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聞的意義從何而來

凡是新聞都有意義，都在向受眾說明某個道理，給人以啟示或教益。但它不是由媒體生產出來的，而是從新聞事實的屬性和意蘊引申出來的結果。新聞既是記者對事實的陳述，又是對事實的進一步追尋，揭示意義是新聞報道的主要目的。讓受眾認識事物的真諦，獲得某種理念，甚至直接粉碎謊言或假象，是新聞意義的價值所在。新聞的意義往往隱藏在事實背后，再由記者編輯通過挖掘、整合而顯露出來。記者沒有新聞敏感很難迅速、全部地發現它，更不會准確、深刻地再現它。不同的媒體與記者由於立場差異，對同一個事件有不同的感受，對事實本身就有不同的認識，揭示出的新聞的意義也就不同，這給媒體生產新聞的意義提供了可能。

新聞的意義首先寓於新聞事實之中，其次需要記者的發現、鑒別與詮釋，才能完美地再現。記者對新聞意義的發現，通過考察和透視新聞事實，發現它同人的關系和可能導致的后果，確定它對受眾能夠產生的思想與心理引導。邏輯實証主義者把事實看作是價值中立的，認為在變動不居的世界中唯一不變的是客觀事實，它們是一種離開人的意念而客觀存在的，沒有任何意義可言。依據這種觀點，萬事萬物與人無緣，既不重要也無利害，這種價值中立的觀點完全是主觀臆斷。如果把人摒棄在社會現象之外，任何社會事務都被視作毫無人跡的自然現象，就會抹殺社會與自然界的區別。這種唯心的社會觀，否定社會事實的人為性，勢必否定事實意蘊的存在，即否定社會事實對人的作用和影響。

實際上，無論是一般事實還是新聞事實，隻要它們發生在人類社會，都與人有特定的關系，何況它們一旦被記者選擇並加以陳述，成為新聞事實之后，就會形成受眾的某種認知和情感反應。這樣，新聞事實對人就有了某些意蘊，受眾對它無論如何不會無動於衷，把它當作“中立”的東西來對待。新聞事實“中性說”的理論偏失，不是把新聞事實與一般事實混為一談，而是忽略了新聞事實與人們的固有聯系。正是基於這一點，西方一些新聞學者認為，新聞的意義並不存在於客體，而是純粹的主觀認識，隻能由媒體生產出來。“意義不應被假定居於任何東西之中，不管它們是文本、言說、節目、行動或行為，即使這種活動和對象可能被理解為充滿意義。意義是傳播的結果”“而意義就成為文化的產物”[11]。如果這一結論成立，那麼新聞的意義就完全是記者頭腦和文化習俗的產物，無須根據事實而僅憑自我體驗就可產生。

但是，新聞實踐和社會實踐發現，多數記者和媒體對新聞意義的揭示，都來自新聞事實，從新聞事實中概括出新聞的意義。2001年西方各類媒體對“9·11”事件的報道都揭示了這樣的意義：這次駭人聽聞的恐怖襲擊，暴露了美國社會嚴重的安全漏洞，美國政府的防范能力不堪一擊。此次事件遇難者總數高達2996人，美國經濟損失高達2000億美元，使全球經濟遭受1萬多億美元的破壞，給美國民眾和西方國家造成極度的心理恐慌，經濟及政治安全感遭到重挫，必將發動大規模的反恐戰爭，這又可能引起西方世界和中東地區嚴重的社會動蕩。這一新聞意義究竟是恐怖襲擊事件顯露出來的，還是記者與媒體遐想與傳播的結果呢？答案十分明確，沒有“9•11”恐怖襲擊事件的發生，西方媒體能夠生產出這一新聞意義嗎？

正如霍爾描繪的不同空間所代表的不同意義那樣，“一個人可以抱住和抓住另一個人……如果是妻子處於丈夫的個人距離內，這沒有什麼可指責的﹔但如果是另一個女人這樣做，情況就完全不同了”“這就是與他人保持一臂之距的意義”。美國新聞學者蓋伊·塔奇曼引用了霍爾這一論斷后得出結論：霍爾認為不同的距離產生不同的社會意義，電視人通過不同的鏡頭距離可以表現特定的意義，但這一原理很少在電視新聞片中得到反映。[12]一定的空間距離產生某種意義，空間的遠近則是不同意義形成的前提與根據，盡管人們對這種意義的領會和認知來自文化，但這是第二位的。二者是皮與毛的關系，沒有“皮”怎麼能長出“毛”這個“意義”呢？

隻要把客觀事實與人聯系起來，大量事實都顯露出同人的關聯性，最普遍的關系就是它對人是否有好處，是否符合某些人的觀念和利益，人們是關注它還是毫不理睬它。記者正是用這些尺度來觀察和選擇重要的事實，從中發現新聞的意義。新聞事實一方面具有事實的屬性，是有根有據的、客觀的自在之物，另一方面又是作用於人們的思想、引發其思考與感受的他在之物。這兩個因素使新聞事實顯露出意蘊，經過記者的提煉揭示出新聞的意義。多數記者採訪同一個事件，在一般情況下，對其意義的看法大體一致，因為這個事件的意義對誰都是客觀存在的。如果對同一個事件報道意義不一致，是因為受媒體制度的支配，有人任意“生產意義”的結果。2015年，世界各國記者對猖獗一時的伊斯蘭國極端勢力都做了譴責性報道，認為極端組織作為人類的公敵，是殘害生命、毀滅文化的邪惡勢力，合作反恐是各國頭等的國際任務和義務。除了恐怖組織和恐怖分子外，沒有人否認上述這些意義。

新聞的意義能被客觀地呈現，需要記者運用唯物主義世界觀（worldview）的方法做指導，尊重客觀事實，這樣對新聞事實的看法才會和新聞的自在意義一致。如果媒體及記者在觀察和理解事件時，從自己的利益和信念出發，不考慮事實同公眾的實際聯系和它的客觀情況，就會進入“意義生產”，構思腦海裡的自我藍圖。這時記者通常把事實中的某些因素放大或縮小，以改變事實本身的意指。這是某些記者進行意義生產的慣用手法。

事實的意蘊和新聞的意義是多維的，甚至是多重的，在一條消息中可能透露出多種意義，也可能隻顯露出一種意義。這種區別雖然沒有在根本上否認新聞的自在意義，但說明不同媒體和記者的觀察方法和角度不同，對新聞意義的揭示也有了差別。概括地說，新聞的四種意義——利害意義、是非意義、好壞意義和善惡意義，隻有在受眾內心產生引導與轉化作用，提高受眾識別和掌握真理與實踐道德的能力，才能全部地體現出新聞的現實性。

這四種意義既有分割性，也有內在的聯系性，分別或共生於某個事實中。一個事件發生后，對一部分人有利而對另一部分人有害，不同的人對它的感受也不一樣，由此產生是非、好壞或善惡的不同判斷。不過有些事件，對所有人都有利或有害，這也是常見的現象。在利害關系上，還有一些事件確實是中性的，對人們既沒有什麼害處也沒有好處，記者就不應做出是非、好壞或善惡的揭示。報道太陽黑子爆發、街道上偶發的交通事故或一場失利的足球賽等，這類新聞不直接涉及多數人的切身利益，新聞不會、也不應顯露出特定的意義。這類事件都不是重要新聞，任何媒體對它的報道不會特意注入意義觀察和說明。那些對人有利或有害的事實，反射出人們的肯定或否定、喜歡或厭惡、興奮或驚悚的態度，這類對立的認識和情感在報道中顯露出來，新聞就表達了某種意義。如果一場足球賽的輸贏是由於裁判員被收買、吹黑哨的結果，揭露裁判作弊的新聞就包含了記者的正義感，新聞就會顯露出鮮明的意義。作為新聞媒體報道的主要對象，反映人類的政治經濟生活、道德面貌、社會變遷或國際關系事件，都包含了利害、是非、善惡與好壞的意義。

新聞事實的不同意指和優劣屬性，令受眾牽腸挂肚或觸物生情，與其說受眾有時被事件的沖突性、異常性所震撼，不如說是被事件中的是非善惡所感染。是非善惡彰顯了人類對良知的追求，提振人的道德感和對真理的信仰，這類新聞的意義成為受眾的精神食糧。任何時代都有浩氣凜然的事件，也有各種各樣的困惑和危機。許多事件本來是盡人皆知的常識，許多人卻違逆潮流、無視慣例、矢口否認﹔還有些事實被新聞揭示於天下，是非分明、善惡對決，引發無數人的共鳴。“中國政府倡導‘一帶一路’、合作共贏，有的國家則唯我獨大，遏制別國的發展”﹔“有的國家把自古就是中國固有的領土硬說成是他們的國土，毫無羞恥感”﹔“有的國家到處炫耀武力，卻聲稱別國構成威脅”﹔國內“有人越省偷偷地傾倒垃圾，對害人之惡潛行遁跡”﹔“農民工范雨素靠苦力謀生，做好我自己”……。這些新聞中的是非利害和善惡，明晰地立在受眾面前，它們的意義悄然進入受眾的腦海，用不著煞費苦心地去“生產”編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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