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體語境下“佛系青年”的培植與自我培植

賴麗芳

2018年06月28日14:51  來源:今傳媒
 

摘 要:隨性自在、看淡紛爭的“佛系青年”價值觀風靡一時,青年群體接收這些“符號現實”后共鳴形成“觀念現實”,培植效應由此產生。新媒體時代培植效應由單向線性模式轉變為“媒介培植受眾”與“受眾培植媒介”的雙向互動過程。隨著青年群體自我賦權意識覺醒,媒介更迭帶來內容生產方式的改變,加上搜索引擎黑箱的技術支持,青年群體沉浸於自行編織的信息網中,主導“佛系青年”的自我培植。

關鍵詞:“佛系青年”﹔培植理論﹔自我培植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8)05-0157-02

近來,“佛系”一詞被青年群體廣泛應用於微信、微博等新媒體平台,“佛系青年”“佛系養蛙”等衍生詞一時“刷屏”無數。關於“佛系”一詞的起源,有資料顯示,2014年日本某雜志刊文介紹近期流行的男性新品種——“佛系男子”,他們把自己的興趣愛好放在第一位,基本上任何事情都按照自己喜歡的方式和節奏去做﹔總是嫌談戀愛太麻煩,不想為此費神、費時間,喜歡獨身一人。 如今,“佛系”的價值觀念在中國深受部分青年群體喜愛,不少青年自稱“佛系青年”,代表一種“怎麼都行、看淡一切的活法和生活方式” ,成為一種生活態度和精神狀態的表達。

新媒體語境下,互聯網的賦權使得過去被傳統媒體平台所排斥的個體具有了“可見性” ,個人的價值觀和生活態度得以公開呈現,“佛系青年”的價值觀得以廣泛傳播並產生“培植效應”,並形成“媒介培植受眾”與“受眾培植媒介”的雙向互動過程,即“佛系青年”的培植與自我培植。

一、“佛系青年”價值觀對青年群體的培植效應

培植效應最初指的是電視暴力節目對電視觀眾產生長期性的、態度上的影響 ,即大眾傳播媒介的“潛移默化”作用,最早由伯格納等人提出,在新媒體時代則衍生出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培植受眾的效果研究 。格伯納等人運用客觀存在的“社會現實”(Social Reality)、媒介所反映的“符號現實”(Symbol Reality)以及受眾主觀理解和闡釋的“觀念現實”(Perceived Reality)來闡釋培植理論。 不少青年自稱“佛系青年”,是由於其主觀理解和闡釋的“觀念現實”受到新媒體語境中媒體所傳播的“符號現實”所影響。

近來出現的“佛系青年”圖文及短視頻,如“佛系青年”看待脫發——“脫發還有煩惱?不是每個人都脫發嗎?”表現的是“I don't care”、看淡世事的人生態度。隨著這些符號的“高頻”出現,青年群體在潛移默化中接納這一相對“主流”的符號現實,並產生強烈“共鳴”,不自覺地對自身的“佛系”元素加以放大,生成“觀念現實”即“‘佛系青年’的價值觀與我的觀念相契合”,殊不知這是被新媒體信息所培植的一種與“符號現實”趨同的“觀念現實”。

新媒體環境下青年群體(受眾)被媒介所培植的過程可概括為,接收“符號現實”—接納主流化信息—產生“觀念現實”—產生共鳴—形成態度。在媒體“符號現實”的傳輸層次,青年群體的心理變化可以分為接收“符號現實”和形成態度兩個階段﹔在媒體傳播效果即對青年受眾產生影響的擴散層次,他們的心理產生進一步變化,產生“觀念現實”並最終形成態度上的認知,其中“主流化”和“共鳴”的環節至關重要。

強調“隨緣、隨意、隨性”的“佛系青年”人生態度所構成的“符號現實”,通過新媒體快速傳播並高頻出現,便給受眾培植一種“這便是主流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印象,使具有不同社會背景但同樣“慵懶隨性”的受眾在對現實生活的觀念認識上趨於一致。這時新媒體傳播在某種程度上便具有取代多樣化社會因素而對人們觀念產生影響的能力,它可以超越不同地域文化和不同社會階層,廣泛培植人們關於社會現實的共同印象,代表著一種普遍性和共享性。加上“自嘲”心態的推波助瀾,讓人“感同身受”且易於傳播的表情包和視頻等形式的信息符號反復出現,加深這種“觀念現實”,青年於是認同並轉發,感嘆“佛系青年無疑”。

“佛系青年”所表達的,更多指的是看破紅塵、“低成就欲望”的人生態度,此為“符號現實”。《大西洋月刊》曾刊文指出:“對於大部分的中國青年而言,成功的公式仍然未變:刻苦學習、努力賺錢、成為‘房奴’、盡早結婚、生養子女。但是越來越多的人發現這些目標難以實現,接受局外人的身份可能是最好的——也許是唯一的——生活下去的辦法。” 面對高居不下的房價、越發艱難的階層流動,不少年輕人放棄了抗爭,隻能將“社會問題”轉化為“個人心理問題”,通過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平台進行情感上的宣泄,讓自己快樂起來。而“社會現實”中“佛系青年”所代表的應該是積極向上的生活狀態。“佛系”意在培養一顆平等的心,自我修行,用積極的心態去追求,也用寬廣的胸懷來承擔,不是一味地妥協和放棄。可是,一如“后真相時代”下真相變得不再重要,“佛系青年”價值觀的“社會現實”是否與“符號現實”相一致,已不再重要。

二、新媒體語境下“佛系青年”的自我培植

新媒體時代,“佛系青年”所代表的價值觀通過豐富多樣的新媒體渠道,以多種呈現形式和碎片化的形態將青年群體裹挾。受眾無時無刻不被沉浸在由媒介構建的“第二手真實”當中,但與此前的線性培植不同的是,青年群體可以通過高效搜索引擎找尋並更加沉浸於與自身“觀念現實”相符的“理想樂園”,也可通過自發提供內容(UGC),重新建構網絡內容並營造網絡氛圍,形成“自我培植效應”。

新傳播技術的發展打破了傳統媒體對於信息話語權的壟斷,傳統的“傳—受”結構被改變,新媒體時代公眾由被動接受者的身份變為了主動傳播者和分享者,媒體話語權出現了弱化現象, 公眾在這個過程中得以自我賦權。文化精英或草根階層都能利用新媒體平台自由地表達觀點,滿足排遣壓力的利益訴求。 而新媒體平台的自反性陳述和論証性表達,亦有利於形成公共討論 。普通青年群體在“佛系青年”價值觀的表達中獲得話語權——隨時隨地以多元的渠道傳播表達自己的觀點,上傳、下載和分享都更加便捷,暢通的渠道使“佛系青年”不斷“自我培植”。

新媒體之所以影響“佛系青年”社會認知的另一個重要變量,便是青年受眾對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平台的關注度。 對手機及互聯網的接觸時間長、關注程度高、信賴程度高等因素,使得青年受眾(“手機重度用戶”)處於“佛系”價值觀念的沉浸中,自稱為“佛系青年”的現象日趨“主流化”,縮小或無視觀點和行為上的細微差異。青年群體了解到“佛系青年”所代表的價值觀后,與自身狀態結合產生了共鳴,傾向於使用這樣的方式進行自我表達,以及創作、上傳或分享,帶著戲謔和狂歡的心態,“佛系青年”的自我培植也在循環反復中變得無意識。

大數據時代,用戶信息搜索的步驟是“興趣、搜索、選擇、共享”,並依照“追蹤(track)、分享、個性推送”接收信息推送。有時候互聯網搜索並不能夠告訴人們自己在社會環境中的真實位置,原因是搜索引擎的黑箱工作模式:{關鍵字}真包含於{搜索結果}真包含於{搜索引擎}。一些大型搜索引擎傾向於通過數據分析搜索者的需求,進而滿足用戶需求,比如相似關鍵字推薦,很可能使“紅者愈紅,黑者愈黑”。用戶若認同“佛系青年”的價值觀,出於興趣,對這類信息進行瀏覽和檢索,在搜索引擎的黑箱下,搜索得到的結果大部分是應和自身價值觀的“佛系青年”信息,進一步自我驗証,無疑通過搜索引擎黑箱潛移默化地營造了一個自我培植的環境。

三、結 語

隨著媒介迭代的變革,新媒體時代的培植理論邁向了以“交互而非單向、動態而非穩態”為特點的非線性交叉傳播為主的新模式。媒介通過重復性訊息構成主要的符號環境,潛移默化地培養著受眾的“現實觀”,受眾自行生產並傳播的信息又悄然影響著自己和他人的認知,培植與自我培植正循環往復地進行,培植效應不斷加強。

新媒體時代下,自稱“佛系青年”的青年群體盡管在其人口統計學上的變量有諸多不同,但通常會共享某種觀念,比如經常接觸互聯網的青年用戶有更多的機會接觸主流的、標准化的意識形態,其中便包括“佛系青年”。盡管這種“主流化”可能只是熱點推送或“朋友圈”等新型媒體傳播形態“營造”出來的一種“符號現實”而並非真正意義上的“社會現實”。相較之下,其他人口學變量上的差異對“手機重度用戶”的影響就大大減弱了。

此外,互聯網的“動員效應”(mobilization effect)和“去動員效應”(demobilization effect)不容忽視——當感知到網絡輿論整體“無知”或“反對”的意見氛圍時,個體將會抑制自己的注意力和行為意向,拒絕對公共議題發表觀點, 因此“符號現實”並非“社會現實”的全貌。受眾被“符號現實”包圍,越來越無法拒絕媒介信息潛移默化的影響,無法拒絕“被培植”,也並未意識到自身已被各種與“社會現實”不盡相符的“符號現實”所培植。盡管如此,受眾仍可反過來運用互聯網信息檢索平台,檢驗“符號現實”的真偽或准確度的高低,而不是繼續被可能是錯誤的“符號現實”所培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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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宋心蕊、趙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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