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解構與重塑：顛覆的話語狂歡

狂歡節中不再對演員與觀眾進行區分，所有人都積極參加到狂歡式之中，人們在種種粗俗、戲謔、自由和無拘無束的親昵中釋放自我，打破常規，不受教條、敬畏、權威的約束，對原有的規范和秩序進行挑戰。巴赫金突出了狂歡廣場的重要性，認為它具有全民參與性，是普通大眾進行狂歡產生共鳴的場所，在這裡每個人都是平等而亢奮的，積極地表達著自我。他所強調的全民性與當前全民參與直播的狀態有著一致性，網絡直播平台的出現為全民發聲提供了完美的狂歡廣場，從宏觀社會角度看，狂歡廣場的出現在多角度重塑了原有的社會秩序。

一方面，網絡直播平台的出現打破了傳統媒介的“中心化”傾向，使信息交流方式更為平等開放。相比較於傳統大眾傳媒一對多、非實時、幾乎無反饋的傳信息播形式，網絡直播具有更強的開放性和交互性，不再是觀眾圍繞著電視廣播轉，接收“填鴨式”的信息灌輸，而是“去中心化”地自主選擇播什麼、看什麼、交流什麼、反饋什麼。尤其是彈幕的出現，使主播與粉絲可以實現實時互動，真正實現了無腳本、無彩排、觀眾決定內容的生產方式。媒介環境學派代表人物麥克盧漢認為，一切技術都是人的感覺的延伸，媒介即訊息。我們的社會經歷了部落化—去部落化—重新部落化的過程，電子媒介的使用，使得原有的人類活動領域不斷“縮小”，逐漸形成一個部落，由此提煉出“地球村”的觀點⑤。網絡直播這一媒介形式的使用使得信息傳播交流模式發生了徹底的改變，它真正消除了時間和空間的距離，將人際傳播的感受嫁接於大眾傳媒形式，跨越時間和空間界限，實現了“面對面”的、即時的、互動的大眾傳播，人們仿佛回到一個部落之中進行信息交流。

另一方面，互聯網時代，以自媒體為代表的新媒體形式大行其道，傳播者與受眾的角色定位逐漸模糊，傳播者的權威地位下降，網絡直播平台更是消解了兩者之間的界限，提高了以往傳播方式中受眾的主體地位。狂歡節上不論身份地位，人人平等，觀眾和演員也不再被區別開來，每個人都積極參加到狂歡陣列中，每一個參與者都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存在，而不是被動消極的客體。換言之，它強調傳者與受眾之間的主體性和交互性，兩者之間身份地位存在著轉換。網絡直播的流行給了普通大眾發聲的機會，原先大眾傳播形式中沉默的受眾也開始拿起麥克風發出自己的聲音，一個個直播間儼然就是一個個小型的電視台演播間，他們或嬉笑吐槽，或展示才藝，或灌輸心靈雞湯，這種話語表達權的獲得消解了傳者與受眾的距離和隔閡，傳播活動中受眾的地位得到了提高。

法國社會學家福柯認為人與世界的關系是一種話語關系，所謂的話語不再是表情達意的符號，也不是現實與語言之間的摩擦面，而是有著自身的規則，用以建立秩序及言說之物的界限。這種話語權並不是人人均而有之，由於社會資源分配不均和“知溝”的存在，話語權更多地掌握在社會精英的手中，他們控制著媒介表達形式和內容，進行著議程設置，掌握著社會的聲音，普通受眾則難以發出自己的聲音。網絡直播中的受眾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數”，他們對事物有著自身的理解和評價，有著自己的風格與特色，不再處於被支配地位，建立起自己的話語權，充分表達著自我的觀念，進而解構了原有的話語秩序，建構出一個更為平等開放的話語邏輯。這種為大眾所掌握的話語制度的確立，有利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從“長尾理論”看，即使看似再小眾的文化也有特定的受眾欣賞，僅僅依靠主流媒體和傳統媒體進行內容生產，遠遠不能滿足廣大受眾的不同需求，網絡直播的發展可以豐富文化形式，滿足不同人的文化需求。

隨著原有社會規范和話語秩序的消解，新的話語體系尚未完全成熟，在實際運行過程中，難免出現差錯，存在失范現象。馬克思主義傳播觀強調精神交往的重要性，認為其與物質交往互相聯系，互相作用，物質交往是精神交往的基礎和根源，精神交往是物質交往的直接產物。網絡視頻直播具有自身的特點和運行機制，但仍是一種現實的社會交往，是人類物質交往的直接產物，我們在研究網絡直播的同時，“不能忽視精神生產資料的佔有方式和社會制度對信息生產和信息傳播的制約作用”⑥，應該對其所處的社會環境進行分析和理解。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將人們的關系物化，物質的豐富也帶來精神上的孤獨與空虛。當原本嚴肅的、權威的秩序被瓦解，大眾沉浸在短暫的麻痺和狂歡之中，過度釋放自我甚至一時迷失自我，這給當前的網絡直播失范現象提供合理的解釋。如果大眾只是沉溺於自由聲音的獲得，找到情緒的宣泄口，而不重視自己發聲的質量，那這種權力終將是虛妄。

四、結語

網絡視頻直播的發展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狂歡廣場。新的表達形式在內容上難免存在過度的自由和意義的淺薄，現有的國民素質又難以推動“大眾”向“公眾”的轉化，於是網絡視頻直播平台中的失范現象屢屢發生，用戶也難免一次次淪為“烏合之眾”。對待網絡視頻直播這一新的媒介形式，我們應堅持其作為一種媒體技術的中性原則，它為社會創造著新的信息交互方式和更廣闊的公共空間，但其本身沒有價值導向。我們不能任其無序發展，如果只是單純追求話語狂歡帶來的虛幻的自由，那麼我們終將陷入更大的空虛之中，弗羅姆曾說“唯獨當我們有能力可以有自己的思想時，表達我們思想的權力才有意義”⑦，隻有融入人文主義情懷和足夠的理性思考，在內容和形式充實創新，網絡直播的全民狂歡才能在理性與非理性中找到平衡點，減少網絡不良行為，促進社會更好地發展。

注釋：

①[俄]巴赫金.巴赫金全集[M].李兆林等譯.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250.

②劉慶華.巴赫金狂歡理論視角下的微博現象[J].河北師范大學學報,2012（2）:135.

③[美]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M].馮鋼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21,34,211.

④[法]讓•鮑德裡亞.消費社會[M].劉成富,全志鋼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3.

⑤[加]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M].何道寬譯.商務印書館,2000:33,96.

⑥許正林,李名亮.微博“交往理性”的現實性質疑[J].西南交通大學學報,2013（3）:38.

⑦[美]弗羅姆.對自由的恐懼[M].許合平,朱士群譯.國際文化出版社,1988:113.

基金項目：本文系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網絡視頻社會責任失當成因及傳播正能量引導機制研究”（項目編號：16XCA001）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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