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對學術名著的形成的研究

與“名著”相關的一個概念是“經典”。“經典”又稱“典范”，余英時先生認為，所謂典范，主要指在學科上有開辟意義、對某一領域的研究者有示范作用，既為后來者開啟無窮法門，又留下未決之問題供研究者繼續探究的研究著作[9]。劉夢溪將經典的品格總結為兩個：彌久不變和與時俱新[10]。名著與經典在本質上是相通的，但是，名著更強調知名度，而經典的形成需要考量更多的外在因素。經典一定是名著。

對於學術名著的形成而言，多數文獻是從編輯出版的角度進行研究的，也有一些學者研究過文史著作的經典化過程。如，有人認為，作者融匯中外古今的豐富內涵，編輯精益求精的編校與引導，出版社從選題策劃、裝幀設計到市場推廣等方面的強力支持，促成了學術經典的產生[11]﹔也有學者發現，王國維的《人間詞話》發表后20年間，游離於學術視野之外，隻有到了1926年，俞平伯對其加了標點、撰寫序言，並交給北京朴社出版后，它才以“著作”的形式為學界所關注，引發了眾多學者的校訂、箋注和研究，從此，《人間詞話》才走上經典化之路[12]。有傳承才會有經典的最終形成，學術經典的傳承需要全社會的關注與推動，同時需要讀者摒除功利，以書為友，以讀書為樂[13]。總之，學術名著的產出要以扎實的內容為基礎，以編輯、學者、讀者等外在力量的推動為依憑，迭次成功。

3.對學術名著產出與大學講義的關系的認識

對於民國初期講義與學術著作的關系，左玉河以北京大學為例說：“當時北京大學教授之講義多隨講隨發。因將授課內容印成講義分發，編撰講義時要求材料精確明晰，課堂講授時亦不便重復講義內容，故迫使教授不斷對講義進行補充和發揮。因不能年年照發舊講義而必須有新的增訂，故迫使教授花較大精力編撰和修改講義。正因為此，北京大學一些教授為學生編撰的講義，經過修改潤色后即成為一部重要學術著作。”[14]在此以前，李秀雲在《中國新聞學術史（1834－1949）》裡也靜態地認識到了講義與專著的關系：“諸多新聞學分支學科理論專著的寫作與出版，得益於各類新聞專業課程的設置，近代中國的一部分新聞學理論專著是新聞學者在撰寫講義的基礎上完成的。”[6]學者金鑫則以中文學科為例進行研究后發現，中文課程講義在民國大學十分常見，講義具體、深入地反映了民國大學教育和中國現代中文學科建構的基本情況﹔講義的學術內涵、由授課講義發展為學術著作的動態屬性，為中文學科史和學術史的考察提供了新的視角﹔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呈現了中文學科講義經典化的歷程，體現了影響講義經典化的主要要素[15]。

4.對已有研究的簡評

借用學者吳廷俊評價中國新聞教育史研究時的部分觀點來說，以上關於中國新聞教育和學術的研究，“多停留於淺表層次、路徑欠多樣、個案分析不夠”[16]。總體而言，學者們對中國現代新聞教育史的研究比較全面，而民國新聞學術史的研究論文偏少。這可能是因為，一般人認為，現代新聞學術研究的收獲不及新聞教育的成就大，故而研究者不及后者多。但還是有不少研究成果頗有借鑒價值。

上文所述的研究（特別是第3方面的研究）極大地激發了筆者的“學術想象力”，認識到這些新聞學研究成果對新聞學術名著的形成關注不夠，沒有動態考察新聞教育與學術研究之間的關系，更沒有將大學新聞學課堂上的講義與新聞學著作的生產、新聞學術名著的產出聯系起來思考，並進而反思高校教學與科研的關系，這就為本文凸顯其理論和現實意義留下了充分空間。

二、決定新聞學講義“成名”的因素

研究教學與科研關系的現實問題，還是要先回到歷史中去。筆者的設想是：基於歷史事實，對現代大學新聞學教師的具體個案做出梳理，從而窺見大學講義的特殊地位，總結新聞學學術名著形成的規律，知曉新聞學學術名著為什麼是此而非彼，了解擅勝於系統性、孱弱於深刻性的大學講義成為名著的豐富意涵，並引發我們對課堂教學與學術研究之間的關系做出延展性思考，以此對中國新聞教育100周年紀念做點回應，特別是為新媒體形勢下新學科的興起和發展提供些歷史借鑒。

從長遠而言，筆者希望通過研究經由教學講義而形成的9種新聞學名著的內容特征、形式表征，及其運演過程中的各種機緣與影響因素，同時也通過比較研究並非出自於講義的3種名著，從而綜合、深入思考新聞教學與新聞學術之間的有機聯系，並盡可能“回到歷史現場”，還原“教學學術”對於學術經典產出的影響。9種新聞學術名著包括3部各領域的扛鼎之作：徐寶璜的《新聞學》（1919）、邵飄萍的《實際應用新聞學》（1923）、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1927），以及6部名著：邵飄萍的《新聞學總論》（1924）、郭步陶的《編輯與評論》（1933）、黃天鵬的《新聞學概要》（1934）、儲玉坤的《現代新聞學概論》（1939）、胡道靜的《新聞史上的新時代》（1946）、惲逸群的《新聞學講話》（1946）。3種非講義性名著是：任白濤的《應用新聞學》（1922）與《綜合新聞學》（1941）、薩空了的《科學的新聞學概論》（1946）。

在下文，筆者只是先行提供一個初步的研究框架。

我們的研究需要從別處著眼，梳理大學文史哲教師的講義與學術名著產出之間關系的歷史線索。在民國大學裡，教授的講義通常就是自己的學術研究成果，多年積累之后，多數都會出版，成為學術名著。由大學講義到學術名著，一般都要經歷以下幾個環節：課堂影響、編輯出版、思潮助推、學術傳承、學界回溯（或選家定型）。當然，也可能還有別的環節或因素在為講義“經典化”發酵，如老師提攜、體制塑形、與強勢學科兼容、界外資源發力以及國外同類著作的襄助等。相關的具體研究，筆者已有初步成果[17]，此處不贅。下面重點提出沿著這一角度思考新聞學教學與科研關系的幾條思路，並嘗試提出幾點有待進一步驗証的結論。這是幾條動靜結合、縱橫交錯的思路。

首先做縱向梳理。其一，梳理20世紀一二十年代新聞學科講義與學術經典的形成。在教師充分投入，保証內容和表達的優良品質的前提下，大學講義的學術經典化，形成於特殊的時間節點：社會思潮丕變時、作者聲譽鵲起后。與文史哲講義比較，新聞學學術經典的形成異中有同，同中有異：學生、出版、大學體制、業界困境是講義“學術經典化”的關鍵性外在因素，“在場”式傳承、時代氛圍以及新聞專業主義理念使得講義在歷史的沉積中“去蔽”，現代教育、學術體制助推講義的學術成功。其二，梳理20世紀三四十年代新聞學科講義與學術名著的形成。在中國思想界不斷掀起軒然大波，涌現各式各樣的社會思潮時，幾大社會思潮密切關聯著青年學子和學術教師，推動著大學課堂和學術生產。三四十年代，由教學講義而形成的5種新聞學名著接受了民族主義思潮、“左”翼文化思潮、文化保守主義思潮等的影響，分別成為戰時新聞學、大眾新聞學以及無產階級新聞學的代表或先驅。

其次做焦點探究。其一，探究不同的教育制度、環境與新聞學術名著的形成。不同學校的教材使用情況制約講義的生成，1930年國民政府制定的教師職稱晉升規定，促使從講義到學術著作的生產鏈條得以建立。三四十年代幾家出版社的“大學叢書”和“部定大學用書”等罕見新聞學科的講義，讓新聞學科錯失了產出學術名著的絕好機會。不同的教育取向都會影響新聞學術名著產出，但民辦大學、教會大學的收獲更為顯著。其二，探究課堂講演、新聞實踐與新聞學術名著的述學文體。知名學校課堂上的講課，都以白話表達傳播知識、營造現場氣氛，影響新聞學科內外的學生﹔加之多數教師具有豐富的新聞實戰經驗，課堂上常常征引第一手新聞素材。這些都使得新聞學術名著的學理表達（述學文體）常常呈現出白話化、在場性和案例化的表征。限於篇幅，也限於本文的旨趣是呈現一個宏觀的研究框架，下面隻就第二點中的課堂講演做一點論証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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