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伯克利社會學家托德·吉特林所著的《新左派運動的媒介鏡像》可謂是新聞生產領域的奠基之作，他通過敘述《紐約時報》和CBS對於20世紀60年代美國的一場學生運動的報道，揭露出了新聞媒介與社會運動之間的復雜關系。本文旨在研究新聞媒介與社會運動之間的互動關系，將這樣一場社會運動放置於當時的社會大背景之下加以考察，分析其進入媒體報道的過程及媒體的報道傾向變化，從而總結新聞媒介是如何報道社會運動的發展，並且進一步探討在內外因素的影響下新聞媒介如何堅守新聞真實性和客觀性原則。

關鍵詞：新聞媒介﹔社會運動﹔互動關系﹔新聞客觀性

托德·吉特林的《新左派運動的媒介鏡像》、蓋伊·塔奇曼的《做新聞》與赫伯特·甘斯的《什麼在決定新聞》是新聞生產領域的三大裡程碑式著作。這三位學者都關注新聞媒介在生產和運作過程中所受到的種種影響，這些影響既包括新聞慣例、媒介報道框架，記者、編輯等專業人員的新聞理念等內部因素，也包含社會輿論、消息源、商業利益等外部力量。

在這三本書中，吉特林的《新左派運動的媒介鏡像》最為集中地描述了以CBS電視台和《紐約時報》為代表的美國主流媒體對於SDS組織的反對越南戰爭的運動的報道[1]。吉特林得出結論：媒體的報道框架影響了這場聲勢浩大的社會運動的發展﹔同時，在這個過程中，媒體報道所構建出的擬態環境也反過來塑造了運動參與者眼中的社會現實，從而影響了運動的走向和具體議程﹔[2]最后，作者跳脫出具體的歷史語境，從更高視角對新聞媒介的客觀性進行了反思——他認為，影響媒介報道框架的外部因素不僅包含商業利益集團的約束，還有社會輿論的作用，這些力量連同媒體從業人員一致的階層地位及共享的價值觀，在日常生產中限定了媒體的報道框架和具體標准，從而影響了新聞媒介對於新聞價值和新聞客觀性的認識和實踐。

一、CBS與NYT報道SDS運動的方式

CBS電視台和《紐約時報》對於SDS的報道經歷了態度上的轉變。

在第一階段，CBS和《紐約時報》的記者不僅提供了充足的播出時長和版面來向公眾展示SDS的宗旨、綱領、訴求，而且對其主要的社會行動進行了較為公正全面的解讀，也對分布在全國各地的部分不同層級的組織領導人進行了深度訪談。這種建構幫助SDS吸納了更多的社會成員來擴充其隊伍的力量。

但是，在早期的主要學生領導者從大學校園畢業之后，SDS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組織危機，吉特林認為這樣的脆弱性使得SDS與媒體的友好互動關系一去不復返。

這樣的轉變集中體現在媒體對SDS領導人的報道上。首先，由於組織內部領導權之間的交接存在著嚴重的不協調，媒體選擇什麼樣的組織代言人便極其重要，因為被選者的言行代表著SDS的核心訴求，領導者態度的轉變也影響著整個組織的行動綱領和方向的調整。其次，CBS和《紐約時報》在報道具體的人物時，天然地會傾向於那些具有更強表現力和“鏡頭感”的人，因為他們優越的個人素質會使得採訪和報道工作進行得更加順利。再次，雖然SDS是一個全國性的龐大組織，但是其領導權並不是完全集中的，而發揮著主要作用的那些個體之間又存在著觀點的分歧等不和諧因素，於是，領導人內部也會由於個人意圖的不同產生裂痕。

在以上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領導人的選擇和公眾形象的呈現便成為SDS與新聞媒體之間的核心要素，而事實証明，CBS和《紐約時報》所選擇的組織代言人往往是發言十分大膽、行為做派狂放不羈的具有戲劇性特征的人物，這給SDS之后的行動無疑制造了無數定時炸彈，因為代表人的發言需要其背后廣大的群體來負責，而這些言論往往並不被大多數組織成員所接受，這就使得SDS的其他地區的分支之間產生了意見上的危機，進而影響到整個組織的凝聚力和行動效力。這種做法也確實危及到了SDS的生存和發展，當其媒介形象逐漸走向荒誕、丑惡的一面時，這場社會運動在現實社會中的影響力也必將受到打擊。

二、新聞媒介與社會運動互動方式

上文呈現了20世紀60年代美國的這場社會運動SDS與CBS和《紐約時報》兩大主流新聞媒介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之所以雙方之間的互動會發生巨大轉變，主要是因為在這個過程中並不是隻有這兩者在發揮作用、互相影響，而是有更多外部力量的干涉。

1.廣告商的利益

在商業社會，新聞媒介的經濟命脈掌握在廣告主手中，這也是我們很少會見到媒體揭露其廣告商企業的負面新聞的主要原因。為了保証媒體能夠正常運作，資金必須成為他們考量的第一要素，而這又包含兩個方面：一是不侵犯廣告商企業的利益，維持現有的資金鏈﹔二是為了獲取更多的經濟利潤，媒體往往會在報道中採用一些嘩眾取寵的手段。

此外，受眾的喜好也非常重要，這些外部因素就使得媒體的活動范圍愈發地狹小，記者、編輯和高層就會不斷地調整原有的新聞報道框架和具體准則，從而在這個復雜的場域中取得最大程度的平衡。因此，新聞媒介的生產和運作便表現出了一種新的模式，這種模式能夠很好地融入當下的社會網絡之中，但同時也束縛了媒介自身的發展路徑。

2.媒介組織的調解

除了外部力量的影響，新聞媒介的運作還受到其自身的限制。在書中，吉特林談到媒介組織內部從業人員的構成特點，以及這種構成對新聞生產的影響。在CBS和《紐約時報》這樣的主流媒體當中，決策層往往不干預具體的操作層面的事務，但是這並不意味著記者和編輯不背負著上層的壓力。實際上，決策層在招募基層工作人員之初，就已對整個媒介組織的構成進行了完備的考量，他們傾向於雇用和他們類似的員工。正如上文所論証的，新聞媒介讓自身置於與整個社會制度相一致的框架之中，決策層通過介入從業人員的進入門檻也已然影響了之后的種種新聞實踐，為這種一致性埋下了伏筆。畢竟，記者和編輯不是機器，他們自身的階層背景和行為理念會潛移默化地滲透到具體的新聞生產和報道當中，而選擇什麼樣的人選實際上就等於掌控了整個新聞媒介的報道傾向。這種在決策層操縱之下形成的意識形態的共同體保証了整個媒介組織內部的平衡，同時也可以防止不和諧力量的出現，比如一旦某個記者或者編輯所持的態度與這個群體不相符，那麼很有可能這個與眾不同的個體會被逐出共同體，而余下的所有成員仍然處於一個穩定的群體之中，分享著一致的價值觀，維護著同樣的媒介報道框架。

3.社會輿論的影響

社會輿論同樣也會對新聞媒介的實踐產生一定的影響，尤其是在其他主要干預因素過於突出或者失靈的時候，民意往往會異軍突起，發展成為龐大的社會浪潮。SDS就是這樣一股巨大的社會力量，雖然它以失敗告終，但是這樣一場建立在洶涌民意基礎上的社會運動在某種程度上的的確確對當時的美國政府帶來了不可忽視的壓力，同時也在媒體的塑造之下反塑著媒體的報道框架，甚至在很長的一段時間，SDS引領著美國對外政策的走向和媒體報道的議題。

4.新聞專業主義的約束

對於新聞媒體來說，新聞專業主義一直是一個十分微妙的領域，它更像是一個可望不可即的海港，航行在大海上的船頭的嘹望者往往隻能遠遠地凝視，卻永遠無法停靠在這座海港之中。但是，盡管處於種種內外力交織的壓力之下，新聞媒體的實踐還是保有一絲底線的。比如在水門事件[3]中，盡管媒體面臨著尼克鬆的政治高壓，但是他們中仍有一些媒體守住了自身的社會責任。

這並不是在強調新聞專業主義的地位，實際上，這一原則在現實中存在很多爭議，很難真正發揮效力。至少，在SDS爆發的前后，以CBS和《紐約時報》為代表的主流媒體並沒有從不斷收緊的社會壓力網中掙脫出來，吹響新聞專業主義的號角。相反，他們已然接受了這種在各方勢力的妥協之下形成的媒介框架。

三、新聞的真實性與客觀性

綜上，媒體的新聞生產和運作過程往往受制於錯綜復雜的多方壓力。那麼，面臨著種種困境的新聞生產如何自立？

首先，要認清何為真實。眾所周知，由於媒介的“擬態環境”效果，社會真實只是真實的一種狀態，除此之外，媒介通過新聞生產和報道所營造出的媒介真實又是另一種真實，而當這種真實進入人們的頭腦之后，社會大眾普遍理解的受眾真實則又是另一番不同的景象。這三種真實共同建構了我們所生活的這個世界，塑造著我們每個人的世界觀。

但是，實際上，還有另外一種真實，即媒介真實被受眾所接受之后，受眾真實又對最開始的社會真實產生著不同程度的影響，在這種影響發揮作用之后，得以重塑的新世界就是筆者所要談論的第四種真實。在這個過程中，新聞媒體所起到的作用絕不僅僅是對事實真相的完全還原，它不是一面鏡子，也不是一個擴音器，而是一個有著自身邏輯和傾向的看世界的眼睛。媒體在選擇報道內容和對象時所秉承的標准和原則受到了諸多內外力的交織影響，而最終通過報紙版面、電視屏幕和互聯網上的多媒體形式呈現出來的鏡像早已面目全非，它又進一步改變著社會成員的意識和對真實的理解，從而指導著他們的行動，通過對個體生活和行為的影響進而改變真實世界本身。這樣的作用鏈持續不斷地在運行，在這種循環過程中，我們的本真世界、新聞媒體以及大大小小的個體和群體都在同步發生著變化。所以，真實沒有固定的形態，它既不是那個無法被充分了解的本真的客觀世界，也不是媒體報道出的那個虛擬環境，更不是人們頭腦中所認知的那個景象，真實的本質就是變動本身，流動的世界即是流動的真實。

通過對四種真實的探討，我們發現，真實不僅是難以捕捉的，更是很難被還原的。比如，吉特林在書中批判CBS和《紐約時報》在報道中歪曲了SDS時，談到了新聞媒體的敘事對時間的壓縮和快進、對空間的拔高和模糊，這使得媒體報道呈現出的擬態環境更加遠離現實世界本身的樣貌了。

那麼，媒體在報道事實的時候如何把握對眼前的真實的理解呢？如何最大化地撥開籠罩在真相上的層層迷霧，盡可能地保持公正客觀呢？實際上，我們在學習新聞採訪與寫作的時候，確實掌握了一些能夠提高新聞真實性和客觀性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比如盡可能採用多方消息源來對事實進行驗証、給予事件中雙方以發聲的平等機會等。

 

參考文獻：

[1] 托德·吉特林.新左派運動的媒介鏡像[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7.

[2] 李藝.新聞媒介建構的“真實”與事實有多遠[J].西部學刊.2016(08):14.

[3] 袁鑫.試論美國新聞媒體對政府的監督——從水門事件談起[J].聊城大學學報.2008(02):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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