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世一個月后，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的《朗讀者》系列銷量即突破60萬冊，被譽為電視書的一匹黑馬。

將《朗讀者》這樣一個備受關注的電視節目轉換成一本書籍，需要經歷把視聽感轉化為閱讀感的大量編輯工作。

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主任付如初撰寫的這篇文章，回顧了《朗讀者》從電視走向書籍的背后故事與編輯思路。“片段化的東西，隻有靠穩定的編輯體例才能實現系統性和整體性，才能真正成為一本書。無論《朗讀者》的電視節目有多大的影響力，在它變成一本書之后，它的文學含量、文學品質都要經得住讀者的檢驗，這也是它最大、最恆久的附加值。”

《朗讀者》的董卿印記

電視節目《朗讀者》播完第一期不久，我第一次見到董卿。那時候，我們出版社的幾個人是作為文學篇目提供者出現的。她聽聞我們來了，從機房出來跟我們打招呼，素顏，平底鞋，牛仔褲，披著一件很大的衣服。然后，我們就跟著進了機房。

正在剪輯的是《瓦爾登湖》的閱讀片段，朗讀者是廣東野生動物救護中心唯一的工作人員林兆銘。同去的編輯廉萍看了一眼，說，“有一個字讀錯了”。於是他們趕快記錄、修改。

正如董卿在很多訪談中提到的，《朗讀者》是她首次作為制作人制作的節目。一個電視節目的制作人，意味著要從策劃方案、找投資、組團隊、請嘉賓，直到剪片子、和電視台協調節目播出時段，全程決策把關，事無巨細。董卿有一個黑色記事本，很厚，每次開會她都帶著，有時候查找，有時候記錄。

我們團隊和董卿有過不下十次的碰頭會。印象最深的是，她兩次來我們出版社，依舊是素顏，依舊是黑色記事本。當有編輯提出，《朗讀者》一書的內容應該增加某一部分時，董卿回復說，這個問題我們已經討論過了，當時你是怎麼說的，我是怎麼說的，最后咱們決定不增加了。她就是這樣思路清晰，過程記得清清楚楚。

董卿尤其重視《朗讀者》書中的訪談部分，也不止一次表達，因為節目時長限制，不少精彩的訪談內容被剪輯掉了很可惜。后來，為編輯該書，我完整閱讀了每位嘉賓的訪談。對照節目播出的內容，再看被刪減的內容，感受到一個訪談從兩三個小時變成七八分鐘的過程中，篩選者的經驗、眼光、見識、著力點和控制力。也對董卿所說的萃取又提純的“割愛”之痛，有了切身的感受。再加上，圖書與電視節目在價值取向上會略有差異，所以，我們適當挑選了一些被剪輯掉的內容補充到書中。

訪談的內容，從口語對談變成文本閱讀，並不簡單，表達需要調整、轉換，語法混亂需要修正，這個打磨的過程需要很細致。而且，還要突出董卿作為主持人，在訪談過程中所把握的邏輯、細節和觀點。董卿也曾和編輯表達：某一個訪談，看完依舊淚目不已﹔某一個訪談，看完覺得不夠好。哪怕是工作完成、好評如潮的時候，她依舊在檢視和省察。事實上，在和她合作的過程中，我不止一次在心中感嘆：沒有人能隨隨便便成功。

用功最深的地方

據說，最初做《朗讀者》的時候，投資者並不樂觀﹔又因為節目模式是原創，沒有人能准確預測未來會怎麼樣。

終於，第一期節目以“遇見”為主題播出了。演員濮存昕、無國界醫生蔣勵、企業家柳傳志、鮮花山谷的神仙眷侶周小林和殷潔、世界小姐張梓琳，還有老翻譯家許淵沖，每個人先講述自己的故事，再朗讀與故事相關的文本。這樣一種模式，讓人和書、命運和故事、時間和空間、情感和文字嫁接在了一起。書被人激活，人被書升華，一下子產生了巨大的情感發酵力。

董卿總是說，老翻譯家許淵沖是《朗讀者》節目的福星。他的故事，他的熱淚盈眶，他的勤奮，給節目注入了太多的情感能量。他說，他翻譯第一首詩是在1939年，那一年他遇到了老師錢鍾書，遇到了同學楊振寧，遇到了女同學周顏玉。而翻譯的這首詩就是林徽因寫給徐志摩的《別丟掉》。

說到愛情的遺憾，許淵沖先生說：“生活的每一天都能欣賞，失敗有失敗的美。”這種自然而然的反應，這樣的人生箴言，對觀眾而言，或許是最有說服力的。我體會，《朗讀者》節目更多的是以這種自發的方式實現了雅俗共賞。而恰恰是這種順其自然，讓所有人的情感實現了順暢對接。

曾經，我們一直在用理智條分縷析地倡導閱讀的各種好處。想不到，復雜微妙的情感激活是一條更直接有效的倡導途徑。我們在出書的過程中，也充分把握了這些感染力。給朗讀者撰寫小傳的時候，點評一個文本的時候，流暢自然、情理兼備，是我們用功最深的地方。

讓我們不斷體會“今天”

人文社很少出電視書。這次的《朗讀者》，因為涉及大量的文學作品，而且這些作品絕大多數我們都曾經出版過。我們覺得，這樣的朗讀節目，更像在幫助文學做推廣，像是為讀書打開了一扇新的門，讓來自文學的亮光借由電視照向更多的人。

從確定合作到圖書出版，《朗讀者》 一套三本，70多萬字、154張圖的書，總共歷時72天。這在圖書出版周期中是非常罕見的高效率。之所以如此，自然是想趁著電視的熱度促進圖書銷售。作為一本有著廣泛觀眾基礎和良好口碑的電視圖書，社會效益已經有了基本保障。那麼，如何讓這種社會效益嫁接到更多的文學作品上，自然就是出版社接下來考慮的問題。

出版體制改革以來，事業單位的文化人變成了企業制度下的出版人，必須投身到出版雙效益的核算當中去。很多時候，轉變一發生，我們就容易變成魯迅筆下的九斤老太，感嘆一切不復當年。殊不知，即便在轉換之中，我們也在守著“當年”留下的東西。“當年”並沒有為“今天”准備好一切，“今天”也並沒有丟掉“當年”的所有。但可以說，編輯《朗讀者》，因為事關經典讓我們不斷靠近“當年”﹔因為事關電視圖書也讓我們不斷體會“今天”。

助推閱讀的同路人

片段化的東西，隻有靠穩定的編輯體例才能實現系統性和整體性，才能真正成為一本書。無論《朗讀者》的電視節目有多大的影響力，在它變成一本人文社的書之后，它的文學含量、文學品質都要經得住讀者的檢驗，這也是它最大、最恆久的附加值。

我們很早就為《朗讀者》確定了編輯體例。以每一個主題結構章，以每一位朗讀者結構節，每一節內增加原創性的人物小傳、根據書的價值觀擴容部分人物訪談，校核和拓展所讀的文本，增加文本點評。

於是，人物訪談，從口語轉變成了書面語，找回了不一定適合電視但適合圖書的部分﹔人物小傳，從節目裡剝離出來之后，補充潤色，增強文化屬性﹔而文本校核和拓展，則更是考驗編輯的工夫。比如，其中馮小剛讀到的詩《當我真正開始愛自己》，一般認為是卓別林在自己70歲生日當天寫的，但外國文學的編輯說，這首詩的作者是有爭議的，更大的可能是出自一位佚名美國女作家之手。

文本點評，更考驗編輯的專業能力。電視中出現過的一部分點評，收入書中之后，我們去粗取精，力爭做到禁得住准確性和文學性的雙重檢驗﹔大量文本沒有點評，我們發動各個相關專業的編輯去找，實在找不到合適的，就寫。這一點評部分，果然也成了書的一個亮點。

人文社有一個傳統，或許可以概括為“書比天大”——任何一本書，都需要盡個人和出版社所能。因為，除了經過時間檢驗的——比如古典文學，經過空間檢驗的——比如外國文學，大量的書都是有待檢驗的。

而作為出版人，有一條底線是需要保持的，那就是即便書的內容價值禁不住歷史淘洗，至少書的編輯價值要有禁得住淘洗的追求。雖然，《朗讀者》是應時而出的書，但我們沒有減損它承載的人文社的品牌含量。相反，我們敞開懷抱擁抱新技術，首次把AR技術帶到大眾圖書裡，真正實現電視和圖書的動態鏈接，成為它在固有品牌含量之外的新視野和新氣象。而同時進行平裝版、青少版、精裝版和私人訂制版的多版本開發，也是老品牌適應新市場環境的新例証。

或許，《朗讀者》 和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相遇，是經典文學，是閱讀，注定的緣分。因為在助推閱讀，豐盈精神和心靈的路上，所有致力於這個事業的人都是同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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