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新聞愛好者》2019年第5期

【摘要】將“知溝”假說放置於新媒體的語境下，發現其理論背景發生了深刻變化，由於信息過剩、“把關人”消失、媒介依賴加劇等問題的出現，通過媒介接觸使用獲取知識，既有利又妨礙知識的增長。面對這一矛盾，需要再界定“知溝”的核心概念“知識”，通過引入“知曉類知識”和“正式知識”概念，站在新的視角重新審視“知溝”。

【關鍵詞】知溝﹔知曉類知識﹔正式知識﹔新媒體

1970年，美國傳播學者蒂奇諾等人在一系列實証研究的基礎上，提出“知溝”(knowledge gap)假說。“知溝”假說數十年來一直備受關注，不斷被討論、驗証、補充，即使在出現“信息溝”（information

gap）、“數字鴻溝”（digitaldivide）等新概念之后，學界仍然無法繞過“知溝”這一根植於社會結構中的概念和假說。然而，在新媒體帶來的嶄新語境下，有必要重新審視“知溝”理論發生的變化及其帶來的影響。本文正是以此為方向，進而對“知溝”的核心概念“知識”進行再認識和再界定。

一、理論背景的變化

“知溝”理論誕生於20世紀70年代，其假設的前提是媒體提供的內容有利於使用者知識的提高。應該說，在當時的背景下，對使用者的知識提高的確效果明顯，假設的前提也大致成立，並在研究中得到了驗証。然而，在當下的新媒體背景下，理論條件發生了明顯變化。這種變化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信息過剩與“錯誤信息”泛濫

新媒體時代，信息以爆炸的形式產生，遠遠超過受眾的真正需求。根據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觀點，信息是以資本控制的商品形式出現的，與其他商品一樣，總會有資源錯配的情況發生，從而產生大量的“過剩信息”。

美國傳播學者丹·席勒觀察到“錯誤信息”的大量存在，他認為這些信息不僅無益於人類知識的增長，反而會傷害我們的認知能力，消耗我們的精力，“嚴重削弱了人類的真正需求”[1]。

（二）“把關人”的消失

傳統的“把關人”隨著傳統媒體的式微而逐漸退出，對於自媒體而言，則基本消滅了傳統意義上的“把關人”，其傳播的標准千差萬別，各種利益、喜好、價值觀摻雜其中，傳播格局也異常復雜，大量的“錯誤信息”在其中暢通無阻。在社交媒體的場域中，“把關人”和新聞的“消費者”是合二為一的，所以“消費者”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致”選擇信息，如何“把關”完全是由自己的興致決定的。[2]

這一變化對人們獲得知識的影響將會越發明顯。在不經“把關人”過濾的信息海洋之中，人們將越來越難以獲取有價值的信息。英國浪漫主義詩人柯勒律治在200多年前曾寫下這樣的詩句：我們生活在海洋之中，但沒有一滴水可以解渴。它准確形容了今天人們所面臨的信息困境。

（三）媒介依賴加劇

盡管在傳統媒體時期，就已經出現了關於過多使用媒體即“媒介依賴”的擔憂，但是總體來說，由於信息總量有限，接收使用手段受到限制，其依賴程度也有限，但是隨著新媒體移動端的出現，人類與媒體實現了無限結合，其依賴的可能被無限放大。在新媒體的使用中，以微信、微博為代表的社交媒體依賴現象最為突出。社交媒體依賴會給使用者帶來眾多問題，其中包括焦慮、精神無法集中，甚至產生心理健康問題。[3]

鑒於以上新特征的出現，“知溝”形成機制變得更為復雜，處於從媒體使用中既受益又受損的矛盾狀態中：人們通過接觸使用新媒介，吸收政治、社會、科學等方面的知識，的確會同傳統媒體時期一樣仍舊促進知識的增長﹔可是如果考慮新媒體的負面特征，接觸使用媒體同時又會傷害人的認知能力和妨礙知識的增長。這是傳統“知溝”研究中不曾出現過的新課題。

二、“知曉類知識”與“正式知識”

面對新的課題，首先需要明確“知溝”中的知識邊界在哪裡，處於復雜的媒體環境下，哪些知識增長會受益，哪些知識增長會受損？

在向蒂奇諾致敬的一個研討會上，學者們曾對“知溝”中的“知識”概念發出疑問：“知識”究竟指的是什麼？有科學傳播方面的學者提出，關於科學的知識是一個逐步形成的過程，因此媒體上的科學知識是“相對的”和不斷變化的，受眾對此獲得的只是一種“信念”（belief），而不是知識（knowledge）。[4]實際上，蒂奇諾對此有過解釋，他認為“知溝”假說中關於政治和科學的信息也是一種知識，但僅限於一般話題或事件介紹類的知識。[5]

蒂奇諾引用了美國社會學家羅伯特·帕克關於知識的概念。帕克曾就“知曉類知識”（knowledgeof acquaintance）和“正式知識”（knowledgeabout）兩類知識進行過闡述。在他看來，前一種知識指的是非系統的、直覺的、常識性的知識，通常只是增加人們對一件事情的熟悉度，而不深入追究因果關系﹔而后一種則是指正式的、系統的知識，其准確性已經為專業機構所驗証，包括自然和哲學、歷史等學科的知識。[6]

盡管帕克借用了美國心理學家和哲學家威廉·詹姆斯關於知識的劃分方法，但他將新聞作為由這兩類知識組成的“連續集”（continuum）中的一種特殊的知識，由此而展開的分析和研究則拓展了人們對於“新聞”這樣一種作為傳播結果的知識的認知。實際上帕克的關注點並不在知識的劃分上，他從知識社會學的視角切入，重點關注新聞作為一種“暫時”“當下”的知識而對其進行分析，並與歷史等正式知識進行了對比。至於新聞在兩類知識組成的“連續集”中處於怎樣的位置，究竟屬於前一種“知曉類知識”還是后一種的“正式知識”，帕克並未明確說明，只是有過“新聞屬於非系統類知識”的表述。

在“知溝”假說中，知識被界定為前一種“知曉類知識”。蒂奇諾在“知溝”假說提出幾年之后發表的另一篇文章中提到，盡管有關科學的“正式知識”對於社會決策越來越重要，但“由於社會控制的影響”，媒體上傳播越來越多的卻是“知曉類知識”。[7]他對此所做的說明並未得到其他“知溝”研究者的重視，幾十年來圍繞“知溝”假說的討論中幾乎全部自動忽略了對“正式知識”的關注。當然，在20世紀70年代的媒體環境下，將“知曉類知識”作為考察媒體對受眾知識影響的單一指標，不僅在理論上完全成立，而且具有現實意義，蒂奇諾等人通過對該變量的考察，發現了根植於社會結構中導致知識獲取不平等的深層因素。

但在新媒體背景下，既然媒介使用既有利於又妨礙人類知識的獲取，考察媒體使用對知識獲取的影響就不能局限於僅關注前者而忽略后者，亟須將第二種知識“正式知識”納入“知溝”研究的視野，並從人類綜合認知行為的整體視角重新認識這兩種“知識”。

三、新聞作為“知曉類知識”的缺陷

新聞作為知識的地位在帕克的眼中並不低於科學、歷史等“正式知識”。在帕克看來，新聞作為一種最為基礎的知識要比科學知識悠久得多，我們所理解的科學大多是在文藝復興之后才產生的，建立在使用數據基礎之上的社會科學則是在19世紀后半葉才出現的，但新聞卻“與人類歷史一樣悠久”。而且，科學、歷史等“正式知識”無法取代新聞這種特殊的知識，因為新聞所發揮的一個重要作用就是為社會提供討論的基礎並形成公共意見，從而起到動員個人與社會的角色。帕克相信，隨著傳播手段的不斷發展，通過與知識機構更為廣泛的合作，新聞將有可能對所報道的事件提供更為及時、准確和全面、深度的解釋性信息。因此，與歷史等其他知識相比，“新聞的重要性不是降低而是增加了”。他甚至斷言，我們所處的正是“新聞的時代”“美國文明史上所發生的最為重大的事件之一就是新聞記者的出現”。[8]

然而新聞這種知識並非沒有缺陷。正如帕克所指出的，新聞產生的標准不是“內在的重要性”，而是能否刺激、娛樂、打動讀者，典型的例子是“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新聞媒體往往選擇報道異常的事件，很難在傳遞信息和娛樂讀者上做到統一。也就是說，由於新聞標准的限制，新聞這種知識通常會具有“異常性”，從而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一種“異常的知識”，這種“異常性”正是“擬態環境”失真的原因之一。

在新媒體背景下，新聞作為“知曉類知識”的缺陷更是被明顯放大。隨著社交媒體與人類社會的深度結合，產生新聞的背景變得異常復雜，各種對立、沖突的觀點在受眾間傳播，使人真假難辨，造成所謂的“后真相”現象。這一現象與新聞知識僅關注當下、個體、孤立的事件而不去追問事件之間的聯系、因果關系和挖掘事件背后的深層原因有直接關系，新聞知識的這一特征使其大大降低了自我檢驗和糾錯的能力。具有這一能力的是新聞之外的另一種知識，即帕克所說的“正式知識”。

四、被忽視的“正式知識”及鴻溝

丹·席勒在談到當前人類面臨的“信息過剩”困境時，表示教育是擺脫困境的首要方式，要通過大眾教育讓公眾對我們所處的政治經濟結構有所認識。[9]這種認識可歸於“正式知識”。帕克所指的包括自然科學、歷史和社會科學等在內的“正式知識”，主要產生於教育機構和嚴肅專業讀物而非新聞媒體，但這些“正式知識”很少進入媒體研究的視野。將“正式知識”納入媒體研究尤其是“知溝”研究的框架之內出於兩個原因。

第一，“知曉類知識”無法代替“正式知識”，前者需要以后者為基礎。帕克雖然強調“正式知識”無法取代“知曉類知識”，但反之亦然，后者不僅不能代替前者，而且離不開前者，或者說隻有以“正式知識”作為基礎，“知曉類知識”所構成的信息環境才有助於人類對復雜世界作出有效反應。當下出現“后真相”現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即是在受眾的知識結構中兩種知識比例失衡：前一種知識無限增加，后一種知識卻沒有相應提升。受眾接觸到大量“知曉類知識”，但缺乏“正式知識”的支撐，讓其無法在沖突的信息中辨別真偽，或者在“沖突的真相”中沒有能力找出唯一的真相，於是便傾向於用情感代替真相，或是“消解了事實”。也就是說，當不具有政治學、經濟學等方面相應的“正式知識”時，人們接觸閱讀選舉、脫歐、稅收、全球化、移民等方面的報道內容，這方面的知識盡管在量上不斷增加，但並無助於認識這些問題的本質，也自然無法了解真相。

第二，媒體雖然不主要制造“正式知識”，但對新媒體的長時間接觸使用會對人們獲取“正式知識”造成影響，“知溝”研究需要同時關注“正式知識”層面的鴻溝。當然，經濟社會地位與教育的關系研究遠比“知溝”研究要早，“正式知識”在不同經濟社會結構層中存在的鴻溝情況也更為顯著。“知溝”研究的關注點是媒體使用對固有的“正式知識”鴻溝有何影響，是加大了這一鴻溝，還是有所縮小。

結合媒介環境的深刻變化特征，當前的“知溝”研究亟須將“知識”概念進行擴展，引進“正式知識”的概念，在量化研究中將其與“知曉類知識”作為兩個變量一起進行考察，這有助於對理解人類認知行為提供更為全面的解釋。

參考文獻：

[1]丹·席勒，王建峰.告別信息崇拜 解構數字資本主義[N].中國社會科學報，2017-02-08.

[2]趙雲澤.明星新聞受追捧的傳播學分析[N].中國社會科學報，2016-09-22.

[3]袁立庠，劉楊.社交媒體對大學生的影響分析：基於安徽高校的調查[J].現代傳播，2015(4).

[4]LeoW.Jeffres，DavidAtkinandHanlongFu，“KnowledgeandtheKnowledgeGap：TimetoReconceptualizethe‘Content’”，TheOpenCommunicationJournal，2011，5.

[5]Donohue，G.A.，Tichenor，P.J.，&Olien，C.N，“Massmediafunctions，knowledgeandsocialcontrol”，JournalismQuarterly，1973，50.

[6]RobertE.Park，“NewsasaFormofKnowledge：AChapterintheSociologyofKnowledge”，The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1940，45.

[7]Donohue，G.A.，Tichenor，P.J.，&Olien，C.N，“Massmediafunctions，knowledgeandsocialcontrol”，JournalismQuarterly，1973，50.

[8]RobertE.Park，“NewsasaFormofKnowledge：AChapterintheSociologyofKnowledge”，The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1940，45.

[9]丹·席勒，王建峰.告別信息崇拜 解構數字資本主義[N].中國社會科學報，2017-02-08.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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