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守門人”在社交平台上的角色分配與權力流動【2】
三、“數字守門人”的特點與功能
(一)內容審查機制:平台、算法和人工審核
數字時代的內容審查由平台、算法和人工審核員共同承擔。以直播平台為例,實際上包含了多種內容審核機制。其一,平台審核。平台根據《互聯網直播服務管理規定》等相關法律限制以及自身規則,刪除或關閉違規的直播內容。同時按照特定標准進行排序篩選,設置直播榜單吸引用戶注意力,實現議程設置。其二,算法審核。以新聞聚類網站為例,網站對互聯網上每天產生的新聞進行抓取,抓取后進行相似的新聞聚類,一般經常使用的是K-Means聚類算法,目的是盡可能使相同類別的新聞聚合在一類中,方便用戶瀏覽。而在信息分發方面,則要使用新聞推薦算法。經常用到的是潛在因子算法。它不同於item-based中通過商品之間的關聯性推薦,也不同於user-based的群體性行為分析,而是根據用戶的瀏覽歷史、身份識別等信息,挖掘用戶本身的特征,將新聞的標簽轉換為用戶的特征標簽,從而進行內容與用戶之間的兩兩匹配,做到個性化推薦和精准推送。其推薦內容不僅包括各類新聞,還包括音樂、電影、游戲、購物等資訊。與傳統的職業把關不同,算法的內容聚類和關聯推薦更加精准,更具有個性化和“定制化”的效果。同時,使用關鍵詞過濾技術也可以有效屏蔽有害或敏感信息,從而隔離用戶,達到淨化網頁的效果。其三,人工審核。今日頭條資深算法架構師曹歡歡博士表示,“平台出於內容生態和社會責任的考量,像低俗內容的打壓,標題黨、低質內容的打壓,重要新聞的置頂、加權、強插,低級別賬號內容降權都是算法本身無法完成,需要進一步對內容進行干預”。[14]為了彌補算法程序中過於機械化和判斷失誤之不足,當然也是為了響應國家網信辦的監管要求,很多信息發布平台和搜索引擎聘請專業審查人員對內容進行精細化審核,以彌補算法審核的不足。未來,“算法+人工”的內容審核與把關模式將成為行業主流。2018年1月,今日頭條面向社會公開大規模招聘內容審核編輯,負責審核網站上是否存在暴力、色情、恐怖等不和諧內容。今日頭條副總編輯徐一龍稱,內容審核員的隊伍還將繼續擴大。
(二)用戶的“守門人”功能:個性化與差異化
在數字化傳播民主的推動下,用戶也能擔負起“守門人”的職責。一方面,作為內容生產者和發布者,用戶對自身所發布的內容負有審核、修正的責任﹔如果存在發布或轉發煽動謠言、不實信息、色情暴力信息、污蔑言辭或者散布不當言論,要承擔法律責任﹔另一方面,作為信息消費者,也有權舉報不實新聞、暴力、色情信息或危害性言論。
用戶的“守門人”作用體現出個性化與差異化的特點。卡爾·霍夫蘭和德弗勒等人提出的“個體差異論”認為,受眾成員心理或認知結構上的個體差異,是影響他們對其媒介的注意力以及對媒介所討論的問題和事物所採取的行為的關鍵因素。[15]由於受眾在興趣、愛好、性格和價值觀等方面存在個人差異,面對大眾媒介傳播的信息,他們所作出的選擇、理解和記憶等方面就體現出差異性和個性化的特點。算法分發技術針對用戶的個性化偏好進行內容和商品的匹配推薦,使“守門”結果也呈現出“千人千面”的差異化和個性化特點。用戶可通過滑動界面自主選擇內容,過濾“不喜歡”的信息,通過點贊、打賞、關注等互動方式對信息進行篩選、過濾和設置。
(三)守門人權力轉移
從控制到分享創造和分享成為網絡傳播的重要途徑。各類平台都設置了分享及轉發按鈕。用戶發布一條信息,他的好友如果接受,還可以將該信息分享給下一級好友,通過層層轉發分享,信息擴散呈現裂變式、病毒化傳播特征。借助人際傳播網絡,通過話題分享和場景轉換,信息得以迅速擴散傳播。傳統的“守門人”處於媒介、社會和個人之間,發揮著檢查、加工、導向和橋梁的功能。無論他們在發揮守門人職責時遵循專業主義原則還是意識形態原則,都具備了某種信息控制的能力。而在今天強調表達與分享、互動與連接的自媒體時代,在去中心化、平等化和網絡化的傳播結構中,這種控制權已經逐漸受到消解,取而代之以分享和共創的文化,大大推動了知識創新擴散的效率與速度,這也有助於縮小不同人群之間的“知識鴻溝”。
四、“數字守門人”時代的信息風險
(一)算法專制(或者叫數字霸權)的風險
1.把持數據關口,形成數字霸權
數字霸權體現在數據和技術壟斷者可肆意剝奪“底層”“守門人”權利。例如,在微博上向用戶強制推送廣告,雖然設有“不感興趣”或“內容質量差”等選項,看似尊重受眾的選擇權利,但相同或近似的廣告依舊會出現在下一次的使用界面上,可見用戶的“守門人”作用隻被限定於一定范圍之內。
2.大眾媒體議程的影響減弱,網絡意見領袖的重要性日益凸顯
無論是資深的專業人士(專家學者)還是坐擁千萬粉絲的明星大V,甚至后者在用戶那裡均具有更高的知名度和信任度。他們的言行觀點具有重要的示范效應。同時與政府、商業資本的聯手,從文化和觀念層面對用戶心理進行潛移默化地滲透、引導,形成群體思想的高度認同,也成為有效的社會控制手段。當然,這些網絡意見領袖的觀點並非完全正確,或者不偏不倚,其中有些人散布的有害思想如網絡民粹主義、無政府主義、偽科學和民族虛無主義的觀點,也會撕裂社會共識,制造社會不同階層間的對立和分裂,甚至危及國家安全。信息泄露和隱私保護的風險增加,信息安全日益受到重視。
(二)信息安全和個人隱私泄露的風險
個性化配置雖然為用戶帶來了許多便利,但是許多信息平台也因此將用戶的個人信息包括隱私悉數收入囊中,形成海量的個人數據庫。一旦這些數據泄露,或者用於不法交易和陰暗目的,將對個人甚至整個社會帶來巨大的信息安全隱患。2018年發生的Facebook泄密門事件,這些泄露的用戶數據被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s)公司利用,用於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針對目標受眾推送廣告,從而影響大選結果。這種行為嚴重侵犯了用戶隱私權,引發了普遍的信息恐慌,如今,世界各國關於保護個人信息安全的呼聲日益高漲。
(三)“信息繭房”和“數字圓形監獄”的風險
凱斯·桑斯坦預言過,受眾如果隻注意自己選擇的信息和使自己愉悅的媒介,久而久之,會將自身桎梏於像蠶繭一般的“繭房”中。[16]“信息繭房”效應會加深用戶固有的偏見,往往形成偏激與極端的觀點、言論或行為,導致自我認知的偏差和非理性的膨脹。對社會而言,“信息繭房”在滿足個人信息需求的同時,也限制了公眾的交往理性,甚至容易制造群體極化現象。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即算法專制可能形成的“數字圓形監獄”。隨著互聯網和大數據技術的廣泛運用,隻要我們使用網絡和智能手機,后台設定的算法技術,可以不經過允許,在我們毫不知情或者有意降低風險性而讓我們樂意配合的情況下,收集我們的個人數據信息。我們身陷於數字化網絡,受到嚴密監控而不自知。我們被算法支配和統治,不知不覺間落入技術“規訓”的網絡中,可能面臨隱私泄露和信息攻擊的風險,個人自由、信息權利和社會秩序將受到嚴重沖擊。
(四)算法缺陷帶來的風險
這種風險具體表現在兩方面:
一方面,過度適配。機器只是扮演假裝很懂你的角色。機器根據歷史記錄和瀏覽足跡計算,收集用戶行為和偏好信息,不斷修正偏差度以達到最高限度上的“懂你”,但這種“秒懂”往往隻浮於表面。算法無法得知用戶情感的好惡,隻會根據用戶的瀏覽歷史和使用習慣推送相關內容,就像淘寶網頁上《猜你喜歡》的欄目,不斷向受眾推送曾經搜索過的商品關鍵詞,卻永遠不會知道下一秒受眾已經改變了的新喜好和新需求。用戶誤點的情況並不少見,但算法程序也隻會將其當作他們的瀏覽喜好進行推薦。這種“死板”而不知變通的機器思維,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用戶的困擾。
另一方面則是難以變通。機器始終不是人類,它嚴格遵守算法程序,但它無法進行人腦的“山路十八彎”的復雜思維。如視頻網站后台設置敏感內容審核系統,凡上傳內容中存在的敏感內容一律刪除或不通過,實際上計算機程序往往隻關注個別參數,而不考慮整體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算法“死板”的漏洞也意味著用戶可以通過同義詞改變或創建特殊符號來規避審核,算法詞庫總是滯后於用戶創建新符號的速度,從而無法真正精准有效地排除不當內容。
五、結語
隨著數字化傳播時代的降臨,“守門人”角色有了新的內涵和特點,在具體的守門過程中,機器、算法和人工智能將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它將會給傳媒業的生產和分發流程,以及媒介、個人與社會的傳播關系等方面帶來深遠的影響,這種變化和意義值得研究者對此作進一步的探索和挖掘。
(本文為浙江大學城市學院傳媒與人文學院范紅霞主持的國家社會基金項目“社會性別視角下的媒介暴力及其話語研究”的階段性成果之一,項目編號:16BXW082﹔2018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與全球傳播秩序重建研究”成果之一,項目編號:18BXW062)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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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比爾·科瓦奇,湯姆·羅森斯蒂爾.真相[M].陸佳怡,孫志剛,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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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王軍,王鑫.國內外對失實新聞的核查機制初探[J].新聞愛好者,2019(2).
[12]中華網.微博禁言關閉六神磊磊等50個頭部賬號[EB/OL].https://finance.china.com/tech/13001906/20190409/35623102.html.
[13]王軍,王鑫.國內外對失實新聞的核查機制初探[J].新聞愛好者,2019(2).
[14]遭遇整改,招聘審核員,公開算法:從今日頭條看人工智能的死角[EB/OL].http://www.sohu.com/a/217444396_99992437.2018-01-1814:11.
[15]德弗勒鮑爾·洛基奇.大眾傳播學緒論[M].杜力平,譯.北京:新華出版社,1990:200.
[16]凱斯·桑斯坦.信息烏托邦:眾人如何生產知識﹝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15.
(范紅霞為浙江大學城市學院傳媒與人文學院副教授,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碩士生導師﹔邱君怡為浙江大學城市學院傳媒與人文學院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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