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智能化媒體時代的到來將媒介融合的進程推向了新的發展快車道，當互聯網思維彌散滲透到輿論和傳媒領域，曾作為虛擬空間的網絡社會與現實社會的交融就更加緊密，“網絡化的社會”成為被重新定義的流動空間，互聯網視域下的最新技術也給傳媒工作和輿論引導帶來了新的變革和挑戰，傳媒版圖也因此面臨重構，傳媒市場或再面臨新一輪的洗牌。

關鍵詞:互聯網技術﹔傳媒領域﹔輿論引導

中圖分類號：G2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8）07-0133-02

互聯網的本質是“連接”，機器與機器的鏈接導致互聯網的誕生，內容與內容的連接使得互聯網傳播走向“媒體化”，人與人的連接使得社會化媒體興起，人人都成為傳播的主角，終端連接的升級推動了更為便捷的移動互聯網傳播時代到來，而物聯網和互聯網的融合則實現了物-物、物-人的連接，形成人-物-環境三者互聯互動的全新信息傳播環境。

大數據數據來源的多樣化、數據的巨大性、信息處理的快速性為新聞業務的變革帶來契機，在大數據的驅動下，不僅新聞業務領域會增加預測性新聞、改變深度報道的模式、提高新聞報道個性化的程度，還將全面提升對用戶信息的分析能力、提升用戶分析的精准性，甚至影響著媒體的盈利模式。

智能化媒體時代的發展進化伴隨著互聯網技術的革新，互聯網最新技術又給予傳媒和輿論工作以新的機遇和挑戰。區塊鏈技術由互聯網金融縱深發展而來，相較於傳統的“廠商-中間商-消費者”，區塊鏈技術成為了新的中間商，通過簡化廠商與消費者之間的機構，來實現去中心化的、更為透明的、更為精准的“分布式記賬”，媒體區塊鏈通過智能合約的形式可應用於內容付費、數字版權、信息共享、廣告精准投放等傳媒領域。而互聯網衛星的發射標志著衛星互聯網時代的開啟，徹底改善用戶上網體驗，為用戶參與信息傳播和傳播者分析輿情、引導輿論提供了更強有力的技術護航。

一、互聯網最新技術對輿論傳播工作帶來的影響

1.網絡輿論與網絡輿情。簡單而言，輿論是公眾的意見或群眾的言論，學者陳力丹對輿論的定義為，“輿論是公眾關於現實社會及其社會中的各種現象、問題所表達的信念、態度、意見和情緒表現的總和，具有相對的一致性、劇烈程度和持續性，對社會發展及有關事態的進程產生影響，其中混雜著理智和非理智的成分。”德國學者諾依曼認為輿論是兩重意義上的“社會皮膚”，一重為個人感知社會“意見氣候”變化進而調整自己環境適應行為的“皮膚”，另外還像“容器”的皮膚一樣，可以起到維持社會意見整合的作用。而在互聯網視域下的輿論被稱為網絡輿論，同樣繼承了傳統意義上輿論的特點，但又在發展中表現出新的亮點和問題。

輿情是在一定時期一定范圍內社會公眾對社會現實的主觀反映，是群體性的思想、心理、情緒、意志和要求的綜合反映。網絡輿情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社會整體意見和情緒態度在互聯網平台上的反映，互聯網時代輿論和輿情的表達有了更廣闊的平台，部分用戶通過網絡平台發布的意見最終會匯聚起來，形成強有力的輿論“意見氣候”，互聯網使得多樣化、多觀點、多立場、多來源的意見得以擴散，同時互聯網也成為了輿論發酵的主要陣地，沖擊著過去傳統媒體佔據輿論引導主陣地的格局。

2.互聯網最新技術下的兩個輿論場。 隨著互聯網的演進和互聯網技術的升級，兩個輿論場也出現了互聯網形態，或者說兩個輿論場在互聯網上得到延伸。其中官方輿論場是指依托主流媒體新聞發布的機制建立起來的，旨在宣傳解釋國家政策和立場的輿論場。在兩會期間，《安徽日報》推出H5作品《創新驅動，安徽搶先一步》，以朋友圈形式開設“兩會朋友圈”專欄，聚焦熱點話題，在“兩微一端”同步推出新媒體作品《@李克強總理，你的這些建議我們都同意》，以“內容解讀＋報告原聲＋現場視頻＋網友評論＋表情包”的全媒體形式解讀政府工作報告。

民間輿論場則是公眾基於對自身利益和情感出發，對公共事務進行民意表達的輿論場。當突發事件或熱點事件發生時候，傳媒媒體的“兩微一端”通過及時報道、配發評論進而引導輿論，傳遞主流價值觀，民間輿論場則可以通過微博評論、微信公眾平台、論壇社群等表達意見、傳遞態度、宣泄情緒。

當以官方微博為代表的官方輿論場對事件或現象發表長微博進行輿論引導后，網絡輿論場中的話題熱度會呈逐漸下降的趨勢，在互聯網中民間輿論場的負作用也會弱化。

如何實現網絡中官方輿論場和民間輿論場的同頻共振和良性互動，讓兩個輿論場由斷裂走向共振、沖突走向合作、殊途走向同歸、對立走向統一成為了網絡輿論引導的重要課題。

3.互聯網＋環境下輿論引導機遇和問題。網民媒介接近使用權和網絡話語權的獲得，為互聯網＋環境下的輿論引導帶來了機遇，也伴生了問題。基於網絡輿論生成的低成本和快速性，網絡輿論的引導應該具有新的要求。

（1）輿論指向范圍的擴大：互聯網＋環境下網絡議題空前繁榮，微博上的碎片式熱點不斷，涉及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科技、軍事各個領域，新聞輿論的觸角可以指向更加全面的領域，避免了單一化。同時各國之間的輿論聯系也變得更為緊密，輿論指向范圍的擴大使得輿論影響的全球化成為可能。

（2）輿論主體參與程度的提高：互聯網這一載體讓政府、企業信息進一步透明化和公開化，公眾作為輿論主體參與輿論傳播和反饋，能夠聚集同類意見，形成強大的輿論態勢。“江歌日本遇害案”、“紅黃藍幼兒園虐童事件”、“豫章書院事件”都是在公眾全面推促中媒體追蹤報道，揭示出事件背后錯綜復雜、盤根錯節得關系網。

（3）網絡輿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民意指向，但不能涵蓋所有社會階層，網絡輿論與現實民意仍然會存在差距。網絡輿論形成環境的復雜性還容易滋生網絡暴力，對當事人造成直接或間接傷害。網絡輿論作為一種監督力量，可以對司法權力進行一定的監督，但也出現了“媒介審判”這種輿論力量越界的現象。互聯網可以反映出一定的社會矛盾，互聯網環境下道德的標准的沖突也使得網絡輿論與道德困境的關系成為中國輿論發展過程中值得關注的一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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