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使用與滿足”角度看文化綜藝節目的受眾接受心理
——以《朗讀者》為例
摘要:以《朗讀者》為代表的文化綜藝節目曾一度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對這類節目受眾接受心理的研究也被提上了議程。本文運用“使用與滿足”理論,系統地考察《朗讀者》對受眾娛樂需求和文化需求的滿足情況,探究影響受眾接受心理的背景因素,並分析《朗讀者》存在的不足。
關鍵詞:《朗讀者》﹔文化綜藝節目﹔受眾接受心理﹔使用與滿足
上世紀七十年代,卡茲等人發表了《個人對大眾傳播的使用》一文,進一步補充與完善了“使用與滿足”理論,將受眾與媒介的接觸行為概括成一個“社會因素+心理因素——媒介期待——媒介接觸——需求滿足”的反應過程。本文根據這個模式,結合《朗讀者》的具體實例,對我國文化綜藝節目的受眾接受心理展開分析。
一、受眾需求心理的滿足
(一)對文化需求的滿足
《朗讀者》對受眾文化需求的滿足,不僅在於《朗讀者》提供了豐富的文化知識,更在於《朗讀者》在消費社會出現文化身份危機的歷史節點有效地回應了受眾對文化類節目的需要。
《朗讀者》的出現恰逢其時。《朗讀者》有兩大賣點——朗讀和董卿,這兩點都是當下的消費熱點。朗讀意味著讀書,而讀書意味著文化。傳播的信息化和全球化引發了中國人的文化身份危機,受眾對文化有著巨大的需求,現今,但凡文化類節目,無一不引起受眾的高度關注。而董卿,自《中國詩詞大會》后一炮走紅,成為新晉國民“女神”,因自身的知性、優雅,被大眾賦予了象征性的意義,成為文化的象征符號。
被貼上文化標簽、成為文化熱銷產品的《朗讀者》對自身的定位是“文化情感類節目”,雖然《朗讀者》在傳播文學知識、增長受眾見聞方面也有不可忽視的貢獻,但也必須看到它的重點是“文化情感”而非“文化知識”,它對受眾文化需求的滿足方式是營造文化氛圍。《朗讀者》的主題詞是“遇見”“陪伴”“選擇”“告別”“青春”等富有文學性的抽象詞語,每期邀請名人或素人分享自己的故事,朗讀與主題詞相關的文學作品,加之燈光和配樂的輔助,營造出文化抒情氣氛,使受眾得到文學熏陶,提升了受眾的審美情趣,滿足受眾的文化需求。同時,因為大眾傳媒的“社會公共服務性”和“傳承社會文明功能”,加之央視的公信力和權威性,《朗讀者》作為一種“社會信源”,掌握著文化話語權,“提供了建構文化身份的素材”,並生產、解釋、再生產帶有“視覺一律性”、符合社會普遍審美認知的傳統文化理念,構建共享的意義和文化,從而增強了受眾對民族文化的熱愛和自豪感,滿足了受眾對自身文化認同的需求。
(二)對娛樂需求的滿足
從節目內容來看,《朗讀者》的重點在情感,不論是現場記錄還是節目剪輯,訪談所佔的時間都遠遠超過了朗讀。訪談的內容基本是名人(主要是知名企業家、著名作家、明星三類)或素人講述自己的生活,採用“不尋常人+尋常事”“不尋常人+不尋常事”以及“尋常人+不尋常事”三種模式制造焦點,吸引受眾注意,滿足受眾的八卦心理和偷窺欲﹔或者引起受眾情感共鳴,使受眾得到一種情感升華、情感宣泄(如感動哭就是一種心靈升華和情緒宣泄)的快感。比如,通過周小林和殷潔這種“尋常人+不尋常事”的模式,滿足受眾對美好愛情生活的好奇心和幻想﹔通過許淵沖這位翻譯大家的暗戀小事,觀眾會被許老先生震撼和打動,許老先生在念《別丟掉》時熱淚盈眶,情緒激動,對現場觀眾有很強的情緒感染力,受眾也會從許老的赤子心中得到心靈的震撼和情感的升華,得到情緒的宣泄。
從節目的構成要素來看,《朗讀者》在燈光、配樂、舞台裝飾、剪輯、字幕、專家訪談等各方面都做了精心准備。燈光師是英國專業人士,配樂邀請知名鋼琴家李雲迪等,舞台裝飾“高雅”,朗讀字幕以“白紙黑字”的方式呈現……與同期的《見字如面》相比,《朗讀者》在音樂、燈光、舞台設計這些視聽元素上可以說是大手筆、高投入,而這些視覺的和聽覺的要素,都是要對受眾的感覺器官產生刺激,同時作為一種輔助機制,在朗讀者講述自己的故事時,進一步營造抒情氛圍,渲染氣氛,使受眾產生情感共振、情緒起伏,最終實現受眾的情感宣泄,滿足受眾的娛樂需求。
二、受眾接受的相關背景
(一)社會因素
中國文化基因覺醒。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國際地位的提升,國人的民族自豪感與自我身份認同感不斷增長,然而與之相對的是傳播的全球化和數字化引發的文化身份危機,全球化傳播逐漸消解中華文化的民族性,數字化傳播持續壓縮個體生存的時間和空間。在民族身份、自我認同的主觀需求與客觀消解的矛盾中,受眾的中華文化基因被強制性地喚醒並突出地顯現出來。《朗讀者》邀請了大量的受眾耳熟能詳、帶有鮮明中國符號的嘉賓,如倪萍、馮小剛、郎平、余光中﹔選取了眾多中華民族歷史上的名家名篇,如《詩經》《紅樓夢》《從前慢》。《朗讀者》在嘉賓和作品的選取上與中國文化基因覺醒的社會背景相適應,同時也踐行了習主席強調的“延續民族文化血脈”。
另一個更為現實的因素在於,過度娛樂化背景下受眾渴求精神文化的回歸。近年來,各大真人秀綜藝節目大火,比明星、拼排場、造話題、蹭熱點、戲劇沖突愈演愈烈,明星被超額消費、感官刺激過度、泛娛樂化的負面影響逐漸顯現出來,“衛視節目的同質化競爭,無法形成獨特的認知屬性”,高度相似的綜藝娛樂節目大規模泛濫使受眾產生了審美疲勞。走文化路線的《朗讀者》以一種清新的姿態登場,從千篇一律的綜藝娛樂節目中脫穎而出,“萬紅叢中一點綠”,立馬吸引了受眾的注意。
(二)心理因素
快節奏、高強度的工作生活給現代人帶來了心理壓力,面對壓力,受眾會本能地逃離,轉向綜藝娛樂節目,在娛樂消遣中得以暫時忘記現實煩惱,甚至把自己代入節目,通過與節目參與者的答題競爭,從綜藝節目所營造的虛擬空間中尋找替代性滿足。受眾“一方面不斷地從充滿娛樂、低俗、媚俗的節目中找尋滿足感,另一方面內心深處又充滿了罪惡感,覺得自己內心世界的情感無法得到宣泄”,這一矛盾在兼具娛樂消遣性和文化知識性的文化綜藝節目裡得到了解決。《朗讀者》既通過電光聲色以娛樂性滿足了受眾的本能欲望,又通過作品朗讀以文化性增加了受眾的知識積累、滿足了受眾的功利性需求。在娛樂需求和文化需求之外,受眾還存在著模仿欲、偶像崇拜、傳承民族文化等諸多方面的心理需求。
(三)媒介期待
根據接受美學的觀點,受眾在接受文化綜藝節目之前大腦中存在一個“先在結構”,這種“先在結構”是受眾的生活經歷、社會閱歷、教育程度、美學趣味、審美經驗、性格特征、行為習慣等綜合作用形成的,受這種“先在結構”的影響,受眾在接受文化綜藝節目之前會形成自己獨特的期待視野。當文化綜藝節目滿足了受眾的心理預期,也就是“視界融合”時,受眾與節目之間會產生共鳴,因此而獲得審美滿足。
而作為審美客體的文化綜藝節目往往充滿了文本上的“不確定性”,這可能會使受眾的“經驗期待視野”在接受過程中遇挫,然而受眾一旦跨過了這個挫折,就會進入一個全新的、更高層面的審美境界,“為豁然開朗的藝術境界而振奮,又為擴充和豐富了‘經驗期待視野’而欣悅滿足”,獲得新的感官體驗。
根據受眾媒介期待的特點,《朗讀者》採取陌生和熟悉相結合的模式來滿足受眾需求。《朗讀者》在嘉賓和作品的選取上大多數採用陌生化的方式,但在主持人訪談和作品主旨方面所揭示的卻往往是受眾熟悉的人間真情。
三、不足與缺憾
必須指出的是,《朗讀者》在滿足受眾的文化需求方面存在著三點不足。
一是《朗讀者》的自身定位和受眾的媒體印象之間存在錯位和偏差。根據《朗讀者》對自身“文化情感類節目”的定位,它預設的目標受眾應該重點關注“情感”,關注“者”而非“朗讀”,但現實受眾普遍的心理預期是“朗讀”而非“者”,這種偏差會使受眾在媒介印象反饋調整方面產生消極影響。
二是朗讀者的朗讀水平與作品內涵在多數情況下不對等。朗讀者可分為兩類,一種是專業出身,播音腔很重,朗讀者的情感、語音、聲調遠超過作品本身所蘊含的情感,這是“形式大於內容”﹔另一種是太不專業,朗讀者地方口音太重,受眾需要看字幕才能明白朗讀者的朗讀內容,這是“形式不足以負荷內容”。形式與內容的不協調,會妨礙文學氛圍的營造,對滿足受眾的文化需求產生阻隔。
三是知識碎片化。這一點也是分歧較大、最為重要的一點。一方面,在工作生活節奏飛快的現代社會中,受眾很難長時間對文化知識進行系統的學習,片刻的休閑時間往往成為受眾利用的主體,此外“同樣碎片化的內容形態也為網絡傳播平台提供著最大兼容性的模板”,《朗讀者》嘉賓間的相關度低、嘉賓訪談與作品之間的關聯性小,使得《朗讀者》的節目內容可以被剪輯成若干的小片段,在間斷性、不連續、耗時短的休閑時間內被受眾瞬間閱讀、理解和記憶,契合了當代受眾碎片化的閱讀習慣﹔另一方面,《朗讀者》碎片化的特性進一步加劇了現存的社會閱讀困境——碎片化、不系統、不深刻、易忘卻,而受眾在媒介反饋過程中也常常會感到自己浪費了時間,思考能力鈍化,並對節目的慢節奏、表面化提出不滿。
四、結語
《朗讀者》等文化綜藝節目曾經是現象級的存在,而在今天又復歸於沉寂,運用“使用與滿足”理論對此進行考察,可以看到《朗讀者》在滿足受眾娛樂需求和文化需求上的特點,看到《朗讀者》大熱的社會時代背景、受眾需求基礎和策略手段,看到它在自身定位與媒介期待之間的偏差、節目本身內容與形式的不對等以及知識碎片化的缺憾,從而理解節目“熱冷”的變化,更好地把握文化綜藝節目發展制作的規律。
不過,文化綜藝節目的受眾接受心理還有待學界進一步挖掘,文化綜藝節目也遠未喪失生命力。正如董卿所言:“我並不認為因為《中國詩詞大會》或者《朗讀者》得到了大家的關注,就標志著今天中國文化類的節目開始大火或者說真的迎來了一個新的春天,但是起碼它是個風向標。”(作者單位:江南大學)
基金項目:本文系江南大學主辦校級課題,項目名稱:文化類綜藝節目的受眾接受心理研究——以江南大學為例,項目代碼:1245210232174330,項目編號:2017487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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