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時代文化類電視節目研究綜述:2013—2017

楊萌芽 余沐芩

2018年09月28日10:33  
 

來源:《新聞愛好者》

【摘要】互聯網時代信息技術的發展和傳播生態的變革,推動文化的傳播交流呈現出日新月異的變化。隨著優秀傳統文化越來越受到社會的關注和人們的喜愛,優質的文化類電視節目橫空出世。通過對受眾的考察、節目內容形式的創新等方面研究,樹立起《中華詩詞大會》《朗讀者》《國家寶藏》等一大批優秀節目代表,並在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傳播上發揮重要的推動作用。

【關鍵詞】文化類電視節目﹔互聯網時代﹔創新與反思

近幾年來,文化類電視節目呈現出“井噴”式發展,其中《漢字英雄》《中國漢字聽寫大會》等節目掀起收視熱潮,成為文化類綜藝節目發展過程中的裡程碑。這一現象出現的原因:一方面顯示了日益增強的文化自信,根植於血脈中5000多年的中華文化基因,正隨著國家實力和話語權的提高,煥發出生機活力﹔另一方面則體現出大眾的文化自覺意識的蘇醒。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體》中這樣認為:“國家是一個想象出來的政治群體……即使再小的民族國家絕大多數成員也是彼此互不了解,他們也沒有相遇的機會,甚至未曾聽說過對方,但是在每一個人的心目中,卻存在一個彼此共處的一個社會群體的想象。”而不再一味採取“拿來主義”盲目追捧西方的價值理念,追尋和堅守優秀傳統文化,才是消解西方歪曲言論、建構社會共同體的必然選擇。同時他還指出了媒體在建構共同體中的重要作用。相較於過去政府宣傳佔據主導,民間、市場處於被動的單一傳播而言,在現代社會,尤其是互聯網時代之下,文化的傳播有了更為靈活多樣的途徑。文化類電視節目中融合畫面、音樂、言語三重符號系統,嘉賓、主持人、觀眾三位一體,並借助技術手段疊加多種元素展示鮮明直觀、真實生動的形象,在傳統文化的傳播上有著無可比擬的優越性,並成為培育我國文化自信和彰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渠道。隨著文化類電視節目的熱播,學術研究也越來越熱鬧,本文旨在對研究現狀進行初步梳理,並在此基礎上談一下筆者的感受。

一、回顧總結:文化類電視節目研究現狀

筆者以“文化類電視節目”為主題在CNKI上進行搜索,截至2018年1月15日,分別得到2013—2017年文獻為586、667、691、654、623篇。在對這些文獻和相關資料進行統計和分析后,得到大致如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一)文化類電視節目的概念界定

目前,學界關於“文化類電視節目”的概念及其基本特征的描述較為繁雜,尚未形成統一的界定。但毋庸置疑,“文化”是文化類電視節目的核心所在。定義文化類電視節目首先應對文化的內涵進行了解。從國內來看,杜妍在論文中從廣義上考証了“文化”一詞最早應追溯到“彖”卦的卦辭,即觀察天的運轉規律可以認知時節的變化,觀察人世的發展規律可以教化社會,文化是由天文和人文共同構成的,“人世”的各個方面都包含在文化之中,民族的發展建立在文化的基礎上,文化也會反過來對民族進行指導。[1]從國外來看,1871年英國學者愛德華·泰勒提出:“文化是一個集合,包括了知識、信仰、藝術、法律、道德、風俗以及作為社會成員而獲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習慣。”[2]在20世紀中期,《文化:概念和定義批判分析》一書中,美國人類學家克洛依伯和克拉克洪提出了文化的九種分類,他們認為:“從總體上看是指人類創造的財富積累,圖書、繪畫、建筑以及諸如此類,調節我們的環境的人文和物理知識、語言、習俗、禮儀系統、倫理、宗教和道德,這都是通過一代代人建立起來的。”[3]

基於此,祖群認為這一視角下的所有電視節目無一不是文化類節目,文化類電視節目是對“文化”明確直接的表達,內容和立意都不能脫離文化。[4]而賀邵磊則定義了一般意義上即狹義上的文化類電視節目是指與娛樂節目相對的,充分利用電視傳播手段,以文學、藝術、生態環境等文化形態以及各種文化現象為背景,以關注社會進步、探討人文理念、把脈人間萬象、傳播現代思想、繼承歷史文明、挖掘優秀傳統、追蹤時尚動態、探究生存方式、開拓宏觀視野、提高素養意識為內容。文化類電視節目是既有豐富內涵,又有藝術品位,形式題材多樣的嚴肅節目。[5]在《文化類電視節目的定位及其發展反思》一文中,陳晨則從節目內容、傳播范圍和目的以及影響力和生命力上對文化類電視節目進行定義。[6]

對於什麼是文化類電視節目的概念界定是極為必要的,這種界定能甄別出一些披著文化外衣的“偽文化節目”和非典型的文化節目,繼而進一步清晰明確研究的內容和范圍。

(二)對文化類電視節目興起背景的研究

在娛樂化、商業化浪潮席卷的當下,電視文化節目緣何能迎來發展繁榮的春天,關於其興起的背景,不少學者做了探討。在《文化類電視節目的創新特征與價值彰顯》一文中,陳夢柯、王國平從國家政策、媒體市場的發展和競爭以及受眾多元化的文化訴求方面進行了總結,認為電視文化節目是三者共同博弈與協商的結果,隻有正確認識文化節目興起的背景,才能把握具有指向性的創新理念和指導文化類電視節目的創作。[7]酈波在《從央視“大會”系列看電視節目的文化自覺》中則認為首先從電視業本身的發展規律來看,文化回歸是一種必然的趨勢。在經歷了“唯娛樂化”走向“娛樂至死”的同時,“娛樂+文化”成為電視市場轉型期的重要特征。同時,當人們的物質生活提高到一定水平,精神生活需求日益凸顯,高質量、有文化內涵的電視節目更符合人們的精神追求。其次,從電視業的生存環境來看,面對網絡時代碎片化、快餐化的內容生產,唯有深度、高度、厚度與溫度才是立身之道。最后,從“一帶一路”的建設視野來看,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對外傳播更是一個時代命題,電視文化節目理應在這種價值建構中承擔起應有的責任。[8]張愛鳳則從品牌輸出和國際認同的角度思考,面對西方文化的沖擊,解構滲透於電視節目中的西方文化霸權。建立屬於本民族的文化認同,是打造原創本土的電視文化節目的外部動因。[9]

(三)對於文化類電視節目中的創新性研究

《朗讀者》《中華詩詞大會》等電視文化節目熱播之后,其創新之處頗引人注目,研究電視文化節目創新性的路徑大概可分為以下兩類:

一是從節目本身出發,從內容、形式、傳播方式、營銷策略等方面談創新。如雷璐榮以《中華詩詞大會》為例,對第一季和第二季進行對比認為后者是從節目內容與形式的改革,向內容、形式、渠道、流程與品牌多維度創新的升級。而創新中重要的兩個方面是技術范式下傳播模式的變遷和傳播場景中個人角色的變化。[10]

二是將創新之處放在文學、美學或傳播學理論架構下進行研究。如潘晴晴從“儀式感”的角度出發,對包括舞台場景的設計、比賽的賽制、播出時間、觀眾的收視行為及節目流程編制等體現儀式性的因素裡,分析當前文化類電視節目的創新點。[11]別君華在《文化類節目的創新傳播策略——以朗讀者為例》中,借助英國美學家布洛提出的“審美距離”理論,認為創造性地掌握距離的“適度性”,保留高雅的文化內涵和人文理想並與普通人的生活結合起來是電視文化節目真正走進受眾心靈,獲取成功的關鍵,同時他還從美國媒介學者沃爾特·翁對原生口語文化傳播的描述中得到啟發,即這種“移情的”和“參與式的”特征,體現在節目中為明星和素人結合,共享參與儀式,提升了節目的感染力。[12]喻江玲和黎藜以俄國形式主義代表人物維克托·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陌生化”理論為基礎,在《陌生化理論視閾下的文化綜藝節目創新》中,以《漢字英雄》為例從主體內容的陌生化、呈現形式的陌生化和傳播形式的陌生化三個方面分析節目熱播的根本因素。[13]

還有學者“以舊論新”,通過考察節目中融合各元素的懷舊多元化表達、符號與儀式組合下的懷舊美學呈現以及情感回歸裡的懷舊文化意涵,在對節目懷舊敘事的探究中思考創新性。[14]

(四)對於文化類電視節目的反思性研究

消費主義和大眾文化盛行的當下,文化類綜藝節目的熱播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眾對於更高層面精神生活的期盼與渴求。但當文化帶有了流行色彩,現象級的電視文化節目引發大規模效仿和復制的熱潮時,這種文化節目的繁榮一方面給我們帶來驚喜,另一方面當有所警惕。在當今的電視傳播環境中,文化類節目是否能夠真正承載“文化的內涵”,如何在市場之外覓得特定的生存空間,是不得不思考的問題。

顏梅和何天平在《電視文化類節目的嬗變及文化反思》一文中,對從20世紀末開始作為獨立節目類型的文化類節目的發展脈絡進行梳理,對當前的熱播現象進行反思。[15]他們認為用曲水流觴、吟詩作對這些指意活動對文化節目確立起“文脈正統”的正當性的同時,也使得文化意義不斷陷落扁平和匱乏的窘境,並強化了文化民主化在消費層面的合法性。傳統文化從精英文化的語境中落入大眾文化的語境之中,形成“集體狂歡式”的文化表達,文化符號的去深度化生產反映了消費主義對文化工業的訴求,這些都構成了后現代的文化景觀。在對於文化主體性的探討中,他們認為熱火朝天的電視文化節目裡,所謂象征“傳統”的文化符號提供給大眾的是與“濾鏡”一般的效用,是對於人們日常審美趣味的迎合。王博的碩士論文《中國漢字文化益智類節目研究》的第四章,也對“熱傳播”背后的潮流進行了“冷思考”,他認為在題目設置上過多生僻字不利於推動語言的現代化發展,背離了漢字文化輸出的理念,同時“填鴨”式的文化教育方式不利於文化的傳承,選手們往往為背誦而背誦,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甚至催生了一批專為比賽而辦的“魔鬼訓練營”。[16]刁生虎和黃子瑄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電視文化類節目中的傳承與創新——以詩詞大會為例》中也提到優秀電視文化節目,為觀眾帶去穿越世俗、重拾經典的精神洗禮,但不可忽視的是,當前的電視文化節目大都停留於詩詞、成語和漢字等典型中華傳統文化元素的淺層挖掘上。[17]

電視文化節目在順應時代要求、蓬勃發展的同時,也應當多一份理性的思索和叩問,避免在嬗變的過程裡迷失了最初堅守的文化使命和人文理想。

(五)對文化類電視節目的個案研究

從宏觀上對電視文化節目的現狀、發展及意義等方面進行思考是文獻資料的一個方向,同時對於單個節目的具體分析也是近幾年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就2017年2月熱播的《朗讀者》而言,范海潮、劉瀟蔚和顧理平在《文化節目的清新突圍方式——以央視〈朗讀者〉為例》中,從朗讀文本、線下場景以及傳播方式的角度對節目進行分析,力圖從個案中提取廣泛的經驗,在“小切口”處進行“深挖掘”,為文化節目創作提供可循的路徑。[18]《文化類電視節目的需求滿足與生命力提升——從央視〈朗讀者〉熱播說起》一文中,王曉曉在探討節目形式創新時提到高格調文化定位、多樣化話語表達、普適性價值認同和自省的精神寫照,並結合節目內容具體展開。[19]如在談到傳遞真情實感、引起受眾共鳴時以斯琴高娃、陸川和許淵沖為例,對朗讀者的文本或舞台場景進行刻畫。除《朗讀者》以外,不少學者也對《中華詩詞大會》《漢字英雄》等節目進行了探討。吳穎在《〈中華詩詞大會〉的創新路徑淺析》中,從內容選擇、形式構建、價值傳達三個層面來探討其創新特色,對選題的豐富性、舞台效果的絢麗以及主持風格的知性展開具體論述。[20]王少春則從《漢字英雄》中得到電視文化節目堅守與探索的啟示,從尋道、優術和為業,即電視文化節目的根本和方向、策略和方法及文化責任擔當上進行梳理和分析。[21]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2013—2017年的文化類電視節目研究呈現出以下特點:

首先,文化類電視節目引發不同群體的濃厚興趣,學者、專家和節目制作人等均在這一領域進行探尋,可見這一話題不僅僅局限於學術圈的討論,更觸發了不同群體對於優秀傳統文化現代傳播的多重思考。節目中傳統文化的創新創意傳播,與當今文化自信和民族振興的命題密不可分。

其次,既有宏觀論述又有個案分析,部分文章從大的層面上提出互聯網時代文化類電視節目的發展戰略,而另一些文章則結合單個節目案例,具體分析其成功經驗,以期為其他文化類電視節目的制作提供借鑒。

但是其中也存在著一些問題:一是僅停留在表面的現象分析,大多數文章更多著墨於熱播的節目本身,對於前期發展的歷史和時代背景與社會環境,則鉤連清淺。同時研究的目光也更多落在當下,對未來的方向和著力點的觀點較少。缺乏思想性和深刻性的探究型論述。二是言論繁多,但多集中於創新性、功能性的正面分析上,對於現象級電視文化節目背后反映的問題,應如何進行反思和保持警惕,則涉及較少。三是研究角度略為單一,行文思路多為概念闡釋到現象分析到策略建議的“三段式”研究,缺乏跨學科、寬領域研究的融合思維。四是借用西方理論架構進行分析,忽略了對現實國情和實際狀況的考量。

針對以上內容,筆者認為文化類電視節目在傳播優秀傳統文化、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陶冶情操和提升審美品位上具有重要意義,而目前的研究領域還存在一些局限,因此有必要進行更進一步和更深的探索。

二、提升策略:文化類電視節目的進擊

與其他綜藝類節目相比,文化類電視節目更為突出的特征在於,從文化屬性的角度來說,它屬於視覺文化的一種。而視覺文化本質上是一種再現文化,再現文化的根本要素則是記憶。以“尋根式”的方式努力實現對於大眾集體記憶中關於家國、故鄉、文化等情感的喚起,釋放出文化的感召力。作為借助一定的物質載體承載特殊情感內容的文化產品,文化類電視節目在物質生活和精神文化領域兼具價值,正是這種現代價值彰顯出節目的意義。因此,為增強文化類電視節目的現代價值,應在當代傳播生態中傳播好、闡釋好中華文化的基因,使其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結合上述內容,可從以下角度思考:

(一)貼近社會生活,滿足受眾需求

傳統文化走進千家萬戶的根本途徑在於使傳統文化日常生活化[22],用民眾感興趣的話語模式和框架進行傳播。建立於這一基礎上的文化類電視節目應當成為從“學術精英”到“普通大眾”的橋梁和場域。同時,傳播技術的變革和用戶參與的需求模糊了傳播主體的邊界性,變“受眾”為“參眾”,增強民眾的互動性、參與性,分享性,多以人性化、細節化的“軟傳播”而不是生硬強制的傳播手段,更能引發民眾觀看的熱情興趣和情感的共鳴。

如《朗讀者》在12期節目中分別設置“遇見”“陪伴”“選擇”“禮物”等為主題詞,充分貼合大眾生活,勾起觀眾對於個人友情、愛情、親情、家國之情的情感認同。在平視視角下的親民傳播,能取得較好的傳播效果,對於受眾的文化生活也更具滲透性。

(二)創新傳播方式,豐富傳播渠道

對傳統文化類電視節目爆紅原因的調查研究表明,選擇“多媒體結合,進行宣傳互動”的選項佔到39.63%,[23]表明傳播文化類電視節目中,傳播介質在滿足觀眾需求上的重要性。除節目電視播放的整體性傳播以外,借助網絡直播、微信公眾號等形式,打破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將不同時空、相同愛好的觀眾聚合在同一平台,充分利用碎片化傳播方式分享與討論是一種可資借鑒的經驗和方法。

《中華詩詞大會》第二季全程運用互聯網和移動端多屏傳播,並開啟微信報名、移動端答題等方式,增強了受眾的參與感。線上+線下的模式在擴大傳播力和影響力上,也為文化類電視節目的發展提供了新思路。在《朗讀者》節目中,節目組設立線下朗讀亭,不僅讓讀者在不受干擾的狀態下,感受真情實感的流淌和體驗朗讀的樂趣,更是文本與日常生活有效鏈接下的一種人文精神和人文場景的延伸。多樣化的傳播渠道下,文化類電視節目兼具技術與文化的雙重力量,有了實現“兩輪驅動”“兩翼齊飛”蓬勃發展的可能性。

(三)打造文化精品,提升國民素養

電視節目的文化“尋根”是長期且頗具挑戰性的工作。《朗讀者》《中華詩詞大會》等“爆款”產品的熱播是一個信號,也是一種征兆。可以預見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征程中此類節目會層出不窮且不斷推陳出新。文化類電視節目應具備“產品”意識,即將散落抽象的文化內涵打造成大眾喜聞樂見的文化產品,在推動社會效益產生的同時也促進了文化的傳播。伴隨著全球化的浪潮,在經濟和文化上佔據主導地位的發達國家,將載有其價值觀念的文化產品大肆輸出,於不知不覺中削弱了他國文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這個意義上,打造本土化的文化產品,樹立民族文化自信,是文化類電視節目理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就《中華詩詞大會》而言,節目在舞美設計上營造出唯美古典的文化氛圍,在賽制設計上創造了“百人團”和“擂台賽”的競賽機制,並繼承傳統詩詞文化,開創性地設置了“飛花令”“點字成詩”等題目類型,增強了節目的趣味性和可觀賞性,加深了年輕一代受眾群體對傳統文化的認同。但我們也應注意到,在打造文化產品時可能存在的問題,在一些電視節目中,“競賽”成為主體,追求固化的標准答案和詩文字字正確的刻板背誦,在引領全民狂歡的文化熱潮背后,審美的價值和文化的內涵則無處追尋,真正意義上社會文化素養的提升是什麼,令人深思。與一般節目不同,文化類視聽節目注定不能被大規模復制,因此此類節目也極具挑戰性。文化類電視節目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現代傳播和轉化過程中應運而生的產物,在移動互聯乃至智能互聯以及中國電視文化的語境下,立足於民族特色,把握好“雅和俗”的界限,處理好“全球化和本土化”“專業化和大眾化”的關系,推動文化類電視節目實現“詩與遠方”。

三、審視展望:文化類電視節目的反思與未來

(一)節目熱播背后的冷思考

文化類電視節目迎來了發展的春天,除了國家政策層面的鼓勵支持外,還有媒介技術的發展和大眾精神文化需求的提升等內在的推動力,因此文化類電視節目並非“忽如一夜春風來”的短暫盛放,而是在未來長久的時間內都將保持蓬勃的生命力。

1.視覺手段下內涵表達的矛盾

“世界的傳媒化”是當代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征,新媒介是文化傳播的平台也為文化的生存發展帶來了變革,在熱鬧非凡的電視類文化節目背后,也應認清媒介、文化和人之間的關系。人的視覺本能、媒介技術的進步以及消費社會理念的因素,推動了視覺文化的興起,圖像和影像超越了文字成為這個時代文化場景的中心,電視、手機以及新的傳播平台的信息傳播充斥著大量生動直白、豐富多彩的畫面,文化的傳播也越來越以圖像、影像的形式呈現。而視覺文化的碎片化、平面化和淺表化刺激著感官體驗,帶來娛樂性的享受,借助視覺手段的電視文化節目與意蘊深厚、嚴肅宏大的傳統文化主體之間存在一些不可忽視的矛盾。

2.“批量”生產下文化工業的警惕

文化包含著具體的文化形態與虛擬的文化內涵,一些文化內容在進行加工轉換后,可以借助圖像、視頻等表達形式進行傳播,而如建筑、雕塑等物質化的內容則很難准確傳遞出文化感受,借助熒屏闡釋的文化內涵往往喪失了原有的靈韻。縱然電視類文化節目通過構筑詩意棲居的舞台情境和創造朗誦詩詞、聽寫漢字等一系列的象征性文化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找到了現代社會中文化傳統傳承的解藥,但如雨后春筍般“批量”涌現的文化類節目,也讓人警惕其中可能蘊含著文化工業的電視媒介的商業邏輯。

(二)節目的未來走向

文化類電視節目路向何方,筆者對文化類電視節目的未來充滿信心,同時認為實現長期發展可能會形成以傳統文化為內容核心,節目形態更加多元以及出現完整的文化產業鏈三種情況。

1.以傳統文化為根基

文化類電視節目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豐富精神資源就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優質內容是文化類電視節目可長期發展的根本,而以傳統文化為底色則改善了國內大多數綜藝節目借鑒抄襲國外的現狀,打上了原創性、獨特性的民族烙印,更具有鮮明的民族風格和文化精神,進一步成為對外傳播的窗口。

2.以多元形態為選擇

在未來,文化類電視節目的形態無論從制作播出平台還是節目本身的形式,一定呈現的是多元的。“文化類電視節目”內涵的界定也會隨著技術的推進、邊界的打破而有了新的定義。從現在來看,除去純粹的以詩詞PK、朗讀文章、益智答題為主要構成的文化類節目,已經出現了文化元素在真人秀節目中的呈現,如《爸爸去哪兒》《奔跑吧兄弟》等,特別是在節目的錄制外景選擇上更多地選擇了有歷史人文內涵的地方。在文化類電視節目從嚴肅高冷形象向“接地氣”轉變的過程中,節目的形態更加靈活多樣,寓教於樂的特征更為突出。

3.以文化產業鏈為方向

當文化類電視節目發展到一定階段后,零散的、單打獨斗式的模式已經不能適應更高層次的發展需要,形成品牌化、規模化的文化產業鏈是未來文化類電視節目的趨勢。在傳統的電視節目中,受眾定位較為模糊,具有的影響力和傳播力也僅僅是節目本身,節目中內在的文化資源未能得到深度的開發和利用,導致節目缺乏后勁,甚至面臨不得不告別熒屏的命運。因此,打造精品文化類節目並形成節目相關產品的開發設計、線下活動、旅游等一系列完整產業鏈,能夠實現經濟效益的最大化,也是文化類電視節目未來發展的道路。

參考文獻:

[1]杜妍.當下文化類電視節目的創新研究[D].鄭州大學,2017:8.

[2]泰勒.原始文化[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1.

[3]克洛依伯,克拉克洪.文化:概念和定義批判分析[M].(A.Kroeber and C.Kluckhohn,?Culture: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New York:Vintage Books,1963:83.

[4]祖群.漢語類電視文化節目創新研究[D].山東師范大學,2016:9.

[5]賀邵磊.文化類電視節目策劃的策略研究[D].山東師范大學,2008:10.

[6]陳晨.文化類電視節目的定位及其發展反思[J].現代視聽,2011(6):51-54.

[7]陳夢珂,王國平.文化類電視節目的創新特征和價值彰顯[J].青年記者,2017(11):61-62.

[8]酈波.從央視“大會”系列看電視節目的文化自覺與建構[J].電視研究,2017(9):8-9.

[9]張愛鳳.2013—2014國內原創電視文化節目建構的多元認同[J].現代傳播,2014(8):73-78.

[10]雷璐榮.自信、人性、創新:《中國詩詞大會》熱播背后的文化傳播策略[J].電視研究,2017(8):30-32.

[11]潘晴晴.儀式觀視角下的電視文化節目傳播:以《中華詩詞大會》第二季為例[J].現代視聽,2017(10):43-47.

[12]別君華.文化類節目的創新傳播策略:以《朗讀者》為例[J].傳媒,2017(8):69-70.

[13]喻江玲,黎藜.陌生化理論視閾下的文化綜藝節目創新[J].傳媒觀察,2015(3):27-29.

[14]龍念,賈佳.淺析電視文化類節目的懷舊敘事[J].當代電視,2017(12):73-74.

[15]顏梅,何天平.電視文化類節目的嬗變軌跡及文化反思[J].現代傳播,2017(7):87-90.

[16]王博.中國電視漢字文化益智類節目研究[D].吉林大學,2016:47.

[17]刁生虎,黃子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電視文化類節目中的傳承與創新:以《中華詩詞大會》為例[J].現代視聽,2017(4):16-19.

[18]范海潮,劉瀟蔚,顧理平.文化節目的清新突圍方式:以央視《朗讀者》為例[J].中國電視,2017(6):90-92.

[19]王曉曉.文化類電視節目的需求滿足與生命力提升:從央視《朗讀者》熱播說起[J].新聞戰線,2016(12):107-109.

[20]吳穎.《中國詩詞大會》的創新路徑淺析[J].中國電視,2017(6):46-47.

[21]王少春.尋道 優術 為業:從《漢字英雄》看電視文化節目的堅守與探索[J].現代傳播,2014(2):66-70.

[22]潘玥斐.讓傳統文化走進千家萬戶[N].中國社科院報,2018(1):1-2.

[23]張岩,王琳琳,鄧月,孔月昕.傳統文化類電視節目對文化建設影響的研究[J].中國電視,2017(11):71.

(楊萌芽為河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余沐芩為河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讀碩士生)

(責編:趙光霞、宋心蕊)

推薦閱讀

人民日報創刊70周年
  70年,25541期,25541個日夜,人民日報與黨和人民風雨兼程、一路相伴,一同走過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崢嶸歲月,一起走進更加昂揚的新時代。
【詳細】人民日報創刊70周年   70年,25541期,25541個日夜,人民日報與黨和人民風雨兼程、一路相伴,一同走過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崢嶸歲月,一起走進更加昂揚的新時代。 【詳細】

2018(第三屆)全國黨報網站高峰論壇
  2018(第三屆)全國黨報網站高峰論壇暨全國黨報網站總編輯看天津活動6月20日在天津市舉行,主題為“媒體融合:宣傳新時代 擁抱新時代”。
【詳細】2018(第三屆)全國黨報網站高峰論壇   2018(第三屆)全國黨報網站高峰論壇暨全國黨報網站總編輯看天津活動6月20日在天津市舉行,主題為“媒體融合:宣傳新時代 擁抱新時代”。 【詳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