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以后，學術講演蔚然成風，諸多著名的西方思想家都到中國演講，如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羅素（Bertrand Russell），教育家孟祿（Paul Monroe），新聞學家威廉士(Walter Williams)等。日本人犬養毅（いぬかい つよし）認為，學校、報紙、演說是“傳播文明三利器”[18]。如果真是這樣，那麼，中國現代報人登上大學講台講授新聞學知識，就是三大文明利器的有機結合。進而，如果這個講演平台是北京大學這樣的舞台，那就更是搶得了傳播的制高點。上文提到的9部出於課堂講義的新聞學著作，其中兩部出自風雲際會的北京大學的新聞學研究會，而其他7部基本上出於籍籍無名的學校。對於一個新興學科的撰述，需要一個好平台，如同學術上尚未出道的學者一樣，亟需一個好“名頭”，亦即，除了作者的確有功力，能夠寫出扎實而豐贍的內容外，學術傳播平台和學術身份至為關鍵，它涉及到學生認可、出版便利、學術傳承等多個方面。具體言之就是，知名學校課堂上的優秀講演，以白話表達營造現場氣氛，影響到學科內外的學生，進而形成白話式學術語言，輻射到出版界。其中，白話是彼時學術發酵的酵母。

陳平原說：五四時期“學者的公開講演，不管是贊成還是反對白話詩文，都是在用自己的學識與智慧，來協助完善白話的表達功能”，“白話能寫成‘美文’，白話還能表達深邃的學理——隻有到了這一步，白話文的成功方才無懈可擊”[19]。戈公振在《中國報學史》出版幾年以后，就不滿意30年代以前那種過渡狀態的半文半白的表達，他曾想用完全的白話來改寫他的書，使它成為一本通俗的讀物[20]。既然能改寫，想必有原來的基礎，比如講演基礎﹔也可以想見直接面對讀者進行白話講授時對他此前此后著述時心態的影響。白話文在戈公振身上的成功於此可見一斑。當然，上述學術表達的白話化自有社會風潮的影響，但是，對於並不是白話文的提倡者的戈公振而言，其表達必定有更多的課堂講演的折射。

在上述梳理和探究的基礎上，我們才能總結、梳理新聞講義與學術名著之間的種種關系，如分析優秀講義產出學術名著、優秀講義未能產出名著的個中原因，比較學術名著出於講義、名著跟講義無關的不同學術形態。而其中需要重點關注的是，以9部新聞學名著講義與並非講義出身的新聞學著作以及其他講義進行比較，以窺見其學術名著形成的特質﹔詳細考察社會思潮、教育體制、學術制度等在講義與名著之間的關聯作用。不過，要想獲得深透認識，期間必須解決重重困難，如，搜集第一手資料，見証課堂講演現場、學生反響情況、教師教學學術成果，從而厘清從課堂教學到名著生成之間的種種學術傳承細節，這些都需要“上窮碧落下黃泉”的功夫。

三、如何考察這些“成名”因素

筆者將按照“明確對象－准備理論與資料－拓展比照－攻‘重’克難－延展思考”的邏輯思路開展研究。具體而言，明確對象就是要圈定研究的新聞學名著。筆者認為，在國內有影響的學術史論著及相關著作中得到重點討論或集中推介的便是學術名著。准備理論與資料是指深入接觸高等教育學的文獻，了解大學教學學術理論，以及廣泛閱讀關於中國現代學校、教師、教材、課程、課堂、學生以及學術史的研究論文﹔通過年譜、傳記、日記、通信、檔案、校史、回憶錄等途徑搜集資料。拓展比照是指基於歷史地考察文史哲講義與學術名著產出的關系，以此作為整個研究的入口，為寬口徑地認識新聞學講義與學術生產的關系打下基礎。因為民國教育家朱家驊說過：“一個大學的哲學和史學部門往往決定它的思想的方向。”[21]一時引領學術風潮的文史哲學科的講義能夠很好地導引我們去認識歷史真相。攻“重”克難就是要圍繞研究重點與研究難點，縱橫交錯地開展核心研究，厘清不同年代新聞學講義成為學術名著的形成特質，比較優秀講義產出學術名著與優秀講義沒有能夠產出名著之間的個中原因，也比較學術名著出於講義、名著與講義無關的兩種不同情形。延展思考是指在比較中完成先前研究的總結與提升，並提出延展性的思考與啟示。

確定研究對象是第一步。現代新聞學著作不算很多，但也不為少，況且，如何認定這些著作哪些是名著，可能也有不同意見和看法，因此，通過抽樣分析的方法確定研究對象，是一個必不可少的環節。研究一開始，為圈定新聞學名著，筆者主要檢視了《新聞學大辭典》（甘惜分主編）、《中國新聞事業通史》（方漢奇主編）、《中國新聞傳播學說史》（徐培汀、裘正義著）等8本詞典或學術史、新聞史著作和《民國學術經典文庫》（東方出版社，1996年）、《中國現代學術經典》（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等6種中國現代學術叢書。如果某種新聞學著作被檢視對象中的2/3多數選中，同時又被作了較為重視的處理（如開列專門的“節”或“目”進行討論），就可以確定無疑地說它就是新聞學名著了﹔如果某種新聞學著作隻被檢視對象中的超半數選中，那就是准新聞學名著。這樣，我們最后選定了上文所列的12種新聞學著作。

接著，在正式研究中，筆者運用文獻分析法、知識社會學分析法、比較分析法開展工作。文獻分析法貫穿研究始終，盡可能廣泛搜集和分析有關新聞學學者的日記、檔案和學術傳記等歷史資料。知識社會學是一種理論，也是一種歷史學－社會學研究方法。它把新聞學名著與作者及其所生活的社會聯系起來，根據其顯在的內容看清新聞學知識的成因及系譜、知識的實質及其與學校教育的關聯。比較分析法用於比較不同年代產出的新聞學名著，也比較不同教學主體、不同教育環境對於新聞學名著產出的影響，還比較3部新聞學經典講義與其他新聞學講義、與並非講義“出身”的新聞學著作以及與非新聞學科的講義，以窺見其學術名著形成的特質。

研究學術史，不僅要研究文本，還要關注文本以外的東西，包括要研究學術與教學之間的關系。一個研究如果以獨特的視角為新聞學科建設、為教學與科研的關系求解，那麼它不會奢談大學教學與科研的諸多方面，而隻就新聞學術研究如何源於課堂教學去做歷史梳理。將新聞學科講義與新聞學術名著形成結合起來思考，開辟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地。廣搜、深研研究對象的年譜、傳記、日記、通信、檔案、回憶錄等材料，發現第一手歷史資料，回到教學學術現場，既服務於本研究，也為其他相關研究提供幫助。

在前期研究中，筆者發現，與文史哲講義的名著化過程比較，新聞學名著的形成同樣有賴於作者深厚的學養、強烈的責任意識，外加豐富的實踐經驗。這是名著之所以成為名著的前提條件。各類名著多數產生於拓荒時期，有開風氣之功﹔期間需要依賴於知名編輯的功夫，需要反復地出版傳播，也依賴於學生的傳承與美譽。各方合力才能進一步引領學術風潮。

在以后的研究中，筆者將嚴密論証閱讀史料時產生的如下學術靈感：20世紀初，服務於解除業界困境的新聞教育，具有了學術名著的初步潛質，其通過與社會思潮相激蕩，成為學術名著﹔新聞學作為新興學科，如果與強勢學科兼容，借助歷史學、文學等傳統學科的優勢，將為其名著化過程鋪平道路﹔21世紀以來，新聞專業主義熱潮興起，研究新聞學術史的學者回溯至20世紀本位新聞學時，助推了3部新聞學名著的定型。當然，“身榮書貴”的現象也所在多有，絕大多著名講義產生於作者小有名氣之后。以新聞學科的名著為例，《新聞學》出於作者成為當時北京大學最年輕的教授之后﹔《實際應用新聞學》出於邵飄萍名滿京華、飲譽全國之時﹔戈公振講授《中國報學史》時，已經做過《時報》總編輯，擔任過上海新聞記者聯誼會會長，已是著名記者了。

教學與科研的關系怎樣？學術生產在多大程度上與教學有關？除教學內容的深鑽新研之外，必定有一個學術生產的框架決定著教學成果的成名路徑，中國現代新聞學名著的產出路徑就為此提供了一個思考范本，它也必將成為那些一生“以本（科）為（根）本”的大學教師的重要學術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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