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新聞愛好者》

【摘要】新聞研究文章中頻繁出現“新聞意義的生產”“新聞意義的再生產”“新聞意義的生產符號”等概念與用語，這都是機械照搬西方新聞學概念，不會產生學術增值。新聞的意義主要來自新聞事實，不是媒體憑空生產出來的。記者揭示新聞的意義，有明示和暗示兩種方法。

【關鍵詞】新聞的意義﹔意義生產﹔新聞工業﹔事實的意蘊﹔意義發現

近年研究新聞意義的文章，常常出現“新聞意義的生產”“新聞意義的再生產”“新聞意義的生產符號”等概念與用語。讀后不禁產生疑問：新聞的意義是生產出來的嗎？媒體究竟如何生產新聞的意義？新聞意義的生產與新聞報道有什麼區別？目前還沒有一篇文章回答這些問題。有學者認為：“選擇事實是建構意義的基礎，意義的生產和再生產以選擇事實為起點。”“受眾心理客觀產生的效果也是一種意義生產。”[1]說來說去，不過是把記者（媒體）賦予新聞的意義或受眾對新聞意義的理解視為“生產”。這種對西方新聞學概念的“硬譯”或機械照搬，不會產生學術增值，反而會使新聞學的科學性遭到破壞。

一、“生產”一詞在新聞研究中的濫用

當下是新聞與傳播學成果大豐收的年代，大量模仿西方觀點和句式的論著，以及生吞活剝的新論層出不窮。新聞研究中頻繁出現的“新聞生產”“內容生產”“新聞意義的生產”“新聞價值的生產”就是一例。這些既不是譯作，也不是引用西方學者的原話，而是把新聞採訪寫作視為“生產”，可說是借鑒西方觀點到了囫圇吞棗、食而不化的地步。

令人深思的是，在別的學科和領域，這種亦步亦趨、緊跟西方走的現象很難見到，即使有也沒有達到如此不求甚解、全盤照抄的程度。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提出“藝術勞動”和“藝術生產”，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聖家族》《共產黨宣言》等著作中還多次使用“精神生產”的概念，把它們作為同物質生產相對的精神活動的稱謂，但他們二人從未把人類的具體精神活動稱作“生產”。至今理論界沒有出現過“理論生產”的說法﹔音樂界也沒有“音樂生產”“歌曲生產”的提法﹔在文學界，很少有人使用“文學生產”一詞，盡管這一概念被列入網絡百科，但多數作家和文學理論家卻恥於使用它，因為文學是一種神聖的創作，不是一般的手工或機器操作。

在馬克思看來，生產“不僅使自然物發生形式變化，還在自然物中實現自己的目的”[2]。而精神生產卻不改變自然物的形式，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構成語言表達形式的觀念活動。[3]因而，任何具體的精神勞動都不是通常意義上的生產。精神生產有時是對生活的虛構，不等於現實存在，例如文學、戲劇或影視藝術作品﹔它也可能是符合實際的觀念活動，例如真實的新聞報道和正確的理論。但無論是文學作品還是一篇新聞文本，通過反映事物的過程和結果完成無形的精神生產，完全不同於使用模具的物質生產構型。《現代漢語詞典》把“生產”界定為“人們使用工具創造各種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辭海》對“生產”的注釋同樣是：“以一定生產關系聯系起來的人們，利用生產工具改變勞動對象以適合自己需要的過程。”《牛津高級英漢雙解詞典》及其他英語詞典對“生產”（produce production）的解釋同漢語詞典一樣，都是制造、制作的意思，多指客觀世界沒有的東西被創造出來，其產品是有形狀、有質地、能夠拿起來放得下的物品。

“新聞生產”的原料，即新聞事實是客觀存在的，不可能被媒體制造或創作出來。如果媒體無中生有地創作或制造新聞，報道出來的新聞則是謠言。不考慮概念的語境和所指，濫用“新聞生產”“內容生產”“意義生產”或“新聞價值生產”，輕點說是語言使用上的問題，用挑唆和煽動性的語言歪曲新聞規律﹔重點說就是鼓吹編造新聞，愚弄受眾。

考察西方新聞理論史，曾出現過“報紙生產”的概念。1924年美國學者卡斯帕•約斯特在《新聞學原理》一書的第二章論述了“報紙生產原理”。他指出：“報紙的生產使其成為企業，它的銷售是很重要的。”“報紙必須用機器制造，制造好了必須銷售出去，要完成這些步驟，報紙就得和其他商業一樣，要非常注意商業訓練。”[4]“報紙生產”或“生產報紙”都是正確的概念，因為報紙是物品，是報社在車間裡用機器印刷出來的。把文字稿及版面印在紙張上，印刷和剪裁紙張后還要做成開張折疊的外形，這一過程完全符合“生產改變自然物的形式”這一屬性，說報紙是生產出來的，不會有任何異議。

正因為如此，法國新聞學者貝爾納·瓦耶納盡管認為，新聞採訪和寫作同報紙的印制是相互連續、不可分割的，但他強調新聞採訪、寫作與編輯是腦力勞動，而報紙的印制則是物質生產。他在《當代新聞學》中寫道：“新聞工業，至少是報刊，是通過兩種方法進行這項工作的。一是把模糊不清的事件制作為清晰明確的材料——消息﹔二是把另一種原料——新聞紙制成成品——報紙或期刊……即使在電子大眾傳播媒介中，也不能把二者截然分開，前者是腦力勞動，后者是使前者具備交流形式的生產過程。”[5]廣播電視新聞需要用機器錄制和剪輯，制作錄像帶、光盤或輸入電腦后才能播放，這種生產形態不同於新聞的採寫過程，那是思維的結晶。所以，所謂的“內容生產”“話語生產”“價值生產”“意義生產”等概念既不適用於報刊新聞，也不適用於廣播電視和網絡新聞，完全是生編硬造的詞語。

人們不禁要問，西方一些新聞傳播學者為什麼把“生產”這一概念引進新聞採寫，把記者編輯的腦力勞動隨意說成“生產”呢？這和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的媒體公司化、市場化和逐利化的“市場驅動”有關。[6]在這種潮流的沖擊下，媒體老板和某些學者不僅把新聞傳播視為工業，而且把一切文化事業看作產業，出現“文化工業”“文化生產”“媒介生產”以及“新聞生產”的概念。他們強調文化的制度化、社會化和媒介運作的高度利潤化，力求保持其意義生產（sense-making）的結構和形式，把持社會話語權，不斷對現存關系進行再生產（reproduce）。[7]邁克爾·舒德森在《新聞生產的社會學審視》一文中指出：“新聞作為動態化生產過程中的權力實踐與社會影響，同國家的政治、經濟結構相聯系。它一方面是媒體‘自下而上’的思想機構，被消費者的需要和記者的多元價值觀所左右﹔另一方面又充當‘自上而下’的控制機構，為大型商家、廣告商、‘權威’信息源、政府和精英人士所支配。新聞必然由媒體機構或官僚政治生產出來，為資本謀取利益和控制大眾服務。”[8]這就出現了新聞業的“市場理論”，“新聞生產”“話語生產”和“意義生產”正是這種學說的產物。

媒介市場理論出現不久，遭到一些學者的反對和批判，認為它的某些觀點有助於維護現行的社會制度和傳播制度，為媒體及其管理者實現政治、經濟功能提供理論根據，形成傳播學批判學派，構成“傳播政治經濟學”的重要內容。20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較為激進的批判學派代表有J.阿特休爾、H.席勒、H.甘斯、R.威廉斯、N.加漢姆、P.布爾迪厄、H.麥克馬納斯等人，他們從不同視角對傳媒的權力體系與新聞的商業化進行了批判。正如約翰•麥克馬納斯所說：“獲取最大化利潤的商業目標主導著新聞生產，以至於理性運作的新聞部門必須照此行事，市場邏輯指導著新聞生產的例行程序……這些例行程序構成了組織文化，形成生產新聞的習慣性認識。”“掌握權力的利益各方希望隱瞞一些事件，突出對他們有利的事件，進而制造新聞，以影響公共議程。公眾不再被看作是民主政治的一部分，而是被當作一群消費者。”[9]

批判學派針對的是媒介的過度市場化和對資本統治的效忠，提出的結論深刻而尖銳。但有些觀點十分激進，公然否定新聞市場和媒體營銷規律，不免帶有烏托邦色彩。從新聞載體的制作、媒介經營和新聞產品的銷售看，“新聞生產”的概念是成立的，在這個領域使用“新聞生產”是無可指責的。但新聞的“內容生產”“新聞價值生產”“話語生產”和“意義生產”則為虛構新聞打開大門，為媒介和統治集團曲解新聞事件制造理論根據。B.邁克奈爾指出：“對立的政治家、新聞從業人員和新聞媒體在虛構事件的戰場上相互競爭。他們彼此之間比試誰能提供更加吸引眼球與更具‘曝光度’的故事及對世界的描述。”“我們的意見自由市場是這樣一個地方，人們可以在這裡採購相互競爭的虛構事件，並對這些事件做出評價。”[10]可見，“內容生產”“價值生產”和“意義生產”違背新聞的真實性和客觀性，隻能是故弄玄虛的學術糟粕，在新聞研究中濫用這些概念和理論，是在啃噬新聞媒體的健康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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