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的意義是生產出來的嗎?

劉建明

2017年07月20日14:57  
 

來源:《新聞愛好者》

【摘要】新聞研究文章中頻繁出現“新聞意義的生產”“新聞意義的再生產”“新聞意義的生產符號”等概念與用語,這都是機械照搬西方新聞學概念,不會產生學術增值。新聞的意義主要來自新聞事實,不是媒體憑空生產出來的。記者揭示新聞的意義,有明示和暗示兩種方法。

【關鍵詞】新聞的意義﹔意義生產﹔新聞工業﹔事實的意蘊﹔意義發現

近年研究新聞意義的文章,常常出現“新聞意義的生產”“新聞意義的再生產”“新聞意義的生產符號”等概念與用語。讀后不禁產生疑問:新聞的意義是生產出來的嗎?媒體究竟如何生產新聞的意義?新聞意義的生產與新聞報道有什麼區別?目前還沒有一篇文章回答這些問題。有學者認為:“選擇事實是建構意義的基礎,意義的生產和再生產以選擇事實為起點。”“受眾心理客觀產生的效果也是一種意義生產。”[1]說來說去,不過是把記者(媒體)賦予新聞的意義或受眾對新聞意義的理解視為“生產”。這種對西方新聞學概念的“硬譯”或機械照搬,不會產生學術增值,反而會使新聞學的科學性遭到破壞。

一、“生產”一詞在新聞研究中的濫用

當下是新聞與傳播學成果大豐收的年代,大量模仿西方觀點和句式的論著,以及生吞活剝的新論層出不窮。新聞研究中頻繁出現的“新聞生產”“內容生產”“新聞意義的生產”“新聞價值的生產”就是一例。這些既不是譯作,也不是引用西方學者的原話,而是把新聞採訪寫作視為“生產”,可說是借鑒西方觀點到了囫圇吞棗、食而不化的地步。

令人深思的是,在別的學科和領域,這種亦步亦趨、緊跟西方走的現象很難見到,即使有也沒有達到如此不求甚解、全盤照抄的程度。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提出“藝術勞動”和“藝術生產”,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聖家族》《共產黨宣言》等著作中還多次使用“精神生產”的概念,把它們作為同物質生產相對的精神活動的稱謂,但他們二人從未把人類的具體精神活動稱作“生產”。至今理論界沒有出現過“理論生產”的說法﹔音樂界也沒有“音樂生產”“歌曲生產”的提法﹔在文學界,很少有人使用“文學生產”一詞,盡管這一概念被列入網絡百科,但多數作家和文學理論家卻恥於使用它,因為文學是一種神聖的創作,不是一般的手工或機器操作。

在馬克思看來,生產“不僅使自然物發生形式變化,還在自然物中實現自己的目的”[2]。而精神生產卻不改變自然物的形式,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構成語言表達形式的觀念活動。[3]因而,任何具體的精神勞動都不是通常意義上的生產。精神生產有時是對生活的虛構,不等於現實存在,例如文學、戲劇或影視藝術作品﹔它也可能是符合實際的觀念活動,例如真實的新聞報道和正確的理論。但無論是文學作品還是一篇新聞文本,通過反映事物的過程和結果完成無形的精神生產,完全不同於使用模具的物質生產構型。《現代漢語詞典》把“生產”界定為“人們使用工具創造各種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辭海》對“生產”的注釋同樣是:“以一定生產關系聯系起來的人們,利用生產工具改變勞動對象以適合自己需要的過程。”《牛津高級英漢雙解詞典》及其他英語詞典對“生產”(produce production)的解釋同漢語詞典一樣,都是制造、制作的意思,多指客觀世界沒有的東西被創造出來,其產品是有形狀、有質地、能夠拿起來放得下的物品。

“新聞生產”的原料,即新聞事實是客觀存在的,不可能被媒體制造或創作出來。如果媒體無中生有地創作或制造新聞,報道出來的新聞則是謠言。不考慮概念的語境和所指,濫用“新聞生產”“內容生產”“意義生產”或“新聞價值生產”,輕點說是語言使用上的問題,用挑唆和煽動性的語言歪曲新聞規律﹔重點說就是鼓吹編造新聞,愚弄受眾。

考察西方新聞理論史,曾出現過“報紙生產”的概念。1924年美國學者卡斯帕•約斯特在《新聞學原理》一書的第二章論述了“報紙生產原理”。他指出:“報紙的生產使其成為企業,它的銷售是很重要的。”“報紙必須用機器制造,制造好了必須銷售出去,要完成這些步驟,報紙就得和其他商業一樣,要非常注意商業訓練。”[4]“報紙生產”或“生產報紙”都是正確的概念,因為報紙是物品,是報社在車間裡用機器印刷出來的。把文字稿及版面印在紙張上,印刷和剪裁紙張后還要做成開張折疊的外形,這一過程完全符合“生產改變自然物的形式”這一屬性,說報紙是生產出來的,不會有任何異議。

正因為如此,法國新聞學者貝爾納·瓦耶納盡管認為,新聞採訪和寫作同報紙的印制是相互連續、不可分割的,但他強調新聞採訪、寫作與編輯是腦力勞動,而報紙的印制則是物質生產。他在《當代新聞學》中寫道:“新聞工業,至少是報刊,是通過兩種方法進行這項工作的。一是把模糊不清的事件制作為清晰明確的材料——消息﹔二是把另一種原料——新聞紙制成成品——報紙或期刊……即使在電子大眾傳播媒介中,也不能把二者截然分開,前者是腦力勞動,后者是使前者具備交流形式的生產過程。”[5]廣播電視新聞需要用機器錄制和剪輯,制作錄像帶、光盤或輸入電腦后才能播放,這種生產形態不同於新聞的採寫過程,那是思維的結晶。所以,所謂的“內容生產”“話語生產”“價值生產”“意義生產”等概念既不適用於報刊新聞,也不適用於廣播電視和網絡新聞,完全是生編硬造的詞語。

人們不禁要問,西方一些新聞傳播學者為什麼把“生產”這一概念引進新聞採寫,把記者編輯的腦力勞動隨意說成“生產”呢?這和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的媒體公司化、市場化和逐利化的“市場驅動”有關。[6]在這種潮流的沖擊下,媒體老板和某些學者不僅把新聞傳播視為工業,而且把一切文化事業看作產業,出現“文化工業”“文化生產”“媒介生產”以及“新聞生產”的概念。他們強調文化的制度化、社會化和媒介運作的高度利潤化,力求保持其意義生產(sense-making)的結構和形式,把持社會話語權,不斷對現存關系進行再生產(reproduce)。[7]邁克爾·舒德森在《新聞生產的社會學審視》一文中指出:“新聞作為動態化生產過程中的權力實踐與社會影響,同國家的政治、經濟結構相聯系。它一方面是媒體‘自下而上’的思想機構,被消費者的需要和記者的多元價值觀所左右﹔另一方面又充當‘自上而下’的控制機構,為大型商家、廣告商、‘權威’信息源、政府和精英人士所支配。新聞必然由媒體機構或官僚政治生產出來,為資本謀取利益和控制大眾服務。”[8]這就出現了新聞業的“市場理論”,“新聞生產”“話語生產”和“意義生產”正是這種學說的產物。

媒介市場理論出現不久,遭到一些學者的反對和批判,認為它的某些觀點有助於維護現行的社會制度和傳播制度,為媒體及其管理者實現政治、經濟功能提供理論根據,形成傳播學批判學派,構成“傳播政治經濟學”的重要內容。20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較為激進的批判學派代表有J.阿特休爾、H.席勒、H.甘斯、R.威廉斯、N.加漢姆、P.布爾迪厄、H.麥克馬納斯等人,他們從不同視角對傳媒的權力體系與新聞的商業化進行了批判。正如約翰•麥克馬納斯所說:“獲取最大化利潤的商業目標主導著新聞生產,以至於理性運作的新聞部門必須照此行事,市場邏輯指導著新聞生產的例行程序……這些例行程序構成了組織文化,形成生產新聞的習慣性認識。”“掌握權力的利益各方希望隱瞞一些事件,突出對他們有利的事件,進而制造新聞,以影響公共議程。公眾不再被看作是民主政治的一部分,而是被當作一群消費者。”[9]

批判學派針對的是媒介的過度市場化和對資本統治的效忠,提出的結論深刻而尖銳。但有些觀點十分激進,公然否定新聞市場和媒體營銷規律,不免帶有烏托邦色彩。從新聞載體的制作、媒介經營和新聞產品的銷售看,“新聞生產”的概念是成立的,在這個領域使用“新聞生產”是無可指責的。但新聞的“內容生產”“新聞價值生產”“話語生產”和“意義生產”則為虛構新聞打開大門,為媒介和統治集團曲解新聞事件制造理論根據。B.邁克奈爾指出:“對立的政治家、新聞從業人員和新聞媒體在虛構事件的戰場上相互競爭。他們彼此之間比試誰能提供更加吸引眼球與更具‘曝光度’的故事及對世界的描述。”“我們的意見自由市場是這樣一個地方,人們可以在這裡採購相互競爭的虛構事件,並對這些事件做出評價。”[10]可見,“內容生產”“價值生產”和“意義生產”違背新聞的真實性和客觀性,隻能是故弄玄虛的學術糟粕,在新聞研究中濫用這些概念和理論,是在啃噬新聞媒體的健康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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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馬瀟(實習)、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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