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新聞愛好者》2019年第6期

【摘要】在數字傳播環境下，傳統守門人角色發生了劇變，“數字守門人”的出現，較之從前無論是“守門人”的身份、價值標准、把關流程和權力，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由人工到智能，由壟斷到分散，把關權力發生了逆轉。通過對社交平台進行研究，結合守門人理論和算法規則，分析了“數字守門人”的特點、問題、角色分配以及權力流動。

【關鍵詞】數字﹔“守門人”﹔社交平台﹔算法﹔大數據

自2018年開始，國家開始重點規范和整治互聯網及社交媒體中存在的信息亂象，整治對象基本上囊括了所有類型的內容平台，重點打擊這些平台上泛濫的低俗色情內容。2018年四五月間，針對“暴走漫畫”通過今日頭條平台發布含有丑化惡搞烈士內容一事，國家廣播電視總局責令“今日頭條”網站永久關停該客戶端軟件及公眾號，文化和旅游部也作出表態，表示要對該公司從快從重作出行政處罰。[1]2018年6月30日，國家網信辦約談抖音、搜狗等五家公司，針對抖音在搜狗引擎的廣告投放中出現侮辱英烈的內容問題，要求五家公司自約談之日起啟動廣告業務專項整改。[2]此前，《人民日報》曾連續刊發三篇社論，批評“今日頭條”等網絡平台利用算法推薦技術，向公眾推送含有大量低俗色情的內容。2019年1月，公眾號咪蒙因為其子媒體上發布了一篇爆款文章《一個寒門狀元之死》，引發社會輿情嘩然，導致咪蒙公眾號及其旗下自媒體矩陣被全部封號，永不解禁。我們看到，在互聯網的內容審查和規制上，國家權力毫無疑問佔據了權威地位。

在社會化媒體大行其道的今天，數字傳播技術打破了主流媒體對信息的壟斷，其信息把關權力也被嚴重削弱﹔而互聯網的開放性、匿名性和信息的海量性以及社交平台上各類UGC（用戶生產內容）信息的泛濫，使得“信息流”、自主分享的傳播方式，逐漸取代了以往大眾媒體“議程設置”的功能模式。如此一來，對於內容上的“把關”，也逐漸從昔日的職業化權力轉變為“數字守門人”交互作用、共同博弈的局面。

一、從傳統“守門人”到“數字守門人”

“守門人”（gatekeeper）理論是庫爾特·盧因在其著作《群體生活渠道》（1947年）中首次提出的。盧因認為，信息傳播的渠道上總是包含了若干“關卡”，信息傳播能否順利進行，取決於“守門人”的意見或是某種公認的規范准則。[3]在傳統媒體時代，信息傳播的守門人角色通常由記者、編輯等專業人士充當。少數人擁有絕對話語權，守門人經過層層把關刪除“無用”信息，將“有用”信息傳播給受眾。這個過程也叫做“把關”。傳統意義上的“把關”可分為信息的傳播、修改和刪除，且依據一定的媒介價值標准，帶有很強的“傳者中心論”特征﹔從事新聞傳播的職業人士作為“守門人”，對信息享有生殺予奪的權力。

而進入社會化媒體時代，基於用戶生產、分享和互動傳播的內容模式打破了傳統“守門人”的獨特性和壟斷性。一方面，隨著自媒體的普及，“人人都有麥克風”“人人都是記者”，每個用戶都可以隨心所欲地生產、編輯和發布感興趣的內容，碎片化、個性化和場景社交是其主要信息特征﹔同時，不做原創而擅長內容聚合和分發的各大新媒體平台逐漸誕生，覆蓋資訊、電商、旅游、出行、物流、教育等行業。為了提升內容產品分發和匹配的效率，它們普遍使用算法進行內容推送，精准地投放廣告，達到“千人千面”和“信息定制”的效果。但是，這些網絡新媒體的內容蕪雜，泥沙俱下，信息爆炸的后果也造成了嚴重的信息污染。

數字傳播時代依然需要“把關人”，隻不過，其角色構成和把關機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廣泛的用戶參與看似造就了“互聯網民主”，但是為追求流量和商業利益而迎合用戶的心理需求來嘩眾取寵，甚至為博“出位”、博“眼球”而刻意制造虛假信息、低俗甚至惡俗的內容，造成了極大的負面影響﹔算法偏見和算法權力的濫用，加劇了社會分化，也容易引發群體極化意識的非理性膨脹﹔由於用戶數量龐大，內容嚴肅新聞在新媒體時代似乎失去了市場優勢，即使像《人民日報》、新華社這類主流媒體在探索媒介融合的過程中，其新媒體上的內容也不免陷入新聞“輕量化”“娛樂化”的尷尬處境。媒體的過度商業化導致嚴肅新聞的信用被不斷侵蝕和壓縮，眾聲喧嘩中人們遠離公共政治，價值觀迷失。同時，也因為網絡主體的多樣性、匿名性以及意見領袖的導向性、信息的病毒式擴散等，使得信息傳播增加了不確定性和“噪音干擾”，在沒有相應把關控制下，用戶因缺少足夠的認知判斷很容易形成偏見和極端觀點，更有可能形成群體極化現象。信息把關面臨十分嚴峻的考驗。

我們正在邁進數字化時代，人類的所有活動經過各式電子設備都可以留下數據痕跡，這些設備和使用它的用戶通過網絡交流和鏈接構成一個個龐大的數據源，而網絡信息爆炸的背后就是這些不斷涌動的數據和算法，數字技術下的超文本、超鏈接意味著用戶不再依賴於傳統守門人提供的有限信息。[4]但這並不意味著“守門人”已死，而是我們需要更符合當下信息環境的新一代“守門人”角色。

二、“數字守門人”的角色分配和權力流動

在大數據和移動互聯網的技術推動下，由於傳播者、媒介和接受者的界限變得模糊，傳統“守門人”的角色被重新定義和分配。其把關權力也從壟斷式、單向性走向流動、分享和協作。

（一）角色分配

1.內容生產者的自律與節制

隻要擁有一部智能手機和網絡，人人都可以是內容的生產者。用戶將自己創造的內容發布在網絡上，通過公開傳播的方式傳遞給其他用戶。內容生產者可以把自己掌握的知識、信息或者生活、工作狀態，制作成符合自身價值觀和利益的內容，再以創造、分享和與他人相互合作的方式傳遞出去，通過與他人的互動，收獲滿足感和認同感。而且，在互聯網時代，那些擁有專業知識和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及影響力的人更容易成為意見領袖（KOL）。那些粉絲數量動輒以數百萬甚至上千萬計的微博大V、佔據頭部資源的自媒體人和流量明星，利用自身的強大影響力、社會資本和關系網絡，左右著大眾的價值觀和社會行為。

數字傳播時代的內容生產者基本上包括四類：UGC（用戶生產內容）、OGC（職業生產內容）、PGC（專業生產內容）和AAC（算法生產內容）。因此，內容生產的門檻、形式等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5]除人類生產者外，人工智能寫作的加入，讓“機器人”也成為內容生產者中的一員，隻不過，它的生產和分發過程完全是借助算法來實現和完成的。以今日頭條為例，它只是一個內容聚合和分發的平台，完全沒有原創內容，而是基於用戶的媒介使用習慣和社交網絡數據進行挖掘分析，再通過算法提供給用戶可能感興趣的新聞信息。

2.分發平台的內容審查與懲罰機制

上面也提到過，類似今日頭條的算法分發模式逐漸成為很多自媒體平台內容管理和運營的通用模式。分發平台指為內容分發提供的各類平台，它根據大數據計算將信息分發給有需要和有興趣的人。目前，“三微一端”（微博、微信、微視頻和移動客戶端）正逐漸取代傳統媒體而成為用戶獲取信息的主要途徑。

通過算法集成和分發，一方面，從“人找信息”轉變為“信息找人”。這些平台通過算法技術，對用戶做出的過濾選擇行為數據進行統合計算，從而實現精確的“用戶畫像”，再結合當前傳播熱度和用戶的興趣愛好，對信息進行分類和先后排序。根據用戶高頻閱讀首頁信息習慣，前置重要信息（用戶可能會選擇的、能夠帶來商業利益的即為“重要”），后置次要內容，以及屏蔽不想被用戶看到的負面信息。另一方面，採取刪除、限流等方式，降低用戶接受某方面不利信息的概率，如廣為人知的“404”技術。

算法分發和把關盡管能夠降低網站運營的成本，同時也能提高普通用戶的搜索效率，降低信息成本﹔但是算法並非完全就是客觀和“中立”的，相反它有其先天性弊端：其一，刻板性。數字技術通過特定程序設定，篩選符合字段的一切內容並予以刪除，不存在情感成分和內容價值判斷，有可能出現機械思維下的“誤判”。其二，不平等性。在不同的國家、地區、收入、階層、性別、年齡等的人群中，由於經濟和教育文化水平方面的分化和差距，必然存在巨大的“數字鴻溝”。在“技術決定論”統攝利益分配的政治經濟場域中，那些壟斷了數據和技術特權的大公司、組織機構、政府機關及學術科研團體必然擁有“守門人”的特權，那些擁有大量數據和技術水平的“頂層”守門人，如程序員、黑客等擁有高等技術的人員在信息佔有上具有優先權，並且成為普通用戶與信息之間的守門人。而那些處於“底層”的人群，隻能被動地接受他人選擇的結果。這也意味著程序員和算法工程師的認知理性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信息內容的傳播，當然也不可避免地帶有技術和知識階層的偏見。算法偏見甚至算法歧視，與互聯網的自由、開放原則並行不悖。

3.用戶的自主選擇與繭房束縛

用戶即使用者，它與受眾是包含關系，用戶不僅是內容的接受者，也是生產者。美國學者謝恩·鮑曼和克裡斯·威利斯指出：“可敬的新聞業發現自己處在歷史的罕見關頭，破天荒地，它的新聞守門人角色不僅被新技術和競爭力量所威脅，而且可能被它所服務的受眾所動搖。”[6]因為存在內容生產者和分發平台的激烈競爭，用戶擁有了更多的選擇。平台為增強用戶黏性而設置的興趣分類、“不感興趣”等按鈕使用戶更具個性化。這種對“個性化”功能的重視，有助於充分發揮個人的信息主動性和創造性，加強社會的多元性。此外，因為社交媒體的興起，“弱連帶、強社交”的人際關系網絡也延伸到傳播關系中。用戶之間的分享、互動、接納與共享，互惠互利的網絡式協作方式，擴充了人類的知識版圖，也建構了莫斯所謂的“混融”社會。[7]

美國資深記者比爾·科瓦奇和湯姆·羅森斯蒂爾認為，當下的新聞消費者已經不同於以往被動地等待新聞“喂食”，而是選擇主動出擊的體驗，他們積極地查詢信息，甚至參與新聞生產。[8]所以，兩位作者認為，“今天在決定何為新聞的過程中，公眾扮演著更重要的角色。下一代新聞業必須歡迎並且為更具參與性的公民服務”。[9]在他們看來，新聞不再是“講故事”，或者過去那種“擺事實講道理”，而更多的是新聞的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一種“對話”。當普通人也成為信息生產中的一員時，我們過去強調的媒介素養，僅僅是重視受眾的信息解讀能力，如今，當用戶具有了“數字守門人”的權利和責任后，媒介素養還應包括其參與新聞生產的能力。他們的使命，不僅僅是“講一個好故事”，還應該成為公民社會中一個合格的“參與者”和“對話者”。

自媒體的興起沖破了傳統媒體的邊界，傳者和受者的身份在某種程度上合二為一。媒介的邊界、傳受的邊界、信息形式和內容的邊界在消失，新的傳播關系在無邊界的格局中被重構。新興媒體削弱了傳統媒體的話語權，專業媒體的把關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而且，今天的信息傳播更加依賴於人們的社交網絡，人際間的信息傳播更加突出﹔搜索引擎等通過個性化算法推薦將信息分發給不同的用戶。信息傳播將借助多種通道流向用戶。

（二）“數字守門人”之間的權力流動

1.平台權力日益集中

首先，內容生產者必須通過分發平台傳播信息、表達意見，才能最終到達用戶手中。以微信公眾號為例，自媒體人即生產者通過微信平台發布內容，微信后台按照平台規則審核，有權刪除“違規”內容，傳播者的信息依然受到平台守門人的挑選和制約。

其次，內容平台可以利用“大數據技術、定位技術、肖像識別等在內的日新月異的互聯網技術，為傳統的事實核查在數字時代的發展提供一種可行的路徑”[10]。此外，研究者也指出，為彌補算法把關之不足，很多平台引入了“人工審核+技術把關”的模式，因為，“智能平台‘人機結合’的事實核查可以兼顧效率和質量，可加強對信息內容的把關和審核，既發揮了新技術的優勢，又彰顯了人的智慧，實現了人與機器的優勢互補”。[11]因為平台之間存在競爭關系，所以這也形成了行業倒逼機制，迫使平台之間加強了互相監督，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不良內容的散播行為，有助於淨化網絡信息環境。

2.政府在大數據環境下擁有絕對的權力

政府規制是互聯網治理的強效手段。2017年12月29日，國家網信辦針對今日頭條、鳳凰新聞手機客戶端持續傳播色情低俗信息、違規提供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等問題，分別約談兩家企業負責人，責令企業立即停止違法違規行為﹔今日頭條旗下產品“內涵段子”被永久下架。自2017年底至2018年，全國“掃黃打非”辦公室相繼約談網易雲音樂、百度網盤、B站等多家網站負責人，要求其大力清理涉色情低俗內容。2019年初，因為自媒體平台內容中出現的價值偏差和輿論誤導，自媒體大號咪蒙及其旗下自媒體被強制關閉。2019年4月8日，新浪微博管理員發布公告稱，因為涉嫌發布有害時政信息，站方根據《微博社區公約》《微博投訴操作細則》等社區管理規則，對@於建嶸、@童大煥、@六神磊磊等一批存在違法行為的賬號實行禁言、關閉等處置措施。[12]在這一系列雷霆手段背后，不難看出政府加強互聯網管理的決心和執法思路。鑒於網絡是失實新聞和虛假信息的高發區，而且網絡過度追求自由化、娛樂化和利益最大化，網民素質又參差不齊、魚龍混雜，寄望於平台自律和信息自淨，未免效果甚微。因此，政府的干預至關重要，隻有引入外部強制性的剛性約束和加大懲戒力度，才能引起分發平台和用戶的高度重視，主動約束自身的言行，加強對內容質量的把關。

3.基於用戶自主選擇的信息把關和全民“較真”

當下時代，用戶在傳播活動中擁有更多的主動權和選擇權。人人都可以發表、修改和刪除自己的言論，還可以舉報或屏蔽他人言論。打開微信頁面，公眾訂閱號上無數的小紅點說明用戶在發揮“守門人”作用，自主決定接受或拒絕信息傳播。同時用戶也可以發揮“用腳投票”的優勢，在意識到自己的信息權利受到侵犯時，有權選擇放棄當前使用的媒介而選擇替代性產品，比如關閉朋友圈、卸載APP、取消關注、關閉微博評論以及設置好友權限，屏蔽好友、信息分組發布等。

如果說這些行為都是個人化的，那麼國內外發起的公民事實核查和“眾包”核查的實踐經驗，則証明了公民用戶“把關”的合理性和價值性。“騰訊新聞2015年推出的《較真》欄目是一個致力於新聞查証和事實核查的全民平台，目標是對各種虛假新聞、缺陷新聞、謠言、釣魚帖、營銷帖進行查証和快速打擊，對人們感興趣的但缺乏必要新聞要素的消息進行溯源和核查”。[13]2017年，這個欄目上升為事實查証平台，公民用戶與政府部門、權威媒體和專家學者合作，共同阻擊不實信息，形成多方聯動、立體化的事實核查（把關）網絡。美國的一些新聞網站還採取“眾包”的協作新聞報道模式，依靠博客作者、公民記者共同進行新聞內容的生產。這種UGC的生產模式也被國內的很多短視頻平台如梨視頻等所採用。早期網紅為吸引眼球而採取的低俗、出位和暴露策略，因為外部規制和內部約束，漸漸被人擯棄，現在公民用戶的理性逐漸增加，責任感也日益提升。傳者與受者之間的關系，從信息單向流動、雙方不平等關系向傳受兩者合二為一，去中心化、扁平化以及更加民主和開放的傳播關系轉變。在這個過程中，信息權力也發生了流動。從壟斷走向開放，從控制走向自治，從專制走向民主。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