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西部學刊》

摘要：19世紀末20世紀初，針對大眾化新聞業的低俗化潮流和誤導輿論等亂象，普利策等人率先倡導在研究性大學開辦新聞教育，以匡正弊端、強化社會責任並提高新聞業務水平。之后，美國的新聞教育在威斯康星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和密蘇裡大學相繼開展起來。當下中國的社會轉型、新聞業市場化運營以及新媒體的挑戰，都與普利策所在的當年美國多有相似之處，因此普利策關於新聞教育的理想，以及探索與努力，對當下中國的新聞教育具有較強的參考價值。

關鍵詞：新聞教育﹔普利策﹔新媒體﹔社會責任

普利策是美國現代報業的領袖和開創者，也是高等新聞教育的主要倡導者之一。美國高校中的新聞教育模式及新聞界的人才獎勵機制，至今仍深受其思想的影響。在媒介技術變革、新聞業轉型的今天，回顧普利策有關新聞教育的理想，有助於我們在當下更好地把握新聞教育的定位和方向，提高新聞教育的質量和效益。

一、普利策的新聞教育理想及其實現

1883年，約瑟夫.普利策從西部城市聖路易斯來到紐約，著手主編《世界報》，開始了角逐紐約報界的崢嶸歲月。憑著精明的廣告策略和富有成效的“自我推銷”[1]84，《世界報》很快就取得了巨大成功，1887年銷量達到25萬份，成為美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數年后，普利策投資250萬美元建成當時紐約市最高、最引人注目的建筑——世界報大樓，樓裡面安裝了最新式的印刷設備。1890年，普利策因身體原因而退休，但他仍在幕后牢牢地掌控著自己的報業帝國。1894年該報資產達到1000萬美元。

1892年，也就是在進軍紐約的第十個年頭，普利策找到哥倫比亞大學的校長，提出要向該校捐贈一所新聞學院，但是他的建議沒有被對方接受。后來他又找到了哈佛大學校長繼續商討此事，該校校長埃利奧塔與普利策一起，提出了一套新聞學院的全部課程，但卻沒有進一步落實。最后，普利策建設新聞學院的計劃還是落戶到了哥倫比亞大學。1912年，該校的新聞學院建成，而普利策已經於前一年去世。生前，他給哥倫比亞大學捐贈200萬美元，用於建造一座新聞學院大樓和設立學生獎學金，並用來為有建樹的新聞和文學成就設立普利策獎。普利策獎於1917年正式頒發，哥倫比亞大學為其依托單位。

建設新聞學院以培養新聞從業人員，這一計劃不僅被當時的一流大學所冷落，還受到大部分報紙編輯的嘲笑，因為此前新聞人才一直是在實踐中，以師傅帶徒弟的方式培養的，報社就是新聞人才的學校。美國早期的新聞從業人員以至於一些著名主編，甚至連其基本文化知識都是在印刷車間的鉛字盤前學到的。普利策沒有顧及這些冷落與嘲諷，1904年，他在一本雜志上公開闡述了自己的理想，申明了創辦新聞學院的目的：

“培養更好的新聞記者，讓他們辦出更好的報紙，以更好地服務於公眾……我的希望是新聞學院將提高編輯專業的標准……我希望開展一場運動，把新聞提高到一個學術性專業的層次”。[2]19

普利策去世后，他的新聞教育理念，也在威斯康星大學得到發揚光大。拿過接力棒的是享有“美國新聞教育之父”美稱的W.G.布萊爾。1912年，該校的新聞教育發展而為新聞系，布萊爾是系主任，1927年新聞系又發展為新聞學院。布萊爾院長貫徹了普利策和埃利奧塔校長當年的新聞人才培養計劃，將新聞學建立在社會科學的基礎上，也就是將社會科學的教育和新聞學教育相結合。在課程設置上，新聞學院的課程由四分之一的新聞課程、四分之三的社會科學和人文課程組成。布萊爾希望“達到為學生提供廣泛的背景和某些新聞學方面的技術培訓的目的”[3]。

不僅如此，布萊爾還在另外兩個方面進行了長期不懈的努力，使這種以社會科學為基礎的新聞教育模式，成為美國新聞學院的標准。

第一，布萊爾取得了威斯康星大學研究生院的准許，在政治學、心理學或歷史學以及兼修新聞學方面能授予博士學位。通過這一渠道，他將一批來自各地的擁有新聞實踐經驗的新聞學教師培養為博士，而這些人先后成長為美國多所研究性大學的新聞學院院長，並將布萊爾的新聞教育理念進一步推廣開來。

第二，布萊爾在1912年幫助創建了美國新聞學教師協會（AATJ），並擔任協會的第一屆主席。通過這一類新聞學院管理者組織，布萊爾影響了其他大學的新聞學課程。

布萊爾的整個策略是通過以一個更加學術性的方向，包括對於研究的日益強調，以改造新聞學院，幫助新聞學院生存下來，從而將普利策在研究性大學開創新聞教育的理想變成了現實，並糾正了人們長期以來關於新聞專業的片面認識。此外，布萊爾的一些衣缽傳人，還影響了施拉姆，使他發展出了今天極富影響力的傳播學學科。

二、普利策倡導新聞教育的現實背景

普利策關於在一流高校開展新聞教育的理想，與當時社會和新聞業的發展是密不可分的。19世紀后期，是英國的“維多利亞時代”，是美國歷史上的“鍍金時代”，自由資本主義在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的支持下，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1894年，借助於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領先優勢，美國一躍而成為世界第一工業強國。

內戰以后的三十年間，美國社會全面進入了工業化、城市化、機械化的時代，交通通信技術快速發展和普及，城市大量崛起，移民和工業人口導致了城市化快速突進。而城市和工業制造的發展，又直接推動了報業的發展。與各行各業的集中壟斷趨勢相對應，美國報業也出現了集中趨勢，報業集團開始出現，比如斯克裡普斯和赫斯特等人，都在十九世紀末期，發展了自己的報業集團。

這一時期的美國新式新聞業，實質上是近代報業向現代報業的跨躍式發展。報紙不僅幫助將一個快速壯大的移民社會整合起來，也成了城鄉生活中人們文化生活和國家想像的提供者，以及左右社會輿論的關鍵力量。但是，現代報業在飛速發展中，也出現了一些嚴重的問題，成為有識之士的關注焦點：

首當其沖的就是普利策、赫斯特在紐約的新聞大戰所導致的黃色新聞。這股新聞濁流因為赫斯特1895年進軍紐約挑戰普利策而引發，並因為《世界報》和《新聞報》競相展示一個“黃孩子”的漫畫而加劇。黃色新聞也就是低俗新聞，是一種以轟動性、刺激性和趣味性為宗旨的新聞報道模式及其風格，其基本特征一言以蔽之就是“聳人聽聞”。[3]黃色新聞的關鍵，不在於報道什麼，而在於其報道風格的夸張、炒作、煽情，其中也包括視覺呈現上的大標題、重色彩和夸張的漫畫。黃色新聞迎合底層居民和外來移民的需要，因此極大地發展了報紙的讀者群，為報紙帶來了可觀的發行量和廣告。但是黃色新聞無益於社會，被新聞史學者斥為“沒有靈魂的新聞”。

其次就是報紙誤導社會輿論，甚至公開鼓動對外戰爭。19世紀末期，古巴爆發了反對西班牙殖民統治的民族解放運動，美國報紙聲援古巴民族解放，實質則是為大資本家的海外擴張以及美國政府的對外干預進行輿論造勢。最后爆發的美西戰爭成為美國海外殖民的起點，美國的勢力由此擴展到了亞洲，佔領了原屬西班牙殖民地的菲律賓。這場戰爭往往被稱為“赫斯特的戰爭”，因為赫斯特及普利策的報刊不僅捕風捉影地夸大事實，甚至公開呼吁美國軍事干預古巴。

最后，是無所不在的大眾化、社會化的媒體及其文化影響，引發了人們普遍的憂慮。大眾化報紙，包括其晚刊、星期刊等媒體形式的高度普及，雖然能夠“體認日常生活的重要性”，並有利於移民城市社會的整合，但是一方面其低俗化引發人們的不滿，另一方面媒體和記者對日常生活的介入與報道，也引發了人們對私人領域被入侵的憂慮。比如，著名的“隱私權論文”就出現在大眾化報業崛起的這一時期，布蘭蒂斯和沃倫兩位律師作者所表達的正是人們的普遍憂慮：

從很多方面來看，新聞界已經明顯地超越正當與高雅的范圍。閑話不再只是游手好閑者與品行不端者的消遣，甚至已經成為一種商業，有人厚著臉皮去努力追逐。為了滿足好色的口味，性行為的細節描寫在每天的報紙版面上大登特登。為了懶惰人士，專欄一再充滿無聊的閑話，其來源隻有依靠入侵家庭圈內而獲得。[4]

因為私人領域受到威脅，兩位律師最早提出要求媒體尊重公民的隱私。“伴隨先進文明，生活的激烈與復雜使得個人有時需要從世界中退卻。在文化巧妙的影響下，個人對公開也極為敏感，正因如此，孤獨與隱私對個人更屬必要。”

三、從“教育之父”的倡議看新聞教育的使命擔當

普利策等人倡導和實踐的新聞教育，是在新聞業快速發展及相應的問題背景下提出的，自然也包含著他們對解決問題、實現良性發展的新聞教育使命設定。

一是匡正新聞實踐之弊端，增強新聞界的責任意識。從普利策到埃利奧塔校長再到布萊爾，這些最早提倡和實踐新聞教育的人，都對大眾化報業多有批評。這也構成了他們倡導新聞教育以及設計新聞教育的主要思想。普利策后來對“黃色新聞大戰”有所反省，還“曾就《世界報》為殺人戰爭制造輿論表示后悔”[5]253。

與普利策一起制定了新聞學課程的埃裡奧塔校長，則被新聞史學家認為不尊重美國的新聞記者。因為在1890年左右，他稱記者們為“醉漢、游手好閑的人、流浪漢”[2]19。埃利奧塔校長等那一代知識分子領袖曾公開承認，他們從當時戈德金主編的《民族》周刊中獲益匪淺，而戈德金則是一貫反對黃色新聞的報人。他猛烈地批評道：“在任何一個基督教國家中，一家黃色報館在氣氛上大概是最像地獄了。因為沒有一個地方能比黃色報館更適宜把一個青年訓練成永遠遭人唾罵的人。”[5]253

同樣，布萊爾也是“對某些辦報方針，特別是追求聳人聽聞消息的手法的強烈批評者。”[2]19這些美國新聞教育的開拓者主張新聞業不能一味追逐利益，而是要注意社會效果，要有使命意識，做民主事業的捍衛者，這也正是他們希望通過開辦新聞教育來達成的社會目標。普利策說過，新聞工作者除非具有最崇高的理想，最深切的期許，對問題能洞察其本質，同時懷有最誠摯的社會責任，否則無從把新聞事業從屈服商業利益、追求自我利益以及違反公共利益的歧途中挽求過來。布萊爾則主張新聞教育的基本功能是教育學生正確而深該地理解世界發展態勢，並能運用所學知識理解和評析每日的新聞事件，新聞教育的目標就是幫助學生理解媒體在民主社會中的作用。[6]

此外，20世紀初美國新聞教育的興起，是與進步主義思潮同聲相應的。進步主義是一種以知識分子為中堅的社會改良運動，是對社會達爾文主義主導的資本主義發展中的問題的一種反省和糾偏。新聞界的“扒糞運動”正是進步運動的一部分，而普利策的《世界報》在其中很好的扮演了“人民的斗士”角色。普利策作為一位報業領袖，他所倡導的新聞教育與其所指揮的揭丑運動的目的當然是一致的，即新聞業必須超越逐利沖動和低俗傾向，充分發揮“瞭望哨”作用，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促進民主和進步。

二是提高新聞界的業務水平，提升專業化水平。埃利奧塔校長認為當時的記者多是醉漢、游手好閑的人、流浪漢，恐怕並非是個人的偏見，因為舒德森在《發掘新聞》一書中也指出，直到19世紀90年代才有“越來越多的雅士取代浪子加入記者行列”。這裡的雅士指擁有大學文憑的人。舒德森認為，直到那時新聞行業才成為一種職業，但是新聞人的職業理想卻是事實和娛樂並重，新聞要寫事實，但又必須生動，還要把記者的道德寓義無意識地呈現出來，這表明新聞與現實主義文學還邊界不清。

正是這些狀況，促使普利策萌發了創建新聞教育的沖動，以此來“培養更好的新聞記者，讓他們辦出更好的報紙，以更好地服務於公眾”。在這方面，實現了普利策理想的是另一位新聞教育開創者，即密蘇裡大學新聞學院院長沃爾特.威廉博士，他於1908年前后，成為美國第一所新聞學院的院長。著名的《報人手則》即出自他的手筆。他不僅希望新聞人要服務於公共事業，擔負起社會責任，還致力於新聞業務的教學。“密蘇裡方法”的核心就是“邊學邊做”[7]，威廉因此被譽為“世界新聞教育之父”。在美國，密蘇裡新聞學院早已經成了過硬的新聞業務水准的標志。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就曾經在密蘇裡新聞學院學習過，事實上他一直以此為榮。現在，該學院辦有報紙、電台和電視台和數字化的“未來媒體實驗中心”，學生一邊學習一面從事實際的新聞業務工作，教師則多有新聞從業經驗。

四、普利策新聞教育理想的啟示意義

南北戰爭以后的三十多年時間裡，美國在世界上快速崛起。而在改革開放至今的30多年時間裡，中國也實現了跨躍式發展。雖然相隔了一百年的時間，但事實上中美兩國所經歷的這兩個階段存在多方面的相似性。比如在社會發展方面，都是工業化城市化快速推進的時期，交通、通信事業也都經歷了類似的高速發展期。這些相似點，也決定了兩者新聞事業發展及面對的問題多有相似之處。比如新聞實踐對新聞教育的呼喚等，這也意味著美國人在百余年前的探索和走過的道路，對我們今天具有較強的參照價值。

而且，百余年前的美國新聞界所面對的媒介環境與當下中國也多有相似之處。當時的美國報紙進入了商業化和大眾化發展階段，並由此導致了諸多新聞倫理問題，而這也是近三十年來，中國媒體走過的道路和滋生的問題。當時的美國電報、電影、廣播等電子媒體已經開始運用於大眾傳播事業，這些新媒體給社會信息傳播增加了更多變數。而今天的中國也正經歷著網絡新媒體的巨大沖擊。面對這些挑戰，美國新聞界創新性地開辦新聞教育，提升新聞人的社會責任感和新聞業務水平。因此，我們今天也應該更加依重新聞教育來應對當前的媒介技術挑戰。

另外，美國新聞教育界在上個世紀還提出了新聞教育終身化和全民化的思想，這對於人人都有麥克風、人人都可以借助自媒體自由發言的時代，更具有啟示意義。權力越大則責任越大，新媒體為每一個公民重新賦權，也就意味著每一個公民都應該肩負起相應的社會責任。而如何運用自己的發言權、如何進行個人的信息管理，如何養成新型的信息倫理和公民責任，這些都是專業新聞教育和公民媒介素養教育可以大顯身手的地方。

參考文獻：

[1]舒德森著.陳昌鳳,常江譯.發掘新聞——美國報業社會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2]羅杰斯著.殷曉蓉譯.傳播學史——一種傳記式的方法[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

[3]李彬.全球新聞傳播史(公元1500－2000年)[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

[4]徐迅著.暗訪與偷拍——記者就在你身邊[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3.

[5]埃默裡等著.展江譯.美國新聞史——大眾傳播媒介解釋史[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6]辛欣.美國新聞教育思想的源流與發展[J].現代傳播,2012(2).

[7]吳信訓.世界新聞教育百年流變[J].新聞與傳播研究,2009(6).

作者簡介：姜德鋒，男，黑龍江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傳播學系主任，碩士研究生導師。

基金項目：黑龍江省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黑龍江大學專項項目“互聯網時代媒體社會責任研究”（HDRC20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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