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新聞愛好者》

【摘要】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成立於1918年10月14日，2018年恰是她成立的100周年。雖然研究會隻存在了兩年多的時間，卻產生了重要和深遠的影響，被公認為中國新聞學教育和新聞學研究的開端。本文將從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的創辦初衷、專業化教育以及對當時社會及后續影響等角度出發，回溯研究會在新聞學發展乃至救亡圖存歷史大潮中的作用與影響。

【關鍵詞】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徐寶璜﹔邵飄萍﹔新聞教育

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成立於1918年10月14日，2018年恰是她成立的100周年。研究會雖然隻存在了兩年多的時間，卻產生了重要和深遠的影響，被公認為中國新聞學教育和新聞學研究的開端。具體來說，她在中國新聞教育史上開創了四個第一：成為第一個新聞學團體，成為新聞教育與研究的開端，出版了第一本新聞學著作《新聞學》，創辦了第一份新聞學期刊《新聞周刊》。在新聞學研究會成立百年之際，回溯她在新聞學發展乃至救亡圖存歷史大潮中的作用與影響，仍然具有較強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初創時期的“新聞研究會”

1918年10月14日，在北京大學新聞研究會成立大會上，時任校長蔡元培、教授兼校長室秘書徐寶璜到場並發表演講。《北京大學日刊》記錄了當時的情景①——蔡元培校長首先介紹了研究會成立的目的以及他本人對中國新聞事業的看法﹔隨后，徐寶璜發表了“新聞紙之義務及盡職之方法”的演講。同期的《北京大學日刊》還刊登啟事，對研究會的活動安排做了具體說明：研究會“每逢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7點至8點在理科第十六教室開常會”②。自此，北京大學有了正式的新聞研究機構，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新聞研究及教育機構。

成立之初的研究會叫北京大學新聞研究會，與更名后的“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有一字之差。這一字之差，從側面反映了初創階段研究會與新聞實踐的密切關系。

新聞研究會成立之前的校內外辦報活動有兩個突出特點：

第一，校內報刊實踐活動蓬勃開展。當時北大校內各個學科、社團組織紛紛出版報刊，不少教師、學生積極參與，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創辦於1917年11月16日的《北京大學日刊》也為師生們提供了很好的實踐平台。然而如何進一步明確方向，提升辦報水准，卻是令師生們頗感迷茫的問題。北大新聞學研究會學員陳公博就曾在回憶文章中提到辦報之初的狀態：“那時也不知道新聞學，編輯紀事，不如其法，完全是鼓吹我們基金改革主義罷了。”③而校內師生對新聞專業知識的普遍渴望與需求，成為研究會創辦的一個重要促發因素。1918年9月27日，《北京大學日刊》在“本校布告”中刊發啟事：“本校為增新聞知識起見將設立一新聞研究會，凡願入會者於本月內向日刊處報名可也。”④由此可見，研究會創辦的初衷，就是為了“增新聞知識”。而在蔡元培校長看來，理論研究有助於增長新聞知識。就在研究會成立的前幾日，《北京大學日刊》刊布了一則“校長啟事”：“全校同人公鑒本校定於明年一月起發行月刊。”⑤《北京大學月刊》側重學術理論傳播，由各研究所主任輪值擔任主編。從中可見，蔡元培校長不僅重視報刊實踐活動，也重視實踐經驗的總結及理論研究。正如他在成立大會致辭中所言“凡事皆有術而后有學”，外國新聞學發展於新聞發展之后，中國新聞事業發展十年，恰是時機研究新聞學。⑥他在致辭中還進一步強調研究會創辦的必要性：“苟不濟之以學理，則進步殆亦有限，此吾人之所以提出新聞學之意也。”⑦

第二，校內外報刊活動形成了有效互動。蔡元培校長在研究會成立大會的致辭中提到“民國元年以后，新聞驟增，僅北京一隅，聞有八十余種”⑧，足見當時國內報刊出版活動之興盛。而北大校內報刊活動亦於此時走出圍牆，實現了與社會的融合。北大新聞學研究會學員羅章龍在回憶文章中提到，時任《京報》主編的邵飄萍經常向北大學生約稿，校內外的報刊活動早已打通。由於北京各高校均未開設與新聞相關的課程，學生們就向徐寶璜、邵飄萍提出成立新聞研究會共同探討理論和實踐問題的想法，這一想法得到徐、邵二人的支持，邵飄萍更是寫信給蔡元培校長[1]，並得到他的支持。由此可見，北大新聞研究會一開始就是由校內外先進知識分子共同籌劃的，這也為研究會的公開性與社會性奠定了基礎。此外，當時在《新青年》《每周評論》《晨報副刊》等公開出版的刊物中，北大亦有多名教師、學生擔任編輯（輪值主編）和主要撰稿人﹔與新聞研究會同一時期存在的國民雜志社、新潮雜志社、國故月刊是當時校內“鼎足而三”的社團[2]，《國民》《新潮》雖諸多觀點相左，卻從各自立場出發關注校內外事件，並與公開刊物頻繁互動。《國民雜志社啟事》⑨中對此有所印証：“組織一月刊雜志，名曰《國民》，以增進國民智識為主旨。”從《〈國民〉雜志例言》中亦可看出，《國民》雜志的插畫、譯述、社會調查結果等均走出了校園。這種校內外緊密聯系、良性互動的傳統一直在北京大學延續，即便研究會停止活動后，北大出版的《北京大學學生周刊》等刊物也都繼承了這一傳統。

二、新聞學研究會的專業化精進

1919年2月，新聞研究會舉行改組大會（蔡元培校長出席）。會上除了確定正副會長人選之外，還通過了簡章，第一則就是“本會定名為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⑩。會議同時宣布將研究會宗旨改為“研究新聞學理、增長新聞經驗，以謀新聞事業之發展”，並且突出強調新聞學理論研究與實踐的結合。至於新聞研究會為何更名為新聞學研究會，史料上未見詳細記載。不過從更名后的活動內容看，研究會在新聞教育、教學的專業化方面發生了較為明顯的變化。具體表現在：

第一，組成了頗具影響的導師隊伍。

研究會成立后即聘請了校內外導師，徐寶璜和《京報》創始人、著名記者邵飄萍受聘為研究會導師。對學員的專業培訓主要以導師演講的方式進行，演講內容則大都刊登在《北京大學日刊》上。例如，徐寶璜為學生講授的課程內容包括“新聞紙之職務及盡職之方法”“新聞之定義”“新聞之精彩”“新聞之價值”“新聞之採集”“新聞之編輯”等，這些講座構成了其后來出版的《新聞學》一書的基本內容。《北京大學日刊》亦刊載了邵飄萍的一篇演說?輥?輯?訛，主要內容是新聞社的組成及機構的職責。邵飄萍曾回憶說，他還負責“講述新聞記者外交術，專研究探索新聞材料之方法”[3]，這與他在1923年出版的《實際應用新聞學》一書的內容基本一致。

此外，研究會還邀請高一涵、李大釗等人為學員講座。前者系北京大學編譯委員會委員，曾與陳獨秀共同主辦《努力周刊》《每周評論》，還擔任過《晨鐘報》等報的主編，有著豐富的辦報經驗。他在介紹西方政治理論方面頗有建樹，曾在《新青年》上發表《斯賓塞爾的政治哲學》《羅素的社會哲學》等文章，並翻譯了《杜威的實用哲學》。李大釗則是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兼任經濟系教授，此時已經完成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他在《新青年》上發表的《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庶民的勝利》兩文被認為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文獻。現有資料雖未詳細記載高、李等人的講座內容，但從其各自的經歷中可以判斷，在新聞專業之外，他們亦為學員補充了必要的社會科學、政治學理論知識。

第二，系統傳授了新聞學理論知識。

在研究會成立初期，蔡元培校長即指出：由於“歐美各國，科學發達，新聞界之經驗又豐富，故新聞學早已成立。我國則尚為斯學萌芽”，因此，研究會嘗試引進西方新聞專業理論，“先介紹歐美新聞學”?輥?輰?訛。需要指出的是，研究會雖然“嘗試引進西方新聞專業理論”，卻未囿於其中，而是同樣重視本國實踐的探討，並在實踐基礎上尋求理論的創新。例如，在有關“新聞之採集”的講授中，徐寶璜根據“中國新聞紙所登之新聞，屬於政治者居多”的本國現狀，強調新聞訪員“熟悉本國之政治歷史與現狀”以及“與列強政治之關系”的重要性?輥?輱?訛﹔他在“新聞之編輯”部分專門講述了“中國報紙應改良之處”?輥?輲?訛，並提出“採用新聞之格式”“宜用句讀”等觀念﹔在有關“新聞之編輯”、新聞標題的選取等實操問題的講述中，徐寶璜皆選用本國實例作為案例，帶有明確的需求導向。徐寶璜在《新聞學》一書的自序中寫道：“本書所言，取材於西籍者不少，然西籍中亦無完善之書。”“討論新聞紙之性質與其職務，及新聞之定義與其價值，自信所言，頗多為西方學者所未言及者。”[4]從中可見，徐寶璜對“西籍”有著清醒的認識——“西籍中亦無完善之書”。而他的《新聞學》一書則在借鑒西方專業理論的同時，根植於本土的報刊實踐活動，因此“頗多為西方學者所未言及者”。即使在今天，這一思想也具有相當大的意義與價值。

第三，提升了對新聞採編的重視程度。

在研究會成立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裡，由於延續了早期進步刊物的傳統風格以及專業人士的缺乏，報界普遍存在重評論輕採訪的現象。例如，當時的《新青年》大多以評論為主，隻有極少篇幅涉及新聞事實﹔《每周評論》中的“國外大事述評”和“國內大事述評”也均以時政評論為主。為了改變現狀，提升新聞在報刊中的地位，研究會在向學員傳授新聞學理論知識的同時，著力進行新聞編輯、採訪技巧的訓練。作為研究會導師，邵飄萍在這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向會員系統講授報紙的作用、任務，以及如何組稿、採訪、編輯、校對、排版、印刷等整套業務知識，介紹國內報界和世界各重要通訊社的情況。他強調新聞本身的作用，認為“新聞是社會的耳目”，“與社會有莫大關系，報紙的任務就是供給新聞，代表輿論，提倡道德，傳播知識，協助工商業的發達”﹔他還強調新聞之第一要義為“確實”，因此要尊重事實，摒除偏見，反對以訛傳訛，顛倒是非。他鼓勵學生貼近社會、了解民情，並組織學生外出參觀，介紹學生到報館實習﹔他甚至親自指導學會刊物《新聞周刊》的編輯，將一個星期之內國內外各種重要新聞做出系統的記載，並加以評論。這種理論與實踐密切結合的教學方法以及躬親示范的指點，對學員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增強了他們對於新聞報道規范性的理解，也為日后“五四運動”等重大事件的新聞記錄奠定了基礎。

三、新聞學研究走出北大

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持續了兩年多的時間，於1920年底停止活動。據《北京大學日刊》報道，1919年10月16日，研究會在學校文科事務室舉行了結業式，蔡元培校長親自向學員頒發証書，陳公博、區聲白等23人獲聽講一年証書，毛澤東、高尚德等32人獲聽講半年証書。徐寶璜在結業式上說，“將來民智日開通，交通益發達時，各縣至少可有一報紙”?輥?輳?訛。此言不虛。學員結業后紛紛返回家鄉或赴各省創辦刊物，興起新的辦報刊熱潮，譬如毛澤東回湖南創辦《湘江評論》、陳公博等人回廣東創辦《群報》等，這些刊物成為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重要陣地，在輿論動員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當然，新聞學研究會的歷史作用不僅限於培養新聞專業人才，它還承前啟后，在中國新聞史乃至近代史上產生了重要影響。具體表現在：

第一，以新聞學研究為著力點，指導后續的報刊活動。

在研究者們看來，北大新聞學研究會並非一般意義上的校內專業團體，它超越了教學與學術研究的范疇，開創了“新思想的學習、宣傳和社會活動以及當時的斗爭緊密結合在一起”[5]的局面。

1919年4月，為了“便會員之練習”“便新聞學識之傳播”?輥?輴?訛，研究會創辦了《新聞周刊》，由於“五四運動”的爆發，諸多學員離開學校投入學生運動，《新聞周刊》出版至第三期就停刊了。但這並不妨礙新聞實踐活動的延續。1920年1月4日至5月23日，北京大學學生會出版《北京大學學生周刊》，該周刊每周日出版一期，以三枚銅元的價格向社會出售。雖然並無史料証實這份周刊與《新聞周刊》的關系，但從該刊的管理模式、關注重點及內容等方面，都可以看出《新聞周刊》的影子。

顧名思義，《北京大學學生周刊》的目標受眾是校內學生，因此在《本校要聞》欄目中主要刊載校內事件﹔而在《近事批評》欄目中，周刊則以登載國內外重大事件為主，如該欄目第6號集中關注中日關系問題，第5號曾刊登《一月三十日的全體大會》一文，記述天津學生的反日運動。

《北京大學學生周刊》還專門刊發“勞動紀念號”和“教育革命號”，與《新青年》有著高度的一致性。后來北京大學校內還出現了《北大學生新聞》《北京學生聯合會日刊》，這些刊物從編排、選題等方面都能看出新聞學研究會的影響。

第二，新聞學研究會是新聞界學術共同體的雛形，在新聞教育、實務的專業化方面起到引領作用。

北大新聞學研究會是中國新聞教育和新聞學研究的開端，也是我國新聞事業職業化的開端。研究會在強調學習新聞學理論的同時，重視結合中國報界實際，吸收優秀報人經驗。在教學方法上，重視講授與研究討論相結合，課堂教學與社會實踐相結合，這一學風為后來的中國新聞教育所借鑒和繼承。由研究會首開風氣的專業培訓，系統傳輸了職業化理念，提高了辦報質量，優化了傳播效果。徐寶璜后來在回憶中對此進行了論証，“自民國七年北京大學創設新聞學研究會以來，國人對於斯學，漸加注意，今年以來，新聞界之各項改革，如採訪之注重，編輯之改良，印刷進步等等，與當日該會所倡導者，均不無若干關系”[6]。

研究會倡導並踐行的理念及學風在增進學界與業界結合、形成研究共同體的過程中得到充分體現，並使研究會的影響力由校內進一步向社會擴展。事實上，新聞學研究會停止活動后，徐寶璜、邵飄萍兩位導師之間的合作並未終止，1922年春季，由兩位導師共同倡導和籌辦，北平平民大學開設新聞學系，這是我國大學正式設有新聞學專系的起點。?輥?輵?訛類似的組織機構還有北大新聞記者同志會，該同志會建立於北京大學，意在增強“北大新聞記者信用”，將“無槍階級”團結在一起，形成輿論優勢。這一理念得以在校內外傳播、擴散，對形成輿論影響力、保護輿論監督權具有深遠的影響。

第三，新聞學研究會為當時和后世留下寶貴的精神財富。

北大新聞學研究會緊跟時代潮流，堅守新聞職業化理想，始終為國家自強和民族解放努力奮進與探索。身為一校之長的蔡元培審時度勢，領風氣之先，使新聞教育和研究得以在北大發端，他因此被稱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熱心支持新聞學研究和新聞學教育的大學校長”。作為北大歷史上最年輕的教授，徐寶璜為新聞學研究會殫精竭慮，在主持研究會會務的同時，撰寫了拓荒之作《新聞學》，並積極籌劃在北大創辦新聞系，后因病倒在講壇上，留下了一曲蕩氣回腸的生命之歌。邵飄萍曾於《京報》創刊時寫下“鐵肩辣手”四字懸於報社牆上，勉勵同人，他自己則努力踐行，將“鐵肩”“辣手”風格以及職業新聞人的風骨淋漓盡致地加以詮釋，其“熱烈理想和優秀品質”(毛澤東語)以及舍生取義、慷慨赴難的氣概更為中國新聞事業及新聞學研究留下了一筆寶貴財富。這些精神激勵了一代又一代的國人為民族獨立、國家富強而奮斗，以徐寶璜、邵飄萍等為代表的新聞人也為后世樹立了職業典范。

參考文獻：

[1]羅章龍.憶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與邵振青[J].新聞與傳播研究，1980（3）：119-142.

[2]張允侯，殷敘彝，洪清祥，王雲開.五四時期的社團（二）[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5.

[3]邵飄萍.我國新聞學進步之趨勢[J].東方雜志，第21卷第6號，第23-25頁。

[4]徐寶璜.新聞學[M].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6：序1.

[5]丁守和，殷敘彝.從五四啟蒙運動到馬克思主義的傳播[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131.

[6]徐寶璜.新聞學綱要[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101.

（程曼麗為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趙曉航為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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