實踐當中的一些構想。應該說是整個八十年代新聞改革的一個成果總結。

我一直講整個影響中國傳媒業的任何發展變化機遇也好，還是危機困境也好，其實都可以從影響傳媒業的三個基本維度得到解釋。第一是制度面，第二是市場面，第三是技術面。我的這本書其實更大程度上是在制度面對於整個新聞傳播業影響的一種理論和學術的探討。在這方面的探討應該說還是提出了一些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

這本書的一個價值也就是解決或者說試圖解決這個體制機制面對新聞傳媒業的這種發展的適應性、改變性的構象的一種基本邏輯和基本發展范式方面的東西，但是這本書也有它自己的局限性。在八十年代，整個中國傳媒，還沒有進行過市場化的洗禮，所以，我九十年代的研究一個很突出的特點就是研究這個市場、產業對於整個中國傳媒業發展變化的那種動力性的改變性的重構性，從宏觀到終端一直到業務流程的這樣一種影響和改變，這就構成了我在九十年代的研究的一些特征和成果的主要方面。

以互聯網為代表的這樣的一個因素是一項從技術角度來改變整個中國傳媒業的生態格局以及具體業務流程等，從技術面的角度來進行的一種改造，近十余年的研究重點應該說我是轉移到了這個技術的角度，對中國有影響的問題來進行相關的研究，無論是對新媒體的研究對互聯網、移動互聯網研究、大數據的研究以及VR和人工智能研究，都體現了這樣一個特點。

我們國家目前在這個整個傳媒業的發展當中，其實是受到三種力量、三個基本維度的影響。第一是機制體制面。如何根據新的歷史條件、歷史變化和這個已經重構了的傳媒業的現實使我們機制體制更具有適應性甚至超前性，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任務！理論來說，我們現在在機制體制方面還有很多需要進行深刻改變的方面。這方面的任務還是相當的艱巨和重大的。第二是市場方面。市場對整個傳媒業的發展起到了催化劑的傳導作用，換句話說，他可以使我們對於外界的變化更具敏感性，對資源配置效率有一個很好的介入機制，在這方面我們的市場化程度現在正在進入到一個市場面的發展，現在也由於這個制度體制面的某些限制，在這方面發展也不是很順暢，進入到一個瓶頸狀態。如何來處置跟意識形態相關的資產，如何來進行相應的資產的重構和配置等，這裡也留下了一系列的需要聯系市場的資本邏輯的一些思考的空間。這個任務現在也沒有完成。從技術面的角度來說，對於互聯網發展迅猛的現實我們顯得有點張皇失措，甚至可以說有些手足無措。無論是實踐界還是管理界，對以互聯網為代表的這種技術革命所帶來的社會改變和傳播改變都處於一種焦慮狀態當中。

這些焦慮就導致了我們很多應對的舉措、格局、眼光和顧及的效應都相對來說比較短程化，這也就造成很多政策措施、實踐的舉措短期化和表面化的特征。所以有很多這方面的媒介融合，比如說“中央廚房“等這樣一些概念，解決了一些局部問題，但中央廚房是不是互聯網發展的一種技術邏輯形式，其實應該說完全不是這麼回事，因為現在互聯網成為大數據已經成為媒介生產、傳輸媒介效果實現的一個基本標配。大數據本身比如說數據本身直接成為內容，比如說央視的“據說春運”，還有的數據可以成為用戶市場洞察的一種重要手段，沒有這種市場洞察就不知道用戶在什麼地方、以什麼方式、以什麼需求、什麼內容跟他去相匹配。

我們今天面臨的是整個一種個性化市場和分化市場的形成，而在這個領域裡面如果沒有數據作為導引，換句話說沒有數據建立起來的數據通道我們的很多內容就無法配置到相應的地方去，所以數據也可以建立起所謂的數據傳輸，這就是新聞傳播的數據通道，它可以構建起內容和用戶之間、產品用戶之間的這種數據通道，這實際上就是我們今天所謂的互聯網條例之下媒介轉型的一些特點，它是一個從裡到外、從宏觀構造一直到具體業務流程的一個根本性的革命性改變。

記者：據了解，至2016年底您在新聞學與傳播學領域的論文引文率居全國第一位，可見學術成就斐然，值得年輕的學術探索者學習和借鑒。您可否給他們講一講如何提升對學術理論的判斷力和把握能力，以此促進論文的學術水平和理論層次？

喻國明：講到我自己的這種學術研究，我一直都是以問題研究作為自己的學術導向，應該說在這個研究領域裡邊如果我們簡單地做一些分類的話，可以有兩種，一種是學術邏輯導向的范式，還有一種是問題邏輯導向式。學術問題研究范式最大的好處就是它整個建構起來這種問題研究的方向，研究的成果跟學術體系之間有比較緊密的、系統的、延整的關聯，比較能夠體現這種以有學術范式下的學術創新和學術發現。但是它的缺點是缺少這種革命性因素來改造既有的這種學科結構和學科邏輯。因為它缺少這種意志性的因素的交叉植入，沒有這種交叉式的植入，它有時會有一種自說自話的邏輯傾向，而問題邏輯的好處就在於它“英雄不問出處”，它更大程度上是可以開放性地選用任何一種研究的思路、研究的邏輯和研究的范式來基於問題的解決。

問題邏輯所導引下的這種學術研究的特點就在於它的開放性、解決問題的有效性，以及他的這種交叉學科的特征，問題邏輯雖然在解決具體問題的時候比較有效、比較開放，但是也有缺點，也就是說解決了這個問題，未必能夠解決類似的其他問題，因為它可能受到某些暫時性的特征因素的影響，所以能夠解決此問題並未必在理論上能夠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那種理論特點，所以問題邏輯的解決必須要跟學術邏輯相關聯。

實際上我自己在學術研究方面的一個特點就在於我是以問題邏輯作為自己的學術導向，但是我也時時把問題邏輯跟學術邏輯關聯在一起，即使自己在學術研究有一定程度上的開放性創新性，但同時又把它跟我們既有的學術邏輯之間進行對接及關聯，這也就造成我自己的學術研究的特點就是有一定的開放和交叉創新，但同時又照顧到跟整個學科之間的這種平衡協調和關聯。

對於這些傳媒領域裡邊的年輕的研究者而言，我有一基本的建議就是從一開始的時候要注重這個基本的學術訓練，換句話說做學術研究都有一些基本的程序、要求、范式。比如說寫一篇論文你是要有文獻綜述、要有問題假設的提出，要有整個的問題解決邏輯的描述等，它會有一整套的基本的學術范式，這也有人把它叫做“學術八股”，但這種八股在初學階段時是必須要經過這種“老八股”的一種訓練。通過這樣一種訓練你就能找到你研究問題的症結所在，以及跟其它研究問題成果之間的關聯，不至於找到一位偽問題或者說自己自以為是一個創新問題，其實已經是別人解決了的問題，也可以借鑒別人進行研究方法、研究范式方面的一些成功的和不成功的經驗、教訓。因為很多研究它所以不成功或者說創新程度不高，可能就是他在研究方法、手段方面出了問題，比如說你在做一個工業產品的時候，如果你是一個手工作坊式流程的話，它的質量、它的穩定性一定是不可預期的，如果是流水線作業，它的質量一定是肯定的，而且又具有比較多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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