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青年記者》2018年7月上

“新聞無學”的爭議一直像魔咒一樣困擾著新聞學，新聞學界不得不隔段時間就為這個命題做種種辯護，足以顯出這一學科“合法性地位的緊張”。唐遠清博士對形形色色的“新聞無學論”梳理歸納為不同語境下的20種代表性觀點，並概括為“非科學論”“非理論科學論”“無學論”“不獨立論”“傳播學化論”“無用學問論”“淺學論”“失范論”等“八論”。①“無學論”的如影隨形，一直在挑戰著新聞學作為一門學科的合法性，影響著新聞學研究者的自信，也影響著新聞系學生在找工作和面對其他專業競爭時的心態。曾引發輿論場戲仿狂歡的“最好別報體”就是從“最好別報新聞系”的新聞開始的。

從爭論來看，雖然意見不一，但還是有基本共識的：“新聞無學”並非一個真問題，而是一種情緒和焦慮。新聞當然是有學的，事實上新聞傳播學是國家認定的一級學科，有龐大的研究群體，形成了成熟的新聞教育體系，每年培養大批新聞從業人員。真問題在於，這個學科先天發育不足，后天又營養不良，本就缺乏堅硬學問內核的新聞學，近年來又遭遇著不斷被稀釋的困境，加劇著“有術無學”的危機。來自新聞界之外針對“無學”的批評，不足為懼，可怕的是來自新聞學內部的被稀釋，這種稀釋如果不被遏止，可能會蛀空新聞學本就脆弱的學科基礎，使新聞學成為一具空心的軀殼。本文從幾方面談新聞學在近年來遭遇的“去新聞化”危機，面臨著失去新聞基因的危險。

徒有新聞軀殼的新媒體稀釋著新聞基因

這幾年是傳播格局大變革的時代，新媒體以其商業的成功和傳播的佔領，似乎已經取代傳統媒體而成為媒體的“形象代言人”。這個時代，當人們談起媒體時，似乎談論和指向的都是新媒體。

新聞學失去傳統的新聞基因，正是在新媒體對傳統媒體反客為主、權力轉移的過程中發生的。為什麼呢？因為新媒體本身是“去新聞化”的傳播媒介，雖然也叫媒體，但在中國，新媒體並不像傳統媒體那樣生產新聞，而只是一個新聞信息的內容聚合和傳播平台。在我們的新聞管理體制中，除了體制內主流媒體的新媒體，其他多數新媒體並沒有新聞採編的權利，不像傳統媒體的記者那樣可以在新聞一線進行採編。這些新媒體的內容生產主要集中於從傳統媒體轉載、低附加值的二次加工和自媒體化的創作，與傳統教科書所定義的“新聞”離得很遠——遠離新聞現場，遠離新聞生產，遠離新聞的經典定義。

就拿一些身上鍍著新媒體“光環”的新媒體“偶像”來說，無論是咪蒙，還是羅振宇、吳曉波、六神磊磊、秦朔，抑或是其他成功變現的新媒體暴發戶——雖然一些人是從傳統媒體精英轉型而來，但他們在新媒體平台沒有一個是做新聞的，沒有一個做跟新聞生產相關的事，而都是在“編故事賣故事”，賣毒雞湯故事、金庸故事、財經故事、讀書故事，新聞很少，故事太多。新聞是對客觀事實的報道，而故事是文學虛構和焦慮生產，新聞基因就這樣被販賣的焦慮和編造的故事所稀釋。新媒體的金錢變現神話、“10萬＋”迷思和消費主義狂歡，掩蓋著專業精神退場和新聞蒼白無力的現實。

新技術層出不窮，媒介空前繁榮，新聞卻在衰弱，所謂自媒體、泛媒體、融媒體，披著新聞軀殼的新媒體，以“媒體”之名轉著傳統新聞的基因。麥克盧漢說，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借著新技術無限擴張，新聞生產、新聞精神和新聞信仰卻未能同步擴張。一邊是新媒體帝國的擴張，一邊是“新聞王國”的空間縮窄，新聞學基因就這麼被稀釋。

傳播、宣傳、輿情、公關的專業擠壓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凱裡教授《新聞教育錯在哪裡》②一文不僅在美國新聞學界引發廣泛影響，因為也觸及中國新聞教育的痛點，譯文在《國際新聞界》刊出后也引發一場討論。鄭保衛、潘忠黨等都結合中國問題進行了進一步闡釋。凱裡此文談到新聞教育必須遵守3條原則，尤其第一個原則贏得新聞學研究者的共鳴：新聞學和新聞教育不等同於或包含廣告、傳播、媒體研究、公共關系和廣播。新聞學是一門獨特的社會實踐學科，在特定的歷史時期誕生，因此不能與其他相關但彼此獨立的社會實踐學科相混淆。新聞學必須在教育和實踐中與其他學科區分開。新聞教育必須將新聞學本身作為目標。

凱裡主要針對的是美國新聞教育問題，可中國的新聞教育在“去新聞化”上比美國還嚴重。傳播、廣告、公關、營銷、輿情、設計等學科對新聞學的強勢侵入，越來越稀釋著新聞學作為一門學科的合法性。這種稀釋，可以從各大新聞院校的名稱變更看出來。除了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這些新聞學傳統悠久的院校還保持著“新聞學院”的純正名稱，多數高校都或追趕時髦、或擴張地盤、或折衷妥協、或迎合就業，在“擴系建院”中熱衷在“新聞”上嫁接各種組合，使新聞學不再純粹。改個名字倒沒什麼，問題是新聞學基因在混雜了太多異質學科的過程中被轉掉了，新聞學核心面臨著被嚴重稀釋的危機。

傳播、廣告、公關、營銷、輿情、設計等學科雖與新聞有一定的相關性，但從學科本質上看，這些學科與新聞學追求的目標不一致，屬於價值迥異的異質學科。比如傳播、公關與輿情，都帶著某種力量控制新聞的特征。杜駿飛教授認為，新聞學區分於應用傳播學的理由或許有很多條，其中，至少有一條是顛扑不破的：沒有哪個應用傳播業分支在學統上如新聞業那樣，以超利益的社會公益性為自我認同。紐約大學新聞與大眾傳播系Jay Rosen教授將凱裡三原則總結為“新聞與媒體脫鉤、新聞與民主勾連”，切中了文章的核心，邁克爾－舒德森在《為什麼民主需要不可愛的新聞界》中也支持這一觀點。潘忠黨談到，凱裡反對新聞的傳播化，因為將新聞等同於信息的傳遞，就是扼殺新聞應有的靈魂。李歐梵顯然也讀到了這一點：新聞變成傳媒后，已經失去了它原有的存在理由﹔它已經不再是探討人的社會實踐，而變成了另一種嘩眾取寵的商品。

關於“凱裡憂思”的中國討論發生在2002年，遺憾的是，這個討論並沒有引起新聞教育者的重視，至今已有16年。這16年正是中國新聞學進一步被異質學科稀釋的16年，傳統的新聞學在各大新聞院系越來越邊緣，廣告、公關、傳播等因為就業更好而獲得更高的地位。因為新聞學是一門實踐學科，不像傳播看起來那麼有“學問”，投入新聞學研究的資源和人才越來越少。加上缺乏實踐人才的補充，實務教育人才斷層，一些新聞院系甚至開不出完整的採寫編評課程，隻能讓剛畢業不久的博士講新聞採寫課。博士沒採寫經驗講不好，學生也無感，使新聞教育失去傳統基因而離新聞越來越遠，加劇著“新聞無學”的感覺。

當新聞系學生在接受新聞教育過程中使自己的知識結構過多地與廣告、輿情、宣傳、傳播、公關聯系在一起時，上一節課老師講“新聞要追求真相”，下一節課講“對付記者的若干技巧”——在新聞傳播學的左右手互搏之下，新聞理想、專業追求和職業認知便不再純粹。比如，對過去看來的很多侵蝕新聞品質的行為就變得無感，失去新聞原則。會習慣把營銷策劃當成新聞，與廣告公關交流時心理上缺少心理防火牆（廣告公關也都是新聞學院出來的，都是一家人嘛），對軟文、宣傳、管控在專業上並無心理防范，甚至會產生某種親和感。

新聞業吸納精英的能力越來越弱

精英吸納能力是評價一個專業和學科的核心標准，這正是最讓人感到憂心之處，新聞業似乎正失去吸納社會精英人才的能力。媒體報道過，某地文科狀元對新聞感興趣，想報考新聞專業，但遭到記者潑冷水式的現身說法：最好別報新聞系。這還算好的，文科狀元起碼還“想報考”新聞專業，近幾年越來越少看到高考狀元報考新聞系的新聞了。

我統計了一下2017年各省高考狀元的專業報考最終流向，基本被北大、清華兩所最好的大學收入囊中，文科狀元基本上流向了經濟、管理、金融、法學、中文、元培學院、新雅書院，沒有一個選擇新聞。當然，高考狀元的選擇未必就完全代表著精英的選擇，但能說明一定的問題。我參加高考的那個時代，還有我之前那一代人，都把“新聞系”看得很神聖。我認識的不少新聞前輩，都是當年該省市的文科狀元，中國青年報就有好幾個當年的狀元。

更讓人憂慮的是，學了四年新聞后，很多最優秀的學生沒有走向新聞業。一個新聞學教授跟我提到過，他痛心的是，他最看好的很多學生，畢業時都沒有選擇去媒體，而是去了投行，或者出國留學讀其他專業。去年他有兩個學生，央視已經要他們了，可最終一個選擇了某部委，一個選擇了某國企。他本想勸勸他們，可一聽到這些單位能分到房子，他就沒法開口勸說了。

最好的學生不選擇新聞專業，畢業時最優秀的人才又不選擇從事新聞業，精英吸納能力的弱化，像溫水煮青蛙一樣，使一個學科的基礎不斷被侵蝕。

中堅流失和實踐教育生態的破壞

傳統媒體這幾年流失了不少人才，不是這個總編辭職了，就是那個總監創業了。前幾年哪個媒體精英走了，網上還會嘆息幾句，但如今媒體精英離職好像已經很難成為新聞了。

骨干和中堅的流失，不只是讓傳統媒體元氣大傷，更重要的是新聞教育的實踐生態因為頻繁的人才流失而被破壞，新聞教育生態也因為人才流失而出現“沙漠化危機”。

跟其他專業不一樣，新聞有著很強的實踐性，新聞教育一直強調“在做中學”。所以，新聞教育絕不只是學院學界教育主導的新聞教育，很大程度上是在媒體實踐中完成的，老記者帶新記者、老編輯帶新編輯、名記者帶新秀等師傅帶學徒的形式，完成學院中沒有完成的新聞教育。新聞業有很多“緘默知識”，沉澱在名記者的經驗中，帶著濃厚的個人性、隨意性、行動性、神秘性和偶然性，無法總結為原則和規律，隻能跟著他做新聞，聽他日常講故事，在手把手的傳承中去領悟。這種獨特的教育方式，體現著新聞專業的特點。新聞學，起碼有一大半學問，沉澱在這些名記者名編輯名評論員身上，而不是在新聞學院的教授那裡。

這種專業傳承和教育方式的一個前提是，需要一批有著豐富採編經驗的中堅和骨干，他們承擔著“帶徒弟”的職責，一方面是一家媒體風格和氣質的壓艙石，一方面是熏陶新人氣質、完成傳幫帶的老師傅，這是教育生態的關鍵。可當下最大的問題就出在這裡，一家媒體單位的精神靈魂、骨干和中堅力量離開，帶走的不僅是媒體的精氣神兒，還有新聞學知識。

10多年前，到一家媒體實習，帶實習生的往往都是有十幾年經驗的老記者。可我注意到一個現象，近些年帶實習生的記者已經越來越年輕化，有的才到報社一兩年，就開始當老師帶實習生了。這個現象背后的問題是，骨干和中堅很多都流失了，找不到老記者帶新記者和實習生。新聞學教育在實踐層面出現巨大的生態斷裂，出現中間斷層。

不僅是中間斷層，還有后續的斷層。一些優秀的年輕記者，才寫了一兩篇有影響力的報道，有了小小的“江湖”名氣，稍有跳槽資本，就會被另一家媒體盯上，在較高收入的誘惑下毅然選擇跳槽。讓人惋惜的是，新人為了收入跳來跳去，沒有穩定的職業環境，很難完成名記名編所需要的積累。另外，這些優秀的記者本來會成為一個單位的骨干，可過早地被“掐尖”，媒體的傳承生態發生了斷裂。人不穩定，新聞文化和資源就無法形成穩定的沉澱，新聞學的實踐資源也會在生態破壞中不斷萎縮。

注釋：

①《對“新聞無學論”的辨析及反思——兼論新聞學學科體系建構和學科發展》，中國人民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年

②【美】James W.Carey著，李昕譯：《新聞教育錯在哪裡》，《國際新聞界》，2002年第3期

（作者為中國青年報編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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