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當前消費社會的語境下，大眾傳媒與大眾文化的沖擊使得一直佔據主流引領地位的精英文化面臨嚴峻危機，擠壓著精英文化的生存空間。《朗讀者》用文學作品串聯情感，用朗讀表達內心，是典型的精英文化進行大眾化探索從而積極構建受眾群的成功范本。本文以其為研究案例，試圖引入布爾迪厄的場域理論探析精英文化如何從“小眾”走向“大眾”，從資本的角度解析精英文化在電視媒介場內的傳播特性和傳播策略。

關鍵詞：場域﹔資本﹔精英文化﹔朗讀者

尼爾·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中說道：“現實社會的一切公眾話語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都心甘情願的成為娛樂的附庸。” 大眾文化在工業技術和消費社會的語境下產生，通過現代傳媒廣泛傳播以影響大眾的審美趣味和精神價值，並由此建構出新的文化范式——泛娛樂化。

於是，我國近10年來靠引進、復制、模仿打造綜藝節目博取眼球、提高收視率成了各大電視台都繞不開的詬病。在大眾文化的擠壓下，作為主流文化承擔者和以崇高價值觀念自居的精英文化，逐漸失去中心話語地位，退守到邊緣地帶。而當前，節目同質化、收視率的激烈競爭和“限娛令”的頒布在給綜藝節目施壓的同時，也將電視綜藝行業推向了新一輪的轉型和升級。於是我們看到《朗讀者》等一系列“清流綜藝”的崛起，使得在技術文化、商業文化面前被迫失語的精英文化重回公眾視野。

一、媒介場域下政治資本的運作助推《朗讀者》興起

從2013年的《漢字英雄》《中華好詩詞》，2014年的《中國成語大會》到如今霸屏的《見字如面》《朗讀者》等，諸多文化類節目贏得了好口碑。文化節目相繼涌現似乎是一種時代的必然，也是一種價值的回歸。綜藝節目泛娛樂化在滿足受眾“快餐式”收視習慣的同時，也讓“文化焦慮”成為當今社會的一種集體心理狀態。因此，一檔不喧鬧、有內涵、有營養的電視節目也迎合了觀眾的期待和需求。

但大眾媒介受收視率、經濟利潤等因素制約，使得精英文化進入媒介場困難重重。精英文化的文化屬性與大眾媒介的商業屬性本質上是矛盾的，大眾媒介不可能脫離收視率來歡迎精英文化的加入。因此，精英文化不僅需要在大眾媒介傳播過程中重新調整以滿足觀眾的新需求，還需要國家政策的引導和助推。

在《關於電視》一書中，布爾迪厄屢次提到“政治場”和“經濟場”對媒介場的滲透和控制。所以，在媒介場中，一般包括三種資本：政治資本、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三種資本在媒介組織中以特有的方式流轉和重構，形成了“電視媒介場域”。 其中，政治資本在媒介場中是一隻“無形的巨手”，指一種長期積累的潛移默化式的政治影響和政治權威。

我國的電視體制決定了電視台的國有化和作為國家、政黨意識形態宣傳工具的特殊職能，擔負著引導社會輿論、加強人民群眾思想價值觀念以及知識普及等社會功能。尤其是中央電視台，作為黨和國家的“喉舌”，更要擔當起相應的責任。2017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公布了《關於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這是官方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闡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發展，也意味著在新時期對傳統文化的傳承，已由積極倡導、媒體引領上升到國家意志層面。此外，國家對於全民閱讀風氣的大力弘揚也使得《朗讀者》的出現具有更為特殊的意義，從而席卷全國。媒介場中的政治資本發揮積極作用，文化類節目也得以迎來良好的發展局面。

二、《朗讀者》呈現形式：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的聯動

在電視媒介場中，經濟、政治、文化這三種資本並不是單獨存在的，它們之間可以相互轉化、相互影響，政治資本和文化資本的合理利用可以轉化成經濟資本，政治資本與經濟資本合法化后又可以影響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相比，文化資本有自己的獨特價值，表現出稀缺性與神聖性，但是放在當下這樣一個將貨幣發揮到極致的高度分化的社會中，文化資本的話語權就很容易被貨幣淹沒。知識分子對文化資本有絕對的控制權，憑借文化資本獲得發言權的合法性，但他們缺少經濟資本和政治資本，從而在發言權上缺少權威和渠道。因此，在大眾文化如魚得水的今天，精英知識分子單憑文化資本的競爭越來越處於不利地位。

精英知識分子所創造和傳承的往往是“陽春白雪式”的高雅作品，而書本是具有較高門檻的知識載體，具有一定的階級性和局限性。這些作品經由書本表現出來，其解讀又具有單一性、封閉性的特點，對受眾的知識水平和理解能力有較高要求。而電視作為大眾傳媒的杰出代表，具有開放性、流行性的特點，接受門檻低，最適合作為文化傳播的工具。故而精英文化尋求生存空間就必須盡可能走下“神壇”，做到以一種親民的姿態融入普通民眾之中，以一種通俗的方式進行一次無障礙的信息傳遞，實現與大眾媒介的對接和聯通。

《朗讀者》可以說是將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聯動起來發揮最大效益的成功典范，既維護了文化資本的傳播又取得了一定的經濟資本。作為精英知識分子的嘉賓登上電視、誦讀經典，其直接目的並非刻意追求經濟利潤，但他們的身份和傳承的經典文學作品，無形中還是巧妙地將文化資本轉變成了經濟資本，將精英文化以一種大眾普遍認可和接受的形式傳遞擴散了出去，平衡了精英學者的文化資本與電視媒體的經濟資本的矛盾，使朗讀這種文學行為不再是一個小眾的文化領域，而是成為社會大眾的一種價值追求和精神記憶，實現了精英文化“大眾化”傳播，主流文化“親民化”傳播。

三、《朗讀者》充分利用文化資本實現大眾化探索

在電視綜藝“文化熱”出現之前，能夠真正突破專業領域被大眾認可的文化類綜藝節目並不多，甚至一度連節目創作者都認為文化節目是一種小眾的高雅節目品類，並不具備大眾傳播能力。這種經驗判斷成為節目創新發展的一大障礙。

如今，央視逐漸摸索出符合自己定位的綜藝節目創新方向，在具有主流引領性的傳統題材上發力，重塑央視在綜藝領域的引領力，打破了文化類節目“曲高和寡”的魔咒。作為一檔高品質、高格調又接地氣的文化類節目，《朗讀者》充分利用文化資本進行大眾化傳播的特性也十分顯著，不但成功開辟了喧囂綜藝界的一股“清流”，也滿足了觀眾的收視需求，符合央視國家電視台的定位。

（一）電視傳播的文化信源：精英知識分子

文化資本是電視讀書節目存在的價值所在，也是大眾媒介吸附知識精英加盟其中的主要原因。正如布爾迪厄所言，一個人在場域內的地位高低主要取決於他所擁有的資本數量和質量，文化資源的擁有與否和擁有多少，決定了一個階層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聲音的強弱。 文化資本有外顯和內隱兩種形態。所謂顯性文化資本就是直接反映在物質層面上、外顯成各種物質性的物品，如陶瓷、繪畫、書法等藝術品。而隱性文化資本是指人的內在精神層面，如情感意識、價值觀念、共同行為方式等。 知識分子控制了文化資本這樣一個稀缺資源，也就成了福柯所說的話語霸權。

《朗讀者》邀請各行各業具有影響力的嘉賓來到現場，分享自己的人生故事並傾情演繹經典美文。這些嘉賓有濮存昕、斯琴高娃這樣的老戲骨﹔有鄭淵潔這樣的著名作家﹔有柳傳志這樣的商界名流﹔有許淵沖這樣的知識分子﹔有喬榛、張梓琳這樣的文體界知名人士﹔還有“鮮花夫婦”周小林、殷潔，無國界醫生蔣勵這樣有積澱的文化人。這些嘉賓都具備一定的文化素養和人生閱歷，他們上台分享自己朗讀背后的故事，更能感染觀眾，也符合節目“一個人，一段文”的宗旨。

除了陣容強大的嘉賓團具有精英知識分子自帶的“光環”外，主持人董卿也可以說是一大亮點。她主持功底扎實、經驗豐富、才華橫溢，在《中國詩詞大會》上就以深厚的文學底蘊和“腹有詩書氣自華”的知識分子形象精彩亮相，深受喜愛和好評﹔在《朗讀者》的舞台上又以其星范十足、端庄大氣的形象，文採飛揚的語言，極具親和力的主持風格等牢牢吸引了觀眾的眼球，讓觀眾更容易接受由她對文化節目設置的議程，從而激發朗讀的興趣。

《朗讀者》嘉賓和主持人作為精英知識分子階層，具有一定的權威性和公信力，他們充分利用其隱性文化資本（如學歷、知識、身份認同、社會地位等）通過朗讀經典文學作品這些顯性的文化資本來傳遞思想、傳承經典，從而在觀眾心目中留下深刻的文學烙印，影響觀眾的價值觀念和情感態度。同時，央視借由《朗讀者》這檔節目，以自身的經濟資本、社會資本與知識分子交換文化資本，也提升了節目自身的品位與權威性。

（二）情感認同：架起平民與精英之間溝通的橋梁

《朗讀者》的大眾化探索路徑中關鍵的一點就是與受眾建立良好的情感溝通，這也是經典文學散發魅力的必由之路。如果沒有架起經典文學走向大眾這座溝通情感的橋梁，那麼經典永遠只是高高在上的華麗辭藻的堆砌，失卻了其存在的價值和魅力。在精品化的題材和大眾化的情感之間建立起合理、自然的銜接，靠的是情感的抒發。《朗讀者》每期一個主題，通過“訪談+朗讀”的形式，將不同的情感與人生體驗鮮活地展現在觀眾眼前，用語言打動人心，用故事走進人心。表演藝術家濮存昕朗讀《宗月大師》，感謝幫助他扔掉拐杖、重拾自信的榮國威大夫﹔配音大師喬榛朗讀《我願是激流》，借以感謝陪伴自己多年的妻子﹔企業家柳傳志在訪談中大談父子情，透露與兒子生活的點滴細節，並深情朗讀在兒子婚禮上的致辭……他們雖是各行各業的精英、領軍人物，但也有著和普通人一樣的生活和情感，親情、友情、愛情這些人類的情感是共通的，是能夠超越身份、階層的限制而互相對話、交流的。這些情感與體驗，架起平民和精英之間溝通的橋梁，也幫助節目跳脫精英文化困頓的牢籠，完成與觀眾情感交流的過程。

四、結語

精英文化作為知識分子文化的主要表現形態，是新學術、新觀念、新文藝創作和改革的主體，也是各種經典文藝和正統思想的代表，更擔負著教化大眾、提升社會價值的重要角色。因此，對精英文化的態度必須是嚴肅的。然而，在今天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酒香不怕巷子深”已成了“酒香更怕巷子深”。精英文化如果不能有效傳播，就難以發揮其作用。大眾傳媒的發展使得精英文化必須沖破“象牙塔”的束縛，在傳播形式上發生轉變，在通過電視媒介傳播的過程中重新編碼以滿足收視率和傳播效果的需求。除此之外，注重人性關懷、故事講述、情感共鳴，將主流意識形態變得“親民化”，才能構建起龐大的受眾群，帶來廣泛的影響意義和流行大勢。 《朗讀者》恰到好處地融合了精英文化、主流文化、大眾文化，其成功經驗和路徑值得其他文化類節目參考和借鑒。（作者單位：四川大學） 

注釋：

① [美]尼爾·波茲曼.娛樂至死[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4.

② [法]皮埃爾.布爾迪厄.關於電視[M].許鈞 譯.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82-97.

③閆海玲.精英文化與大眾傳媒的融合——大眾傳媒下精英文化的生存策略探析[D].山東師范大學,2011.

④過彤,張慶龍.《朗讀者》：文化類電視綜藝節目的大眾化探索[J].傳媒評論,2017(03).

⑤David Swartz.Culture and Power:The sociology of Pierre Bourdieu[M].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7:1.

⑥李福林.場域視角下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間的博弈——兼及中國當代審美文化形態的一種思考[D].山東師范大學,2014.

⑦石長順,鐘陽.文化類節目在主流意識形態表達上的創新——以《朗讀者》為例[J].南方電視學刊,2017(04).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