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外交的先行者”——記者余熙訪談錄

余熙

從事新聞工作34年，出版28本著作，在境外舉辦40余場畫展和攝影展，採訪過50多位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在六大洲60多個國家講述中國故事近兩百場，以公共外交促成“冰島·中國文化節”等多項中外文化交流項目……

20年前，中國新聞界泰斗穆青為他的著作或題寫書名、或撰寫序言，並在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署名文章《寫作·繪畫·攝影·交流——余熙的記者生涯》。2年前，人民日報（海外版）又以《“中國的馬可·波羅”余熙 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為題，報道他不同凡響的公共外交路﹔同年，光明日報更以頭版頭條對其進行大篇幅報道。中共中央外宣辦、國務院新聞辦原主任趙啟正為其新著《約會巴拿馬》作序，標題即為：《余熙，公共外交的先行者》。2017年11月8日，中央電視台《焦點訪談》欄目，將他作為記者典型加以報道。

如今，余熙已屆63歲。榮譽等身的他，身退心不退，依然“跨界”活躍於新聞、寫作、攝影、繪畫、公共外交等不同領域。

1991年8月，余熙（右）在瑞士首次舉辦演講會，介紹中國文化，講述中國故事。

瑞士之旅，開啟27載漫漫公共外交路

記者：余老師好！2017年11月21日，巴拿馬總統首次訪華，即與您親切會見並接受兩部贈書。這在中國和巴拿馬剛剛建交之際，意義非凡啊！您近兩百次走出國門，在國內外舉辦過40多場個人畫展和攝影展，在六大洲講述中國故事近兩百場。作為地方媒體的記者，您如何吸引到了國際人文交流舞台的聚光燈？

余熙：我前兩個月出版的長篇紀實文學《約會巴拿馬》和《你好，巴拿馬》，均為中國首次出版的巴拿馬主題著作，填補了中國出版界該題材的空白。2017年11月，巴拿馬總統巴雷拉在上海與我親切會見時，欣然接受了我的贈書，並感動地說：“您的兩部著作是兩國人文交流的典范！”

27年來，我在從事新聞工作的同時，堅持不懈開展國際人文交流活動。說起緣由，其實有些偶然。

1981年，我在長江三峽的客輪上畫水彩寫生時，邂逅了瑞士畫家彼得·邁耶先生。他非常喜愛我的畫。在相識相知的前十年，他常常從瑞士給我寄來小禮品，而我就回贈他水彩畫。在第十個年頭，他所在的奧爾滕市澤塔美術館館長從彼得處看過我陸續寄去的20多幅水彩畫后，非常驚訝，贊賞道：“這些畫既不失西方水彩畫的清亮和明麗，又有中國水墨畫的韻味！”於是邀請我去瑞士舉辦畫展。1991年7月，我帶著80多幅水彩畫來到了瑞士。

那個年代，瑞士人對中國了解極少但又十分好奇。在展廳裡，觀眾問了我很多匪夷所思的問題：你爸爸是不是留著長長的辮子？中國女人是不是還纏著小腳？盡管國內並無任何組織和領導向我交辦外宣任務，但我覺得作為中國記者，自己有責任、有義務向這些瑞士朋友說明真實的中國。於是我主動提議舉辦“中國的社會與文化”主題演講。兩個小時的演講，引來瑞士多家媒體爭相報道。新華社發出通稿《“中國藝術”令人神往——余熙畫展轟動瑞士》﹔參考消息也發表編譯外媒的新聞《中西合璧 手法細膩 內涵深邃 中國青年畫家余熙畫展在瑞士受到好評》。來自海內外的積極反響帶給我啟示：國際社會太需要了解真實的中國！中國人太需要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

自此以后，隻要有機會去國外開展公共外交活動，我都會千方百計地爭取各種機會向世界人民講述中國故事。1996年我訪問美國期間，就主動要求去美國國務院外交學院，向全體學中文的“美國准外交官”做了題為《從中國儒釋道意境看中國傳統文化》的演講。當時的新華社華盛頓分社副社長周錫生發回通稿《余熙用精湛的中國藝術感染美國聽眾》。如今，我已經在全球六大洲講了個遍，有近兩百場次。

28部著作，立體呈現人文交流成果

記者：迄今您已經出版了28本專著。這些紀實文學著作和美術、攝影作品集，無不以生動、鮮活而受到中外讀者的喜愛。令人驚訝的是，很多著作都是在採訪時間非常倉促的情況下完成的，寫巴拿馬，隻待了短短的13天﹔烏拉圭停留了半個月﹔寫46萬字的《走向阿爾卑斯世界首富之國——瑞士探秘》一書，也隻在瑞士待了3個月﹔冰島隻有8天時間。這麼短的時間，卻有這麼高的效率，是怎樣實現的？

余熙：報社同事曾稱我是“拼命三郎”。每當置身於國際交流和公共外交場合，我就有點像一台不知停歇的機器，好像開啟了“永動”模式似的。

我搜集信息的方法是“出門一把抓，回來再分家”。採訪中確保全方位的信息搜集狀態，盡可能地調動記者的新聞敏感、作家的心靈敏感、攝影家的鏡頭敏感、畫家的形象敏感、社會活動家的交流敏感……我珍惜採訪的每一分鐘。對每個場景、每次際遇都仔細觀察和探究，因為這些都是稍縱即逝的瞬間。採訪時，我立體地聽，立體地寫，立體地攝，有時候還要立體地想象。此外，“眼疾手快”也是一個合格記者的基本功。在採訪巴拿馬旅游部部長時，我會在用右手緊張記錄文字的同時，又用左手持相機將部長本人及他辦公室落地窗外優美的景色拍攝下來，而我的腦海裡則是不停歇地思考著下一個提問。這位部長有感於我的工作狀態，連聲贊賞不已。當得知我要寫關於巴拿馬的新書時，他主動表示要寫序。

說實話，這種高強度的採訪，不僅要拼心智，拼腦力，還要拼體力。一部單反相機幾斤重，需要頻頻舉放，還要蹲趴側彎，確實非常辛苦。年過六旬，體能逐漸下降，但是進入採訪狀態后，我依然如同上緊了發條一般忘記了疲倦。在採訪武漢遍及五大洲的20座國際友好城市時，與我同行的年輕人無不感嘆“太辛苦”！我用60天時間系統地採訪了20座國際友城，很快就撰寫並出版了中外文版長篇紀實文學《余熙探友城》和攝影集《好友在遠方》，還在武漢美術館舉辦了大型紀實攝影展覽。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李小林稱贊此舉“全國沒有先例”“具有首創意義”。

記者：那麼多的國家，語言完全不同，很好奇您是怎麼在短時間內捕捉到如此豐富信息的？在陌生的國度，您沒有親戚朋友，甚至沒有熟悉的華人……

余熙：去任何一個國家前，我都會做大量的功課。我是自費出國，支付不起請翻譯的高昂費用。我採用的方法，一是多語種綜合發力，即大膽地用德語、英語、西班牙語、法語中的單詞詞根進行“雜糅”，通過肢體語言，再結合語言環境與背景，往往能把握住大概意思﹔二是比較重要的場合，就廣泛借力，通過中國大使館、大學、社會團體及華僑華人的幫助，滿足諸如正式演講、接受記者採訪、會見元首、首腦等重要場合的語言需要。

外語非常重要，但並不是走向世界不可逾越的絆腳石。外語，充其量不過是工具而已。排在第一位的，是探求世界的巨大勇氣和投身公共外交的滿腔激情。

記者：您採訪了五十多位國家元首，一百多位大使和兩百多位國外知名人士。您的著作似乎有個“標配”——每一本書通常都會有中外兩國大使寫序。而為您寫序的省部級以上的領導人，也達十幾位之多。能請動這些“大腕”，顯示了您作品的分量和您的人格魅力。

余熙：坦率地說，有這麼多的中外大使和政要寫序撰文，我很幸運，這得益於人文交流和公共外交的巨大魅力。

投身公共外交27年來，我秉持公心，摒棄一己訴求，時間長了，大家都知道我的個性和追求，予以長期信任和高度支持。

我的紀實文學著作以人文交流為最高追求。以整書描寫某一個國家的有10多本，是在中國出版的“第一部”。有些國別題材，至今在中國還沒人出版第二本。

這種追求“第一”的勇氣，既是對自我的挑戰，更源自對愈加開放的中國迫切與世界開展人文交流的一種配合。

研究並介紹一個國家，需要有從宏觀到微觀的概括駕馭能力。特別是對於此前完全陌生、沒有先例可循、參考資料匱乏的某些國家，常常令人筋疲力盡。我早期出版的大多數著作，均面臨沒有網絡、史料素材極難查詢等巨大困難。克服這些障礙，需要從採訪時就下大氣力，不懈地開掘各類信息源。

撰寫紀實性著作，內容的嚴謹性和准確性當屬第一。比如，寫巴拿馬時，在中國極難找到與巴拿馬有關的各種資料。為此，在巴拿馬採訪期間，我就格外認真地開展考察、調研和甄別。在短短的13天裡，幾乎不敢放過任何可能會被寫進書裡的細節。我格外注重形象和細節的描寫。採訪中會詳盡記錄主人公的各種細節特征。因此，不少讀者反映，生動好讀是我紀實文學的一大特征。

我所有著作的目錄全都以中外文雙語呈現，有幾本被全部譯成外文。這樣處理的目的，是希望不隻在中國叫好，還要讓所寫國家的讀者知道大致內容。如今，已有玻利維亞、厄瓜多爾、哥倫比亞的駐華大使希望邀請我去訪問交流，最好也能寫寫他們的國家。

寫作紀實文學，就是用自己的生命記錄別人的生命。比如，2002年我在法國期間，設法登門採訪了程抱一、趙無極、皮爾·卡丹、保羅·安德魯等五十多位法國知名文化人。法蘭西學院院士程抱一教授起初拒絕我的採訪，第二次又要求我讀完他的二十多本著作后再提採訪要求﹔當我真的讀完那二十多本書后，他被感動，誠懇地接受了採訪！后來，我的萬余字紀實文學《擺渡蓬山滄海間》在中國文化報刊登后，又被《新華月報》和《新華文摘》全文轉載。在巴黎舉行的新書首發式上，程教授不顧高齡親自出席致辭，對我的人文交流成果再三熱情贊賞。

就這樣，我以一己之力，運用新聞、文學、攝影、美術、演講、交流等多種形式，闡發對中外人文交流的追求，弘揚公共外交的理想。

近二百場演講，用中國智慧贏得人心

記者：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是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的歷史使命。作為非職業外交官、非職業國際文化交流工作者的新聞記者，您的演講受到世界各國聽眾的歡迎，並被所在國主流媒體廣泛報道。例如您在阿根廷的演講，被當地媒體評價為“幫助阿根廷人民真實地觸摸到神奇的中國”“推開了阿根廷眺望中國的又一扇窗口”。您講故事的技巧，主要有哪些？

余熙：首先，注重演講題目的設計及聽眾接受度的把握。怎樣才能把故事講得讓人家喜歡聽？我的辦法是：注重人文交流！即把演講主題設置成能夠吸引最多聽眾的題目。比如，2017年4月我在老撾國立大學講了一場《從中國當代油畫中的女性和青年看中國文化》，就是以60幅有關中國女性和青年題材的油畫為載體，講述中國女性和青年群體在中國的命運變遷及當代精神風貌。聽眾對這些中國故事聽得津津有味。

另外,我注重尋找兩國之間的共同點。2016年我在阿根廷進行了兩場演講，題目分別是《中國——阿根廷社會文明形態的交流與融合》《中國約會阿根廷》。我花了一個多月時間尋求各種資料做PPT，運用豐富的圖片對比兩國的意識形態和文明的異同。在講述文化時，我分列出社會文化、學院文化、精英文化和市民文化等不同層次。我去過幾次阿根廷，拍過大量照片，從中遴選出有代表性的畫面詮釋主題。如把阿根廷街頭和中國街頭賣棉花糖的圖片放在一起，比較兩國社會文明的異同，令聽眾趣味盎然。我以阿根廷民間傳說——“從武漢往地心鑽個洞，地球對面的出口就是第二大城市科爾多瓦”這樣的細節拉近與聽眾的距離。演講結束后，大量聽眾圍上來繼續提問不願離去。

演講時，我力求表達輕鬆、詼諧，有時還幽它一默，開點玩笑。比如，在德語國家，就先用德語講幾句當地的俚語。我從來不念稿子，自信地與聽眾進行眼神交流，希望他們不僅獲得認知的快感，也獲得審美的快感。

記者：您的演講在當地媒體上的“出鏡率”很高，可以說您的演講是宣傳中國的第一通道，而國外主流媒體的發聲則成為傳播中國聲音的第二通道。怎樣贏得第二通道，從而實現傳播效果的疊加效應？

余熙：我比較注重對重大外宣題材的事先策劃、事中彰顯、事后傳播。

在各國演講，並非隻求一講了之，而是既追求現場效果，又追求演講后所在國主流媒體的報道效應,后者才是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的完美收官。

我認為，與其講給一百位現場普通老百姓聽，不如講給十個乃至一個記者聽——因為記者是有能力把中國故事進行“二度傳播”的人，能影響更多有影響力的人，相當於在做“信息加法”。因此，我在策劃演講時，常常主動向外方提出邀請所在國主流媒體記者參加的要求。記者來了以后，我又主動向他們提供資料。

演講中，我還注意為各國主流媒體的記者預留出對話時間。講完之后我會叮囑少數媒體記者留下，單獨和他們深聊，以使中國故事“借船渡海”。常常是在第二天的媒體上，我會讀到或收看到自己希望表達的、能夠正面、准確傳播中國國家形象與中國聲音的觀點和新聞。

用人格力量，在國際外交舞台上展現獨特魅力

記者：近兩百場境外演講，都是您自願和主動承擔的，有時甚至還需要自費，耗神耗力甚至還耗錢。是什麼力量讓您始終如一、堅持不懈？

余熙：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是每一個中國公民責無旁貸的義務。如果能以民間身份講中國的故事，傳播效果將會更好。

我不太欣賞遇事個人利益當頭的人。熟悉我的人都知道，在長達27年的公共外交生涯中，我一直致力於把“一己之力”的“力”，設法放大成為“力大無邊”的“力”。通過做“力的加法”，來實現公共外交的倍增效應。有這樣一種心態，見縫插針地尋找傳播中國聲音的機遇與空間，就不會是一件難事。

我沒有忘卻我的“初心”——用一種優雅的姿態、平和的心態和藝術的狀態，奮力實現心中的夢想。而習主席倡導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這個夢想的歸宿。

當今世界，無論你身在哪國、信仰如何，也無論是否願意，你實際上已經處身於“人類命運共同體”之中。隻有共同構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我們才能擁有安全、文明、幸福的生存環境。有什麼理由放棄自身原本即承擔著的時代責任？

至於說到“常常自費”的問題，我想，投身於公共外交，肯定需要成本。隻要能夠把事情辦成，支付一些費用，也很正常啊！

曾多次有聽眾問我，你在國外遇到過尷尬或氣憤的事情嗎？

說實在的，盡管去了那麼多國家，我卻很難回憶起有什麼特別不愉快的事情。我信奉“慎獨”的法則。“人必自重而人重之”。若要人們尊重你，首先得尊重人。無論行走到哪個國家，我對自己的品行、舉止、談吐等都有嚴格要求，這樣誰會刻意給你制造不快呢？

能夠成長為一名公共外交活動者，社會助推的因素固然很多，但源自心靈深處的一種文化自覺乃是重要的原因。我自幼家庭貧困，8歲時父親去世，16歲至20歲的5年間一直在農村當知青，返城后也是一名整天臟兮兮的修車工人……文化自覺使我大量吸收人類社會的先進文化，並且為彰顯這種先進文化而努力付出。

記者：您為了國家利益不計個人得失，這種高尚品質，幫助您贏得多個國家元首的賞識。聽說有的元首還請您到家裡做客，發展個人友誼？

余熙：是的，確實有些國家的元首邀請我去過他們的家中。例如，冰島總統奧拉維爾·格裡姆鬆，烏拉圭總統何塞·穆希卡，烏拉圭前總統路易斯·桑吉內蒂……

從年輕時起，我就對了解世界文化有著濃厚的興趣。學習繪畫以后，我對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思想很是著迷。人人平等的理念，從小到大根深蒂固地深植於心。因此，無論是會見國際政要名流，還是普羅大眾，我都能在心態上與其保持平等，充分尊重但絕不刻意逢迎。我通常會不卑不亢地提問，目的是最大限度地獲取新聞信息。對話時我敢於坦誠直言，在與政要名流交往時，保持澄澈的目的和純淨的心靈。這或許是我和一些高端政要交流后，能夠升華為個人友誼的原因。

記者：1997年4月2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刊出著名新聞人穆青撰寫的《寫作·繪畫·攝影·交流——余熙的記者生涯》一文，對您贊譽有加。這種殊榮，新聞界沒幾人能有呀！

余熙：我和新聞界前輩穆青的年齡相差30多歲，但我們是難得的“忘年交”。我非常敬重穆老，更有幸與穆老在精神上有著奇特的共鳴。穆老非常愛護我，對我的公共外交活動也給予了指點和支持。1991年和1995年，我啟程前往瑞士和保加利亞之前，他就分別寫信給新華社日內瓦分社、索菲亞分社社長，請他們為我提供支持。1993年，我出版《走向阿爾卑斯——地球首富之國瑞士探秘》一書，穆老青欣然題寫書名。1996年，我出版《走向密西西比——美國辯証》一書，穆老又撰寫了序言。1997年，穆老還邀請我出席新華社舉辦的“穆青新聞研討會”，並點名要我在大會上發言。

穆老發表寫我的文章，是對我的巨大關懷和鼓舞。穆青前輩留給我的寶貴精神遺產，是支撐我開展公共外交的重要力量。

逐夢依舊，繼續向往詩與遠方

記者：您在境外舉行了四十多場繪畫、攝影展覽。把畫作用於公共外交，並促進中國和各國人民之間的友誼，用藝術的魅力深化人文交流，您的作品也實現了多重價值。當繪畫、攝影與文字相得益彰地呈現在各國觀眾面前、出現在您的著作中時，大家不由感慨：“多面手”才華真是值得大大點贊！

余熙：繪畫、攝影和外語都是自學的。我最新的攝影作品展覽，是2018年2月春節期間在武漢黃鶴樓公園舉辦的《中國攝影家余熙鏡頭下的韓國平昌》，吸引了20多萬中外觀眾。

我終極的理想是人文交流和公共外交，而繪畫、攝影等則是實現這些目標需要具備的多種能力。我有個習慣，就是追求完美。從小我就喜愛繪畫，雖然現在畫得不多了，但對藝術的追求依然不曾懈怠，總是千方百計保持對藝術的高度敏感。隻要來北京，我就盡可能地抽時間去逛798藝術區，欣賞觀念前衛的藝術作品。

畫畫和新聞，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沒有什麼關聯，但自身藝術的修養，可以潛在地影響新聞職業，決定是否能看得更高、走得更遠。習慣於用審美的眼光審視世界，用形象思維窺視社會，這也有助於我在心中時時幻化出不同畫面，對社會、對人生進行更深層次的心理解構。

記者：在很多人的眼中，您這一輩子足夠豐富了，可以好好休息，安享天倫之樂了。您認可嗎？

余熙：我的朋友說，你退休之后比原來更忙碌了！確實如此。

盡管已退休，但以我名字命名的工作室照常運轉，我依然承擔著國家、省、市和報社的某些涉外工作及對外新聞採訪和國際文化傳播的任務。

2016年11月，我在西班牙演講期間，正遇上古巴的卡斯特羅主席逝世。長江日報讓當天拿出兩個半版的稿子，我立即終止活動連夜趕稿。第二天，長江日報的第一、二版都是我寫的新聞。幾天后在巴黎又遭遇恐襲預警，報社又約稿，於是我繼續供稿。在歐洲的短短旅程中，居然連發了好幾個專版。

長江日報是我溫暖的家園，對我的公共外交活動非常支持並給予新聞報道。如我會見巴拿馬總統並贈書，長江日報用兩個版的篇幅進行圖文報道。2018年下半年，報社還將邀請我參加大型境外採訪的活動。此外，我還經常參加國家級社團組織的公共外交活動，並應邀到各地演講。因此，很多人並不知道我已經退休3年了。如此高頻率地參加活動，雖然身體會比較疲憊，但能為公共外交多做點事，感到很愉快。

思想有多遠，人生的腳步就能走多遠。我這一生，似乎就是尋夢、追夢和圓夢。至今，我的夢想依舊﹔尋夢和圓夢的路，愈走愈寬廣。

我依然憧憬著—

—那美麗的詩和遠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