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統媒體主導的時代，國際傳播通常被認為是“以國家社會為基本單位，以大眾傳播為支柱的國與國之間的傳播”① 。互聯網時代，傳受關系的變革扭轉了長久以來民間（社會）力量在國際傳播中處於依附地位的局面。同時，在信息傳播技術力量的驅動和賦權下，“國際傳播主體經歷了由一元（政府）向多元（政府、企業、其他社會組織、個人）的轉變”② 。

首先需要肯定的是，作為我國國際傳播重要主體的政府宣傳部門及中央級媒體，近年來在創新國際傳播形式、增強我國國際話語權方面做出了一系列積極的嘗試——在敘事策略上，官方話語更加強調具備普適性價值觀的敘事命題﹔在視聽語言上，採用拼貼動畫、視頻直播等前沿視覺表現形式，豐富感官體驗﹔在渠道平台上，通過設立海外媒體中心等方式不斷擴大中央級媒體的國際影響力。盡管學界和業界不斷強調國際傳播主體的多元化轉向，但針對通過民間（社會）力量進行國際傳播的研究目前尚不充分，關於民間（社會）力量的效能作用及其與話語體系構建間的邏輯關聯模式也亟待厘清。不容忽視的是，民間力量不但在形態上豐富著我國國際傳播的多元主體面貌，同時也為我國構筑國際話語平台的實踐活動探索了現實路徑，並提供新的想象可能。

一、歷史與現狀：民間力量的構成主體及其特點

在經典國際傳播學理論視域下，國際傳播的主體通常被劃分為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和個人這四類，本文中的民間（社會）力量主要是指除政府以外的其他主體，包括企業、社會組織和個人。關於民間（社會）力量主體的上述界定並不意味著將“官方”與“民間”二元分割，本文也無意於對這二者力量進行強弱關系對比。事實上，不論是“官方”的還是“民間”的力量，這二者在國際傳播實踐中從來都不可缺位。另一方面，即便在多元化的時代，“官方”的強勢主體地位在很長時間內依舊不可撼動，特別是當某一國家處於戰爭等特殊狀態時，官方依舊是能夠代表國家向外發聲的絕對主體。

早在清末時期，我國的民間群體便在海外進行著講述中國話語的國際傳播實踐。由王慕陶等人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創設的遠東通訊社，被認為是中國民間群體在海外最早創辦的通訊社。③ 留學生群體亦是構成民間國際傳播的重要力量，比如，由留日學生創辦的東京通訊社、華瀛通訊社，由留歐學生創辦的巴黎通訊社。在當時西方國際通訊社壟斷信息傳播權力的背景下，盡管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客觀條件的限制，但作為民間力量的海外留學生仍舊為當時的中國發出了自己的聲音，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挑戰了西方通訊社的霸權地位。還有學者研究發現，抗日戰爭時期，回族民眾利用民間外交等方式揭露了日本侵華的真實目的，並在中東、北非等地區廣泛宣傳中國抗日救亡的思想。④ 但總體來看，我國民間層面的國際傳播歷史實踐案例相對較少，其原因可能是，政府和官方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佔據著國際傳播的主導地位，來自民間的話語表達聲音則處於相對弱勢地位。

作為民間國際傳播的構成主體，企業、社會組織和個人參與國際話語表達的途徑和機制各不相同。對於以營利為目的企業來說，其主要通過海外貿易、海外廣告推廣以及海外公共關系等業務展示自身形象、構筑中國話語表達平台﹔對於各類社會組織來說，不論是專業性、行業性的組織機構，還是經濟團體、文化團體，這些具備非政府色彩的社會組織是實現中國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力量。近年來，各類智庫成為研究中國問題、講好中國故事的新興重鎮﹔對於個人來說，身份的多樣性和模糊性以及高度的參與性是個人作為國際傳播主體所表現出的顯著特點，不論是社會精英、海外華僑、留學生，還是關注中國問題的外國友人，甚至是普通的國際游客都有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參與國際傳播的話語實踐。其中，藝術家是近年來參與國際傳播活動較為活躍的個體，包括韓美林、何水法等知名畫家在內的藝術家群體通過舉辦國際畫展等形式在國際舞台上扮演著傳播中華文化的民間使者角色。

二、目標與效果：民間力量的功能定位與性能優勢

不同於由官方主導的國際傳播活動，民間力量的作用效果一方面表現為對於官方國際傳播話語體系的補充，另一方面也作為官方話語體系的“緩沖器”，柔化著國際傳播領域可能存在的尖銳矛盾。“補充”與“緩沖”是民間力量所具備的性能優勢，亦是其在國際傳播中所確立的既與官方力量相區別，同時又互為補充的功能定位。

國際傳播中的民間話語多來自於不依附於外部資源的草根群體，因而民間群體在國際傳播過程中往往持有自身獨到的價值觀點和價值訴求，這與經過統一部署和集體協商的官方話語體系有著顯著不同。一些研究表明，當下的中國存在著政府、精英、平民三大政治話語體系，且這三大話語體系的“不交融性”將可能導致“撕裂社會”⑤ 。具體來看，官方的國際傳播話語體系代表著主權國家的政治立場，是規范的、強勢的、嚴謹的政治性表達，“而民間話語體系是長期積聚的各種民間思潮的輿論表達”⑥ ，民間話語體系內涵豐富、肌理豐富，發揮民間話語的作用力和影響力將有助於彌合社會的裂痕，進而為國際傳播輿論場上可能發生的各種沖擊起到減震效果。

特別是當國際傳播的主要議題涉及環境治理、醫療健康、道德建設和社會保障等跨越國界的內容時，傳統官方層面慣常採用的外交部發言人制度以及各級政府舉辦的新聞發布會制度往往收效甚微。若依靠非政府組織和志願者組織等民間的力量和渠道，則往往可以舒緩矛盾，相較於官方層面政策施令式的社會動員而言，非政府組織憑借自身的號召力和影響力能夠獲得更加良好的社會動員效果。例如，日本民間智庫“言論NPO”（代表為工藤泰志）的主要任務即是圍繞恐怖主義、傳染病防治以及貧困人口等全球議題召開學術研討會，並定期召集各國學者對問題把脈，以期通過民間話語表達一國的政治立場和利益訴求。

在多元化的今天，官方話語的表達方式和價值訴求也在隨時代的變化而向多元化轉變。官方話語與民間話語在國際傳播中的界限逐漸模糊，二者的關系表現為既相互獨立又互為補充的結果。為了實現更好的傳播效果，官方話語一方面需要民間話語的補充和協調，另一方面也需對不斷涌現的各類民間話語進行引導和管理。盡管從目前來看，官方話語與民間話語的分野依舊存在，但總體上二者均以滿足國家社會的需要為目標導向，呈現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動性特點。站在民間話語的角度來看，當官方不便公開發聲或是公開發聲難以獲得良好效果的時候，民間話語將發揮巨大的補充性作用。

例如，涉藏、涉疆等問題一直是我國在國際傳播領域中面臨的敏感問題，國外的政府、媒體和民眾往往對來自中國官方的意見表態存有異議，一些媒體和組織非但不能正確報道甚至還會有意污名化中國官方的話語。面對這樣的問題，僅依靠來自官方層面的話語表態往往效果不理想，甚至還會產生事倍功半的結果，此時若有適宜妥帖的“民間聲音”，那麼解決上述尷尬而棘手的國際傳播問題便有了全新的路徑指引。當重大國際事件發生時，民間群體潛藏的巨大能量和資源應被充分重視和挖掘。此前發生的火炬傳遞事件中，中國海外留學生群體自發聲援，並在線上和線下發起抗議活動，對暴力干擾火炬傳遞的行徑進行了大力譴責，國際輿論反響強烈。著名的Anti-CNN網站即是民間社會組織發揮輿論影響力的典型案例，該網站分析整理西方媒體報道中惡意歪曲中國的內容，同時有理有據地對部分西方媒體的惡意言論展開有力回擊。

民間力量之所以能夠發揮“補充”和“緩沖”的作用，是因為國際傳播的受眾更加認同來自非官方背景的個體的聲音，換言之，民間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彌合了長久以來官方層面的信任危機。信任危機的彌合一方面與西方民眾的文化習慣有關——西方人文主義倡導個體關懷，強調人的主體地位，另一方面也與西方民眾對中國持有的刻板成見相關——中國政府的強權形象壓迫普通民眾的意見表達。正是基於這些原因，來自民間渠道的話語表達和國際傳播實踐能夠創造出更強的心理接近性和更具親善性的中國國際話語表達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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