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校園欺凌”近年來逐漸成為人們關注的社會話題。因其普遍存在於校園，具有一定程度的危害性，大多涉及未成年人，話題極具敏感性。因而媒體報道的內容、角度和方式至關重要。本文選取2006至2016年《南方都市報》和《新京報》關於“校園欺凌”的報道，通過內容分析和文本分析總結其報道特征，並提出改進措施。

關鍵詞：校園欺凌﹔南方都市報﹔新京報

“校園欺凌（bullying，又譯為霸凌）”採用得最多的定義由挪威學者奧維尤斯（Dan Olweus）提出，即“受害者被一個或多個學生有意地、反復地、持續地施以負面行為，造成身體和心理上的傷害或不適應”[1]。本文採用國務院教育督導委員會辦公室發布的《關於開展校園欺凌專項治理的通知》對“校園欺凌”的界定，即“發生在學生之間蓄意或惡意通過肢體、語言及網絡等手段，實施欺負、侮辱造成傷害”的行為[2]，與奧維尤斯的定義相近。

“校園欺凌”不僅具有一定危害性，也具有一定普遍性。2015年，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針對10個省市的5864名中小學生調查顯示，有32.5%的受訪者表示自己在校時遭遇不同程度的校園欺凌[3]。其次，“校園欺凌”一般發生在偏僻封閉的校園空間中，涉事人多為學生，具有隱秘性和敏感性。因此，“校園欺凌”事件總能迅速得到社會和媒體的關注。由於媒體肩負社會責任，在報道“校園欺凌”問題時，既要規避對受害人的“二次傷害”，又要促進欺凌問題的有效解決，因此需要採取恰當的報道角度和報道尺度。

本文以《南方都市報》和《新京報》兩家較有影響力的報紙作為南北方報紙的代表，選取兩家報紙在2006∼2016年間的“校園欺凌”報道為研究對象。從內容分析和文本分析的角度探討紙媒“校園欺凌”報道的現狀和特點，並對不足之處給予改善的建議。

一、《南方都市報》《新京報》“校園欺凌”報道內容分析

（一）報道數量和報道類型

在樣本選取上，本文利用慧科搜索系統，限定“校園欺凌”“校園暴力”“校園侮辱”“校園歧視”這些與校園欺凌有相關性的關鍵詞進行搜索，剔除了無效文本，如施害者出於報復社會目的而發起的槍擊，砍殺事件﹔介紹與校園欺凌相關的電影書籍﹔校園欺凌佔據文章篇幅比例過小等，與校園欺凌問題相關性不高的樣本均不屬於研究范圍。篩選后得到135篇有效樣本。

在135篇報道中，《南方都市報》有71篇，《新京報》64篇（如圖1所示），“校園欺凌”報道總量逐年曲折上升，兩家媒體年報道量呈現同漲同降現象。這是因為報道數量跟“校園欺凌”事件的數量和影響力呈正相關性。《新京報》2016年的報道量最大，因為同年12月發生了中關村二小欺凌事件，期間還發生了雲港電大一女生被辱事件，內蒙古滿洲裡市4名初中女生被威逼遭遇性侵事件，浙江一女生被5名女孩圍毆事件等“校園欺凌”事件。

圖1 2006∼2016《南方都市報》《新京報》“校園欺凌”報道趨勢圖 統計單位：篇

135篇樣本按體裁可劃分為五大類：特稿、消息、評論、事件通訊和其他。報道類型佔比從高到低依次為，評論類報道共50篇，佔比37%，事件通訊報道類共37篇，佔比27%，消息報道共29篇，佔比21.5%，特稿和其他佔比14.5%。

消息和事件通訊總共佔48.5%，報道主題是“校園欺凌”事件本身，可見媒體報道仍以事件的事實和過程呈現為主要報道形式。同時輔以相關評論，而一般需要耗時較長的調查採訪和撰寫的特稿使用較少。

（二）報道篇幅

統計顯示（如表1所示），所有樣本中“1000∼2000”字的報道數量最多，“500∼1000”字和“2000字以上”的報道比例相當，而“0∼500”字的報道比例較低。可見，媒體“校園欺凌”報道並非簡短告知事件五要素，對事件的報道比較詳細。

表1 2006∼2016“校園欺凌”報道的字數統計表 統計單位：篇

（三）報道主題的側重

本文將135篇報道的主題劃分為5個類別：個案報道，包括人物和事件﹔政府舉措和官方態度﹔對於“校園欺凌”問題的態度、評論和建議﹔對“校園欺凌”問題的整體現狀分析，包括對“校園欺凌”調查數據的公布報道（如遭遇欺凌的人數、受害主體、欺凌的多發地、欺凌的主要形式等）﹔其他。

分析結果（如表2所示），關於“校園欺凌”事件的態度、評論和建議的報道數量最高，個案報道次之，對政府舉措和官方態度的報道僅高於數量最少的關於“校園欺凌”問題的現狀分析和研究數據公布報道。

表2 2006∼2016《南方都市報》與《新京報》“校園欺凌”報道主題分布 統計單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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