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教學與科研的關系怎樣？學術生產在多大程度上與教學有關？除教學內容的深鑽新研之外，必定有一個學術生產的框架決定著教學成果的成名路徑，如編輯、出版、文化與社會思潮、個人威望、學生資源等，都可能是該框架的架構之一，中國現代新聞學名著的產出路徑就較好地印証了這一思考。它也為那些一生“以本（科）為（根）本”的大學教師的學術道路指明了一個很好的方向。

關鍵詞： 教材﹔講義﹔教學﹔科研﹔新聞學﹔學術名著

中圖分類號：G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9)03-0000-06

2018年迎來中國新聞教育100周年。回望100年來現代新聞教育的歷程和成就，成為近兩三年中國新聞傳播學界關注的重要議題。同時，現代中國新聞學研究與高校新聞教育如影隨形，相伴100年，研究新聞教育勢必牽扯新聞學術。現代大學最主要的功能是培養人才和探究學術，但是，如何處理教學與科研的關系，常常令大學的管理層和教師無所適從，以至於言行不一之事多見。目前，我國高校的本科教學在“雙一流”建設中處於尷尬地位，教學與科研的關系更顯緊張。世界一流大學提供的本科教育不一定就是世界一流本科教育，世界前10名的大學並未宣稱和力爭構建世界一流本科教育[1]﹔國內相關人士對一流學科建設中本科教學的地位也莫衷一是。雖然一些知名學者反復講“科研為了教學”[2]，但是現實越來越與之背離。兩者的關系到底怎樣？本文希望從新聞學講義的學術“成名”歷練這一具體切面思考這個宏大問題。

一、研究價值與研究現狀

（一）學術價值與應用價值

在中國新聞教育100周年這一時間節點，對新聞教育與新聞學術，既需要全面總結，更需要全新開啟。其研究價值如下。

首先是學術價值。本文從大學教師的新聞學講義與新聞學術名著產出這一歷史角度總結教學與科研成功契合的觀念與理論，回應大學教師教學與科研角色之間的關系，逐步彌合舊裂縫，獲得新共識。

其次是應用價值。在學科初創之時，在新科技突飛猛進的時代，新學科、新領域需要新知識、新思維，全新信息的傳授依賴大學教師的課堂表現，富有價值的講義期待成為新意迭出的學術著作，探索從講義到著作再到學術名著的嬗變過程，也是信息社會和“雙一流”學科建設之需。

（二）國內外研究現狀

學者們研究中國新聞教育或者新聞學術的成果並不少見，但是，將兩者結合起來考察的論著比較稀少，特別是對大學新聞教學的學術性生產潛質與推演進行思考的文獻更是難覓蹤跡。

1.關於新聞教育史與學術史的研究

首先，中國新聞教育史研究的較早著作《中國新聞教育史論》全面梳理了中國新聞教育80多年的流變，層層剝筍，在反復的取証核實之后確定了諸多的歷史事實[3]。10年后，這方面的研究專著從縱向梳理轉向橫向剖析，如《中國新聞教育的初曙》從知識與社會的關系的角度，考察新聞在1918年形成一種專門知識的多重原因、具體經過及前后脈絡[4]。接下來，《中國新聞學的篳路藍縷：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一書繼續研究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在中國新聞教育開端和中國新聞學興起過程中的歷史地位，即四個“第一”[5]。此外，在論文方面，《上海近代新聞教育史實考辯》《民國時期新聞教育思想的多元呈現》等論文梳理了我國新聞教育的概況、特點以及全國性或區域性新聞教育發展史，詳細討論了大學新聞學課程的設置，同時，成舍我、蔣蔭恩、陳望道等人的新聞教育思想被分篇或綜合總結，中美新聞教育模式及其關系得到深入的比較，復旦大學、暨南大學、聖約翰大學的新聞教育貢獻被充分認識。

其次，新聞學術史研究以新聞學自身發展過程中的重大轉變為標志，李秀雲在其著作《中國新聞學術史（1834－1949）》中運用群體分析、量化分析的方法，對新聞學術研究主體與新聞學術交流平台進行深入分析，從而實現新聞學術史研究的多角度、立體化透視[6]。接著，她在《留學生與中國新聞學》一書中還突破以新聞學者及其作品內容的介紹作為行文線索的現有研究格局，分別厘清了留學生在中國新聞學的建立、外國新聞理論的引介、新聞學術交流平台的建構等方面所作出的重要貢獻[7]。而朱至剛的《早期中國新聞學的歷史面相——從知識史的路徑》梳理、整合和揭示了在中國新聞學的生成和演化過程中，作為立場的“中國”是如何在被以前的學者認同之中，又隨著情境的變化，被不斷地建構和重構，進而歷史地造就中國新聞學的整體面貌[8]。除這些學術史著作外，《中國新聞傳播學說史》、三卷本《20世紀中國新聞學與傳播學》等著作從新聞學說、觀念等方面回溯了既往的思想與成果﹔謝鼎新、姜紅、曹愛民的論文《新聞成學的現代學術史語境分析》《現代中國新聞學科的合法性建構》等則分別對現代新聞學術史的語境、新聞學科建構與科學主義思潮的關系、黃天鵬的學術活動與新聞思想進行了考察。

以上研究，多數將新聞教育、新聞學術割裂開來進行討論，從而未見二者之間有何聯系、如何聯系，留有空白與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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