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視聽》2019年第6期

摘要：娛樂工業化的流水線生產，使得媒介“養成”低齡偶像的方式成為娛樂新走向。媒介文化的變化發展與社會轉型升級的碰撞加速了偶像低齡化的進程﹔而低齡化偶像自我建構的媒介形象有益於娛樂行業，因為偶像年齡與價值成反比。在此過程中，粉絲社群為媒介“養成”偶像低齡化提供了市場基礎。

關鍵詞：偶像低齡化﹔媒介“養成”﹔綜藝

2018年被人們稱為“偶像團體元年”，無論是新晉的男團、女團借勢發力，還是老牌的偶像組合乘勝追擊，年紀輕輕的流量藝人都時常活躍在各大媒體的閃光燈下。2019年的偶像養成類綜藝節目更是層出不窮。在高速發展的新媒體時代下，“養成”模式的媒介傳播深入人心，粉絲心目中的偶像一茬又一茬，年齡也越來越小。隨之而來的“養成”偶像低齡化現象在媒介文化中應運而生。

我們可以把“養成”偶像低齡化拆為兩部分來解釋。首先，“養成”指培養而使之形成或成長，也指教育。那麼“養成偶像”就是用以培養和打造擁有一定的知名度且具備粉絲基礎的偶像，他們常常通過偶像養成類節目產生。偶像“養成”的過程也是偶像養成類節目的制作過程，這類節目通過引導粉絲對偶像選手們的實際支持、大量互動和持續關注，實現他們由素人向偶像身份的跨越，一步步聚集大量人氣，創造粉絲消費。而“低齡化”指的是某一事件或行為的發生主體朝著年齡越來越小的人群發展。“養成”偶像大多數是十幾歲的少男少女。

其實早在2005年《超級女聲》就掀起了“全民造星”的第一波熱浪，關注度頗高，也確實走紅了一波人氣偶像。“超女”雖然只是一個大眾娛樂節目，一種大眾文化現象，一場平民大眾的集體狂歡，但是它的背后有利益動機，有審美趣味導向，有文化價值觀念等，它對於人們的精神情感和社會文化心理的影響作用是不容忽視的。此后大眾媒介對偶像養成類節目的熱情一直延續至今，從素人到偶像的巧妙轉換，顯得格外簡單直接。在2018年開播的網絡綜藝節目《偶像練習生》，在各大經濟公司挑選一百名男生進行藝能競演，經全民制作人層層票選后最終誕生九名偶像，以男團形式出道，受到了大量觀眾的追捧，其中年齡最小的成員Justin黃明昊當時隻有16歲。這些偶像通過大眾媒介的宣傳塑造而成，借助粉絲高漲的熱情助燃著媒介“養成”模式。

一、媒介文化的變化發展與社會轉型升級的碰撞，加速了偶像低齡化的進程

中國的媒介化社會轉型在向縱深處繼續推進，傳媒的多向發展和市場化、數字化的轉型進一步使傳媒成為人們對世界的認知途徑和體驗方式，並且持續改變著人們的思維方式。20世紀90年代，大眾消費文化的盛行帶來了傳媒的大眾消費化浪潮，傳媒話語趨於平民化、通俗化和娛樂化。步入新世紀，在主導文化、精英文化和大眾消費文化、民間文化等多元文化的影響下，傳媒話語日趨復雜多樣。在社會轉型升級的大環境下，文化繁榮自由，人們有權利選擇自己所喜愛的事物，因此媒介文化的變化發展對偶像低齡化現象的產生發揮著重要作用。新媒體時代也間接影響著偶像崇拜的百卉千葩，作為眾多偶像表現形式之一的低齡偶像，正是媒介文化發展與社會轉型升級下的產物。

高度迎合受眾的娛樂行業，針對當下受眾的審美需求，借鑒外來的養成系偶像運營模式，培養出類似於nine percent之類的“養成”偶像、洛天依之類的虛擬偶像等。從本質上來說，科技的進步促進了社會轉型與媒介文化的發展，人們的思想文化逐漸從接受到喜愛低齡偶像這類的亞文化現象，娛樂行業依托強大的網絡造星平台為受眾源源不斷地提供著可供選擇的不同類型的偶像。

二、偶像年齡與價值成反比，低齡化偶像自我建構的媒介形象有益於娛樂行業

一般而言，偶像低齡化的盛行其實是娛樂行業“養成”偶像自我建構媒介形象的直接結果，關系著娛樂公司、經紀公司、營銷團隊、粉絲部落等。依托於網絡平台成長起來的“養成”偶像與傳統偶像相比，在一定界限內主動發揮了低齡化偶像的自我媒介形象建構，這種主動性與網絡傳播技術以及新媒體技術的發展息息相關。“養成”偶像的外在形式構成了媒介形象的原材料，他們的言談舉止、服飾外型、興趣愛好、音樂作品、影視作品、商業活動、代言產品等都是自我建構媒介形象的客觀要素，也是“養成”模式的關鍵所在。“養成”偶像年齡越小，自我建構的數量越大，時間越長，娛樂價值越高。

作為一種新的偶像生產與管理模式，“養成”模式更強調與粉絲間的直接互動與共同成長，“養成”偶像在最初被娛樂公司選定為練習生時就具備低齡化的特點，比如YHBOYS組合成員平均年齡隻有10-13歲，在其幕后操盤手樂華娛樂CEO杜華看來，“養成”的根本在於“后勁十足”。從成員自身角度出發，培訓時間越長，才藝才會越扎實，成為實力與人氣兼具的成功藝人的可能性才會比較大﹔從粉絲角度來看，成員年齡越小，粉絲就越有時間看到成員的成長，陪伴的時間越長，忠誠度就越高，從而消費動力越足。

三、粉絲社群為媒介“養成”偶像低齡化提供了市場基礎

生產滿足需求，需求刺激生產。在受眾市場上，偶像組合可以看作一個媒介產品，這個產品隻有直擊核心用戶的某種訴求才能成功營銷出售，達到偶像“養成”的目的。粉絲社群帶來的價值觀以及文化能讓粉絲產生歸屬感與滿足感。這種情感體驗一旦形成，就會成為提升用戶黏性的強大動力。這就需要與用戶的頻繁互動來完成，隨著產品的每一次迭代更新，產品功能和內容不斷充實，用戶也不斷在產品上獲得滿足，其媒介娛樂消費的市場基礎也更加堅實。時下流行的飯圈“站姐”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們為某個明星開一個網上的站子，發圖片、發消息、發行程、發周邊、代購專輯、幫明星應援等，負責追行程、前線拍照、應援等活動。筆者認為換一種說法就是幫助沒有能力追星的粉絲們獲得一手資源，促進“養成”模式的新發展，不需要自給自足追星也可以收獲很多偶像動態。社群的塑造以及運營是一個長期的工作，需要運營人員通過不斷優化管理手段來提升管理效率。所以“站姐”往往會把目標投向早早出名的低齡偶像，在粉絲經濟中追求利益最大化。

“養成”偶像年齡小、出道早、個人特征明顯，公司為了增強偶像與粉絲之間的黏性關系，會重點突出偶像的個人魅力，通過故事性和爭議性的營銷手段來增強偶像的曝光度，給粉絲時刻傳達著“養成”偶像的成長狀況，而低齡偶像的進步空間大，每一次的進步都會給粉絲帶來莫大的滿足，伴隨一種類似於“帶娃”的心情，滿足了大眾內心對偶像從小到大生活的獵奇心理，還大大提升了粉絲的參與感和成就感，由此低齡偶像的粉絲規模逐漸擴大，粉絲忠誠度逐漸夯實，市場影響力和價值與日劇增。

文學消費主體日趨“小資”化、低齡化﹔消費對象日趨偶像化、明星化﹔消費方式日趨視聽化、影像化﹔消費目的日趨娛樂化、消閑化。這四個方面雖是文學消費時尚化的特征，但是不難從側面影射出發展於大眾媒介時代下的低齡“養成”偶像。借媒介之手被大量地復制和生產出來的“養成”偶像，具有強娛樂化傾向，被媒介賦予符號意義。而低齡“養成”偶像背后的產供銷體系靈活，特有的變現方式使得粉絲群體更易慷慨解囊，娛樂公司坐收漁翁之利。在商品經濟的大環境下，媒介的消費主義傾向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文化教化和傳播價值知識及行為規范方面的社會功能依舊被大眾媒介所承擔。對於大眾媒介來說，在追求市場效益和經濟利潤之外，也理應反思：在精神價值被媒介淡化和稀釋的大眾媒介競爭白熱化的時代，我們是否應重視媒介理性引導和傳播文化的力量？大眾媒介應該為受眾提供什麼樣的文化產品，如何引導人們的價值判斷？媒介“養成”偶像低齡化趨勢能發展多久？到底什麼樣的榜樣力量和審美標准是可追溯的？

在仍然以快銷文化為主流的娛樂媒體市場環境中，年輕一代對於“養成”偶像的追逐更趨於圈層式。低齡偶像組合的可持續發展顯得有些乏力，也離我們心目中真正意義上的超級偶像有些許距離。媒介“養成”模式下的“愛豆”（偶像）們，到底能成為恆星還是只是流星，仍然是很難定性的問題。

參考文獻：

1.賴大仁.大眾娛樂文化的一個“范本”——“超女現象”的文化解讀[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06(01):71-74.

2.羅以澄,呂尚彬.中國社會轉型下的傳媒環境與傳媒發展[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113.

（作者單位：湖南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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