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关于“中国新闻奖”的研究范式相对成熟，本文试图综合几种研究取向，并借鉴媒介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对28年来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进行框架分析。研究采用内容分析、个案研究、对比分析等方法，纵向梳理的同时结合横向的案例分析、社会学解读和中外对比分析，为中国新闻奖提供独特启示：1.“速度”与“深度”：强化新闻报道的舆论引领力；2.国内与国际：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3.解构与重构：探索中国特色新闻专业主义。

关键词

中国新闻奖；媒介社会学；新闻框架；普利策新闻奖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中国新闻奖创办于1990年，是中国记协主办的全国综合性年度优秀新闻作品最高奖，也是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常设的全国性新闻奖。开展这项评奖活动的目的在于检阅我国新闻工作的年度实绩，推动新闻改革，促进新闻作品质量的提高，促进新闻队伍的思想建设、业务建设和作风建设。

目前，学者对中国新闻奖的探讨众多，主要有几下几种研究取向：针对具体类目或篇目的文本分析，如：《社会转型期我国经济新闻报道价值取向研究——以第27届中国新闻奖文字类经济新闻报道作品为例》、《电视消息编排艺术的创新——以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为例》；也有些学者以时间为主线对新闻奖获奖作品纵向分析，如：《2005—2015年中国新闻奖中灾难报道的新闻角度研究》；或是对不同新闻奖评选标准和内容进行对比分析，如：《融媒体获奖作品分析——以“曾虚白新闻暨台达奖”与“中国新闻奖”为例》等。已有的研究主题和范式相对成熟，因此本文在此基础上，试图综合几种研究取向，对28年来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进行框架分析，在纵向分析的基础上与西方著名的“普利策奖”进行横向对比，以期为中国新闻奖的发展及新闻实践提供独特启示。

此外，新闻生产活动是社会宏观背景和新闻制作等微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新闻生产者本身具备不同程度的专业素养，人生阅历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政治立场、服务对象、媒介手段都有所差异，塑造了不同视角交互下的新闻作品呈现，是新闻框架构建的主体。新闻框架结合了社会学和认知心理学等源头，社会学家贝特森认为，框架是传播者提供给受传者的应当如何理解框架内信息的诠释规则。潘霁提出“框架”概念有三个主要的抽象核心属性，结合起来后将框架定义为“不可见的微观结构，用于交流中组织生成意义，并常在文本中表现为可见符号的组合”。因此，对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的框架分析可以从某些程度上考察新闻作品背后的宏观社会背景和微观新闻生产过程。

（二）研究意义

本文援引媒介社会学理论，通过对28年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的量化分析和文本分析，探索中国新闻奖的框架特点。同时考察媒介和社会的交叉部分，将新闻生产置于社会结构中考量，纵向分析作品背后的新闻标准和社情民意的演变，并横向对比“普利策新闻奖”，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揭示中国新闻奖的生产特色及其社会成因。具体而言，有以下两层意义：

在理论层面，本文基于“媒介与社会互为建构”这一独特而重要的视角，思考媒介社会学视野下新闻生产与组织结构、社会文化及全球化之间的互动，为中国新闻奖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和以数据为基础的实证支持。

在实践层面，为中国新闻奖的评选机制改革提供参考，也进一步探索新时代下我国新闻创作和生产的显性与隐性标准，鼓励新闻从业者顺应时代潮流，创作出更多更好符合人民需求和时代需求的好作品。

二、文献回顾

（一）新闻框架理论

1974年，戈夫曼在《框架分析：经验组织论》将框架定义为“人们用来阐释外在客观世界的心理模式，人们借助框架积极地归纳、建构和阐释生活经验，对各种现象与信息进行设定、感知、辨识和标示。”框架是人们用来认识阐释外在客观世界的认知结构，“能够使它的使用者定位、 感知、 确定和命名那些看似无穷多的具体事实。”1978年，盖伊·塔奇曼在《做新闻：一项关于现实建构的研究》一书中，塔奇曼认为：“新闻报道实际上是一种‘框限’部分事实、‘选择’部分事实以及主观地‘重组’这些社会事实的过程。随后，框架理论在与新闻学、传播学相结合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出三个核心概念与三大研究领域：框架化即框架建构机制、框架呈现即媒介内容、框架效果即受众对媒介信息的反应。

吉特林将新闻的生产和框架理论联系起来，使框架理论在新闻学领域有了进一步的意义。吉特林对框架的定义是：框架是一个持续不变的认知，解释和陈述方式，也就是选择、强调和遗漏的稳定范式；通过这样的框架，符号处理者按照惯例来组织话语。1990年，臧国仁在《新闻的框架效果》一文中提出了“新闻框架理论”这个概念，随后又出版了《新闻媒体与消息来源——媒介框架与真实建构之论述》一书。他认为，新闻框架是指新闻媒体或新闻工作者对事件的主观解释与思考架构，并将区分为高、中、低三个层次。此次研究将采用臧国仁的新闻框架理念，对中国新闻奖的特等奖和一等奖获奖作品进行框架分析，据此提出研究问题：

RQ1：28年来中国新闻奖特等奖和一等奖的作品有什么特点？

（二）媒介社会学

传播媒介的出现和发展，甫一开始就与社会文化和社会交往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媒介”作为各种社会关系的中介，无法超脱于“社会”的结构之外。20世纪中叶以后，传播学和社会学的交叉中形成一门年轻的边缘学科，即“媒介社会学”，又称“传播社会学”。它是以社会学和传播学的基本理论，来分析、解释和研究传播和社会之间相互影响的各种问题。黄成炬为媒介社会学划定了广义的研究范围，是致力于“用社会理论和方法研究媒介与社会相互作用规律以及媒介内部组织运行原则的传播学分支学科。”可以说，媒介传播活动不是孤立的，而是社会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对研究者来说，媒介社会学可以作为一个研究范畴和研究路径。

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在结构上呈发散性。国外学者代为·巴勒特认为媒介机构是复杂多样的，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来研究媒介。他列出了对媒介机构产生影响的因素，媒介机构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影响。 

结合巴勒特对于媒介与社会关系的分析，研究总结出以下几点可以影响媒介活动的因素，分别是国家和法律制度、现实世界和意识形态环境、读者、听众和观众、所有权和控制权、相互竞争的组织、机构和各类技术人员的专门知识以及媒介技术。因此，本文立足于媒介社会学视域，在总结框架特点的基础上重点考察以上几个因素对于对于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的影响。

RQ2：从媒介社会学视角来看，中国新闻奖评奖的获奖作品为什么呈现这样的特点？

（三）中外新闻奖研究

学者们逐渐意识到，只有从中外新闻奖的比较中发现不足与优势，进而用于新闻传播的实践，发展我国新闻事业，才能使我们在国际舞台上更有发言权。中国新闻奖是中国新闻作品年度最高奖，而普利策新闻奖则代表了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新闻界成就的顶峰，被誉为“美国最负责任的写作和最优美的文字”，并极大地影响着世界范围新闻报道的发展方向。已有许多研究通过比较，发现中西传媒在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因此，在纵向分析中国新闻奖的新闻价值观发展脉络之余，本文上述两个最为权威和代表性的奖项为例，通过中外的横向对比以更详实地了解我国新闻价值观在国际新闻话语体系下的独特特征。

RQ3：以美国“普利策”新闻奖为例，中外新闻奖的框架有什么差异？对中国新闻奖和新闻作品的发展有何借鉴？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1990-2018年中国新闻奖特别奖与一等奖的所有获奖作品。

（二）研究方法

文献分析法：根据关键词信息对文献资料进行归纳总结，同时结合的时代背景详细解读不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背景下的中国新闻奖的作品，最后通过对这些获奖作品的分析，来研究中国新闻奖的框架特点及其社会成因。

内容分析法：本次研究根据时间先后采用纵向分析的方法，对1990-2018年期间中国新闻奖特等奖与一等奖获奖作品的包括报道体裁、题材、功能、倾向等9个变量编码后进行数据分析，从而总结出中国新闻奖的框架特点。

案例分析法：为了尽量减少偏差，本研究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结合起来，试图通过微观与宏观的结合更好的研究中国新闻奖29年来的框架特点的变化。

比较研究法：本研究一方面以时间为导向，纵向比较中国新闻奖从1990-2018年期间新闻框架特点的变化，另一方面，将中国新闻奖与普利策新闻奖进行横向对比将中外新闻的相同属性进行对比分析。

（三）类目建构

根据台湾学者臧国仁等提出的框架理论，本研究将新闻报道分为高层次和中层次两个框架结构来分析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的框架特点：高层次指的是“说什么”，奠定报道的大方向和基础，对整篇报道进行统领，如“报道体裁”、“报道功能”、“报道倾向”等；中层次包括“报道题材”、“人物特写对象”等。同时结合中国新闻奖参赛作品的基本情况，补充“获奖年份”、“媒体来源”、“媒体级别”等维度。具体类目如下：

（四）样本范围

1.最小分析单元

一篇在1990-2018年中获得中国新闻奖特别奖或一等奖的新闻作品。

2.抽样方案

采取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

（1） 研究总体：1990年-2018年（共29年）获得中国新闻奖特别奖与一等奖的所有新闻作品。

（2） 采取简单随机抽样的原因：因为整体中的个体是存在差异的，简单随机的抽取是避免主观因素的影响，操作简单，也确保随机性。

（3） 抽样过程：首先将中国新闻奖（1900-2018年）每一年获得特别奖与一等奖的新闻作品进行分组，分为1-29个组，并给每组的获奖作品编号： ①②③④……。编号完成之后用随机数表对每一组的新闻作品进行随机抽样，每组随机抽取5篇获奖新闻作品，形成最终的样本。

（4） 样本量：145。

（五）信度检验

1.编码员培训及预编码

选取2名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作为编码员，在正式编码前进行三小时的编码培训，培训后抽取获奖年份1990—2018年中的2008年和2018年，对两年一共十篇中国新闻奖获奖文章进行预编码，以下文章仍纳入正正式编码的样本中。

2.信度检验

通过Krippendorff’s Alpda(α)进行信度检验，总体信度为0.901，除了“接近性”一个维度的信度比较低，其余类目的信度都高于0.8，编码员间信度较高。在预编码后再次对两位编码员进行关于“接近性”的培训，使得最终的研究结果具有更高的信度。

四、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的框架分析

（一）媒体：凸显报纸主体，打通媒体融合

如图4-1、表4-1所示，不同获奖时段的媒体来源具有显著差异。（ X?=14.982，p=0.020＜0.05 ）

在媒体来源方面，报纸（包括通讯社）为获奖新闻的主要媒体来源，尤其在1999年后，来自报纸及通讯社的获奖新闻报道显著增多，来源比例占到31%以上，比如人民日报、新华社、经济日报等。

相比之下，来源于广播、电视及网络的新闻报道获奖数量显著较少。虽然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走上集团化道路，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电视台办有多种频道，电视节目也多种多样，我国广播电视新闻业的发展迅速。然而，由于互联网的冲击，新闻生产机制、传播渠道以及受众偏好都发生巨大变化，广播和电视的新闻报道获奖数量呈现出下降的趋势，电视和广播来源分别由最初的占比3.45%和2.07%，下降到目前占比不到1%。

2005年，“中国新闻奖”首次将网络新闻列入了评奖范围。在这之后，受网络及新媒体技术不断发展的影响，网络来源占比不断上升，在2009—2018年上升至2.76%，超过了广播和电视的媒体来源比例，在样本获奖来源中成为报纸之后的第二主要媒体来源。

总之，依据专业性和权威性，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的来源中突出报纸的主体性。此外，融媒体时代下，中国新闻奖的评选进一步扩宽媒体来源，自2018年起增设媒体融合奖项，设立6个评选项目，分别为短视频新闻、移动直播、新媒体创意互动、新媒体品牌栏目、新媒体报道界面和融合创新，共50个奖项。体现了中国新闻奖重视传统媒体与新技术、新渠道的融合创新。

（二）机构：重视中央党媒引领，逐步推进来源多样

如图4-2、图4-3所示，官方性新闻媒体的稿件占据着绝大部分获奖稿件的比例，其中获奖稿件来源占比最大为中央党报，占一半以上，11.03%的稿件来自中央机构指数报纸，24.83%的稿件来自地方党媒；而非官方性质的新闻媒体的稿件仅占小部分比重。

1999-2008年获奖作品中首次出现都市报和网络新闻稿件，且获奖数量呈上升趋势；同时伴随地方党媒稿件获奖大幅减少；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中央机构直属媒体的稿件仍占获奖的主要部分。

中国新闻奖作为“一只看得见的手”，对新闻事业发挥了特殊而重要的作用。其对于官方性新闻媒体的稿件的重视，体现了新闻专业层面的规则与标准：对专业规范的诉求，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比如，2012年获奖作品《选择，凝聚在信仰的旗帜下》在共产党的伟大信仰下继续前进，2015年获奖作品《做好新形势下舆论引导工作的科学指南》突出新形势下要做好舆论工作，发扬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2016年获奖作品《一位财政部长的两份遗嘱》体现了财政部长吴波尽职尽责、公正清廉的作风品行等。然而，党媒来源仍是过于集中，也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参评新闻报道来源过于单一，不利于参评新闻在来源和题材上的多样性。

（三）体裁：消息比重下降，深度性评论增多

如图4-4、图4-5、表4-2所示，不同获奖时段的报道体裁具有显著差异。（X?=51.174，p=0.001＜0.05）

具体来看，评论类、消息类、人物特写类和通讯与深度报道类的新闻稿件在获奖稿件中属于频率较高的第一批次。消息类新闻稿件在1990-2008年期间大幅增加，数量一度是评论类、系列报道等体裁数量的近三倍，但是之后消息类新闻稿件获奖的数量急剧减少。评论及深度报道类数量增加明显，成为2009—2018年期间获奖数量最多的报道体裁。

消息类新闻这个新闻家族中的“始祖”在传播手段日益现代化的当下遭遇了尴尬，不断被边缘化，下降幅度较大。以2017年的“中国新闻奖”为例，评委们普遍认为，消息类作品薄弱，让人眼前一亮的优秀之作不多。例如，获奖消息类作品《1445种全新病毒科被发现》，所涉主题较为重大、作品时效性强，但是，作品的可读性不太强。

评论类报道的数量大幅度提升，获奖新闻报道更加注重对社会热点、舆论焦点、情感痛点和人性亮点进行深度挖掘，体现了“中国新闻奖”突出新闻时效性、深度性和导向性，在社会舆论场和网络舆论场形成强大的影响力，强化新闻的舆论监督功能。

（四）人物：强调干部公仆形象，突出示范引领

如表4-3所示，在近三十年的中国新闻奖评选中，涉及到人物特写的获奖新闻报道共计五大类、27件。其中，人物特写对象为“干部”的报道获奖最多，出现11次，占全部人物特写对象的40.7%，是报道对象为“普通人”数量的近两倍，例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主席铁木尔·达瓦买提、锦州市委书记张鸣岐、孔繁森、邓小平同志。

干部类人物报道主要集中于报道政府机关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公仆形象，比如2014年获奖作品《老伴——听龚全珍讲甘祖昌的故事》、2016年获奖作品《一位财政部长的两份遗嘱》，分别报道了甘祖昌作为新中国开国将军的高尚品行和逝去财政部长吴波无私奉献的事迹。

其他人物特写新闻报道同样以突出人物先进事迹为主，突出政治导向和正确的舆论导向。比如2010年的《江堤下的那座小屋》，渔夫陆明才救下袁孝清等三人后，为他们还了5万元的债务，在袁孝清死后毅然承担起抚养其一双子女的责任，最后将他们送进了高等学府。

（五）题材：时政、科教文化增多，灾难报道减少

如图4-6、图4-7、表4-4所示，不同获奖时段的报道题材具有显著差异性。（X?=35.348，p=0.004＜0.05）

具体来看，在报道题材分布比例上，获奖稿件的报道题材主要集中于时事政治（29.66%）和社会生活（25.52%）。

占比最大的时事政治类新闻和科教文化类新闻自中国新闻奖设立评选以来，在获奖数量方面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但是报道角度多为高屋建瓴的总结，真正提出和解决问题的少，新闻接近性不足。

经济类题材新闻呈现出大跨度变化趋势，在2009—2018年期间的报道题材数量仅次于时事政治、科教文化类，如来自经济日报的获奖稿件逐渐增多。产生该变化的原因与2008年金融危机有着密切联系，同时，2008年后中国经济开始出现高速增长的态势，以此时间为界，关于经济题材的报道增加。

灾难/事故医疗题材类新闻的获奖数量呈现下降趋势。但是，目前全球都面临着风险社会的考验，进入到风险占主导的社会阶段。然而中国新闻奖灾难性报道却呈现下降趋势，这种矛盾体现出中国新闻报道的特点，即注重正面、健康、和谐，以维持社会稳定为主，消除受众的不确定性。但是在极有限的灾难和事故报道中，强调对事故的问责以及反思，新闻的舆论监督功能有所加强。

（六）功能：以事件描述为主，营造正面舆论氛围

如图4-8、表4-5所示，说明不同获奖时段的报道功能具有显著差异性。（X?=36.348，p=0.000＜0.05＝

本研究将报道功能分为七大类，具体来看，描述性功能最为突出，强调对新闻事件的描述和再现，坚守新闻本位。以2016年为例，3件特别奖中的2篇《胜利的号角·和平的宣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分别对“九三”大阅兵活动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活动进行描述和再现。

解读新闻人物/树立典型的获奖稿件数量紧随其后，在1990—1998年期间，该类别的稿件与描述性新闻一起占据了最多的稿件数量，而在接下来的两个阶段中，获奖稿件数量减少了一倍。

宣传政策、总结成绩和舆论监督的三大类新闻报道获奖数量在三个阶段内都有较大的数量变化：1999—2008年，宣传政策类稿件占比最少，而此时舆论监督方较高；总结成绩类在2009—2018年期间大幅增多，占比跃居至第二位；

从新闻功能上看，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对客观事实进行陈述并赋予其价值导向意义，创造正面舆论氛围，增强自豪感、成就感、满足感，以2015年的获奖作品《标注共产党人的精神坐标——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例，对执政70年党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行回忆和叙述，在此基础上凸显了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的精神坐标，贯彻群众路线的作风建设是一场带领人民进步的“精神复兴”，永不停止。

（七）倾向：国内与国际报道倾向的二元化

如图4-9、图4-10所示，在报道倾向方面，正面报道保持在70%的比例之上；中立报道比例较小；负面报道的变化幅度较大，负面报道最多是在1999—2008年，中国参与国际化程度较高，通过新闻构建了对外部世界的防范。

研究对报道题材和报道倾向进行交叉分析，可以发现，时事政治、社会生活、经济、灾难/医疗事故等，主要以正面报道为主。体现了中国新闻奖紧跟党和国家发展的大局，解决民生热点话题，增加对正能量等主流价值观的宣传，帮助社会民众对当下社会发展和国家未来的发展树立信心。如2010年获奖稿件《走向希望的春天——来自地震灾区的报告》，对重建灾区进展良好的报道；2013年获奖稿件《“三西”扶贫记》对扶贫实践重大进展的报道，《“和谐搬迁”背后的故事》对贵溪市村落搬迁和谐成功的报道等。

而在国际报道中趋向于负面。如1995年《美发生一起故意使用放射性物质使人中毒事件》，1999年《“天体大十字”预言宣告破产》和《北约空袭南联盟》，2003《美国对伊拉克开战》等。面对国际新闻报道时，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的框架脱离不了国家安全、意识形态的语境，渲染国际环境的复杂性、资本主义的两面性。

五、中外新闻奖获奖作品的框架对比

（一）题材对比

中国新闻奖的获奖作品题材多为时事政治、社会生活、经济。根据上文的分析显示，这三类题材占比分别为29.66%，25.52%和15.86%，时事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题材占历年获奖作品的一半以上。政治类作品主要包括政界重要领导人的活动、讲话等。社会新闻类重在宣传典型，宣扬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如《倾听历史的诉说——胡锦涛主席访问马六甲海峡侧记》(第20届)，《长征、迎着胜利的曙光》(第17届)，《大学生结梯救人》(第20届)等。

在普利策新闻奖的获奖作品中，题材最多的前三项分别是时事政治、社会生活、灾难。可见，时事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新闻题材在中外都是新闻报道关注的重点。二者虽然在题材上有共同处，但分析具体内容后，仍有不同。普利策新闻奖中社会生活题材的报道多是关于普通人或者特定人群的报道，这区别于中国新闻奖对大局宣传的强调。

（二）报道倾向对比

本文将新闻报道的倾向分为正面报道、负面报道和中立报道三个维度以进行对比分析。中国新闻奖中，正面报道始终占据所有报道倾向中的大多数，而中立报道和负面报道的数量一直都处于变化之中。在对题材进行交叉分析后，发现环境生态、军事与法治和卫生题材的报道中虽然稿件数量较少，但均为正面报道。时事政治类和社会生活类新闻的正面报道也占据80%以上，如2013年获奖稿件《“三西”扶贫记》对扶贫实践重大进展的报道。正面报道与中国新闻奖的宣传价值有直接的关系，通过正面报道有利于彰显国家的主流价值观和正面形象。

普利策新闻奖在这一方面上与中国新闻奖存在显著差异，负面报道占极大比例，中性报道次之，正面报道比例仅为2.6%，非常低。以分量最重的公共服务奖(Public Service)为例，负面报道占据绝大多数，如2009年《太阳报》报道了一些安全漏洞，指出建筑工人面临的威胁，从而促使政府做出行动和改革。

以灾难性新闻为例，中国新闻奖中的获奖作品报道着重体现人民如何与灾难作斗争，以期待报道发挥弘扬顽强不屈的民族精神的功能，但是对灾难本身的报道较少，首先考虑社会效应，以维持社会稳定为主。普利策新闻奖中的灾难报道倾向于直观地反映灾难的惨痛，其功能在于对现实的还原，着重陈述灾难本身并进行详细的报道，甚至会过度渲染灾难中的细节来吸引读者的眼球，这与西方新闻价值观中对“反常”、“冲突”的强调有关。

（三）报道主体对比

对于中国媒体而言，政策宣传和思想教育是获奖新闻作品的主要依据，因此中国新闻奖的获奖作品往往与大主题、大事件、大人物及政治经济环境相关。而西方新闻价值观将普通民众摆在首要位置，对于“重要性”和“显著性”等新闻要素的理解差异使得中美媒体的新闻主体不同。

以人物报道报道为例，中国新闻奖中，以国家领导人和先进的典型人物为主的报道更容易入选，如《中国国家主席与艾滋病人握手》、《百姓心中的丰碑——追记公安局长的楷模任长霞》等。而普利策的获奖作品多数为连续报道或者系列报道，着力于对一个普通人物的命运进行详细描述，如2007年突发新闻奖的获奖作品是《俄勒冈人报》的记者详细报道的一个普通的家庭在感恩节遭遇不幸的新闻。评奖委员会的表彰是:“对事件经过的描述充满技巧、环环相扣，讲述了一个悲惨的故事。”

如今，中国的新闻报道逐渐关注弱势群体、尊重人、关心人，“受众”本位意识不断加强。例如，第十八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作品《71名矿工遇难两周年祭日临近，李毅中质疑:为何还没人被究刑责》与《谁代表网友给小慧的后妈道歉》等就是把目光投向人类生存的微观层面的报道。

（四）报道思维对比

多数情况下，中国的记者习惯以抽象思维营造概念和气氛。而美国的记者则擅长形象思维、捕捉细节。思维方式差异也直接影响了新闻报道的文本撰写方式。如在2010年中国新闻奖的获奖系列报道《大学生结梯救人》中，采用层层递进的排比，情感不断得到升华：“因为生命至高无价，长江大学的学子们把手紧紧握在一起;因为生命至高无价，三位年轻的英雄为拯救他人消逝在茫茫江水中；因为生命至高无价，我们满心痛惜，在哀伤和缅怀中，触发了生命价值的大讨论??”。

美国的新闻报道则注重用数据支撑现实，通过系统调查某一方面的问题来进行解释。如2005年获得特写奖的《芝加哥论坛报》的茱莉亚?凯特，她报道了一场10秒钟的飓风，在报道中以秒数为单位，记录了这场飓风发展的经过。

六、总结与讨论

（一）总结

1.“速度”与“深度”：强化新闻报道的舆论引领力

从报纸到广播电视，再到现如今互联网技术让每个人都成为传播的主角，媒介技术带给新闻传播报道的改变是不可忽视的。虽然来自网络的新闻通讯数量逐渐增多，互联网对以报纸为代表的纸媒产生不小的冲击，但报纸在新闻事业发展过程中最为主要的新闻载体，权威性和专业性不容忽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新闻奖所报送的稿件来源自报纸的数量居高不下。

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发展，让新闻可以突破原有的时空界限，以最快的速度递送到受众面前。同时，技术的发展和创新带来的是受众对新闻需求的改变。在互联网初入市场，新闻报道仍集中在以报纸为主导，广播、电视并行的情况，更强调向受众传递时间信息，新闻报道更多以消息类新闻为主导。

但快速获取新闻消息的同时，带来的是受众接收消息的深入程度的不足，缺乏的是对事件的深部剖析和本质的探讨。因此从中国新闻奖获奖体裁更强调新闻评论和深度报道类新闻。这也同时为新闻行业发展带来新的启发：移动互联网技术带来的新一轮技术浪潮，推动着传统媒体不断进行变革探索，在媒介融合的大趋势下，新闻行业从业者需要提高全媒体触达的速度与能力，加强新闻报道的深度剖析，在社会舆论场和网络舆论场形成巨大的引领力。

2.国内与国际：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从媒介社会学视角分析获奖作品的框架，主要受到媒介技术、社会环境和政治因素影响，形成了国内和国际两个主导框架。

对于国内议题的报道，体现为了关注民生，以正面维稳为主的新闻框架。社会生活等题材的新闻报道在28年来有一个较为明显的持续增长，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大事”受到关注，体现出中国新闻奖评选对于民间声音的关注。对人物事迹的刻画宣传着重突出先进事迹和树立典型人物形象，对灾难的报道呈现下降趋势，努力创造正面舆论氛围，但也造成了报道角度多为高屋建瓴的总结，与国外普利策新闻奖的获奖作品相比，真正提出问题和问责反思的较少。

对于国际议题的报道，倾向于负面批判、渲染国际环境的复杂性。为了突破美国主导的媒介话语权限制，在对国际新闻的报道中，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的框架主要集中在国家安全、意识形态的语境。但还缺少国际新闻的国内视角：基于中国立场，关注国家利益。这也是新闻专业主义应不断摸索的——对全球议题进行本土建构，平衡其与国家利益的边界，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3.解构与重构：探索中国特色新闻专业主义

从政治层面的影响来看，国家机关和法律制度对媒介机构实施着政治层面的硬性控制，与这种硬性控制相应的是软性控制——每一个具体的媒介机构都处在其现实的国情和统治阶级控制的意识形态环境中，受到“现实世界”的制约和意识形态的包围。纵观28年的获奖样本，中国新闻奖突出报纸的主体作用，坚持党性原则，重视新闻的宣传功能。传统宣传本位的新闻框架仍继续发挥作用。

从报纸到广播电视，再到现如今互联网技术让每个人都成为传播的主角，媒介技术带给新闻传播报道的改变是不可忽视的。有了新媒体，一些被传统新闻框架淡化或隐藏的信息得以传播，人们接收信息的来源变得多样化，能通过别的方式了解更多隐藏的信息，传统新闻报道框架一定程度上出现消解和重构。

传统新闻报道虽然依然在中国新闻奖中占据着主要的地位，但时代在不断变化，媒介技术不断发展，党媒在这样的发展浪潮中也更应该紧跟时代步伐，利用新媒体，寻找最佳的报道形态，重视传统媒体与新技术、新渠道的融合创新，引导建立中国特色新闻专业主义。

（二）研究创新之处

新视角：本文援引媒介社会学的理论，从媒介与社会互相建构这一视角去看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的报道框架变化，并探究背后的社会成因。

新背景：以往的研究梳理了1996-2007年十年的新闻奖作品变化，但缺少对媒介融合和新新闻生态的这一新背景的思考。

新方法：本文结合内容分析和个案研究、对比分析法，纵向梳理的同时结合横向的案例分析、社会学解读和中外对比分析，为新闻奖获奖作品的框架分析提供了实证数据和细节支持。

（三）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建议

简单随机抽样代表性有限：对于1990年-2018年28年间的获奖作品，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样本，未能有效地分析全部新闻获奖作品，只在较大概率上分析出得中国新闻奖中获奖作品的框架。

分析有待进一步深入：未来可以进一步从新闻话语变迁、报道风格和报道形式等具体方面的变化进行纵向分析。例如探究不同时期报道对象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是否存在注重英雄到关注普通人的变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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