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政治参与的障碍和进路：可持续发展视角

摘 要：我国的网络政治参与虽获得一定程度发展，但以参与主体、参与内容、参与成效衡量，总体仍处于较低水平，参与的生态环境也相对脆弱。影响网络政治参与的主要障碍有依然客观存在的“数字鸿沟”、电子政务进展中的局限、“网上”和“网下”的分离、制度滞后造成的政治焦虑以及威胁网络秩序和安全的黑暗力量。唯有实现普遍接入普遍服务的“数字机遇”，继续推进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电子政府建设，将促进政治制度变迁和加强公民意识培养结合起来，并探索体现国际共识，具有“合法性”的互联网治理机制，才能促进网络政治参与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网络；政治参与；障碍；可持续发展

“民主”作为预设，已成为21世纪普遍接受的政治景观。弗朗西斯?福山认为，世界向“民主”大幅转向的原因，首先在于“广为普及的教育使民众意识到自我和周遭的政治环境”以及“信息技术使思想和知识得到迅速传播”[1]。因而如何有效地回应信息社会公民高涨的政治参与热情，不断扩大和深化政治参与，显然已成为每一个民族国家化解政治合法性危机的重要课题。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广泛运用，网络技术与进步意义上的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引起了人们浓厚且持久的研究兴趣。具体到中国语境，互联网背负着更多的期望。简而言之，网络政治参与乃是普通公民借助互联网技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检讨反思近年来中国网络政治参与的发展历程，我国网络政治参与虽获得一定程度发展，但以参与主体、参与内容、参与成效诸多标准衡量，总体仍处于较低水平，参与的生态环境也相对脆弱。网络政治参与在表面一派繁荣的背后却呈现亟待突破的“天花板效应”，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来看，网络政治参与存在种种障碍，如欲进一步促进网络政治参与质量的提升，必须破解不利因素，再造发展良机。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技术变革之一和当前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进程之中的一个重要引擎，互联网一定程度上解构了个体公民和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互联网对政治的影响显而易见。“政治生活的两个伟大推动因素——恐惧和希望，在这些时候浮现了出来。两者背后隐含的都是一种对于自主性的欲望或要求。对于无序、不安全、失去控制力以及被支配的恐惧，激发着将权力和秩序合法化以保护自主性的动力。同时，希望则激励着不满于旧秩序的个人和团体，利用这些变化去奋力争取更多的对自身命运的控制权，抵制支配或压迫，促进社会正义，寻找美好的生活。[2]”

由于互联网是“开放性”的全球设施，使得任何单一国家的控制既缺乏道义支持又变得异常困难，这种“去中心”和“去边界”特征，稀释了国家主权。这一现象同全球化进程中国际组织、跨国公司、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等新权威的出现一道，削弱了公民个体对所属政治共同体的忠诚。与此同时，网络促成了“全球公民”的诞生——虽然目前还多局限于“全球意识”，但这一点已足以对民族国家的权威构成挑战。对于新型公民而言，互联网不仅是海量信息的集散地，而且提供了批判和反思的新场地。互联网的网状结构和协作特性，很容易起到政治生活中“结社”的作用，大大提高个人的资源动员和社会行动能力。互联网成为造成权力转移诸多要素中的一个，由于权力形式的再造、权力结构的改变、权力主体间的流动，政治的主角——从政府、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到公民，由于拥有权力的改变，相应采取了与前互联网社会不一样的政治评价和政治行动。这些因素乃是中国近年来网络成为政治新空间的深层原因，也是中国政治生态值得关注的改变，网络成为政治权力产生、竞夺的重要场域。具体到政治参与，网络不仅成为公民政治社会化的新途径，唤起了广大民众参与改善政治生活的热情，而且降低了人们从经济负担到心理忧惧的参与成本，提供了相对便捷且颇具效能的参与渠道，借助一系列始于网络但绝不局限于网络的公共事件的训练，网络和网民在个人维权、网络反腐、公益活动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开始让人刮目相看。然而，尽管网络政治参与可圈可点，但技术并未决定社会，媒体技术革命与政治社会进步的尘埃落定仍然要看两者的复杂互动，影响网络政治参与的消极因素和破坏性力量不得不察。

二、障碍所在

依笔者看，影响网络政治参与水平进一步提升的障碍可简要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依然存在的“数字鸿沟”

增进信息和传播技术所带来的“普遍惠益”是世界信息峰会2003年日内瓦会议《原则和行动计划的宣言》和2005年突尼斯会议《突尼斯承诺和突尼斯社会议程》所确认的重要原则。这次峰会曾以前所未有的包纳方式，汇集了政府、国际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和私人部门的代表，在主要原则上形成了共识，即利用信息传播技术的潜能，通过确定原则和行动，建设一个以人为本的，全纳的，促进发展的信息社会，使人人可以创造、获取、使用、分享信息和知识。峰会还在国际公认的发展目标基础上，制定了一些包括缩小“数字鸿沟”在内的2015年以前需要实现的标志性目标。中国在缩小“数字鸿沟”方面的成就令人注目，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统计，截止2012年6月底，中国的网民数量达到5.64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2.1%。但报告同时发现，网民在性别、年龄、学历、职业、收入、城乡结构上存在明显差异；互联网虽在易转化人群和发达地区居民中的普及率达到较高水平，但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以及发展相对落后地区扩散仍有问题[3]。比较历年来非网民不上网的原因，IT技能的缺失依然是阻碍互联网深入普及的最大障碍。我国在接入条件、消费能力和信息素养等方面的“数字鸿沟”依然客观存在，考虑到网民结构状况、网民与公民概念上的不同，网络政治参与主体的广度和代表性仍显不足，进而影响着政治参与的总体质量。

（二）电子政务：进展中的局限

毫无疑问，政府在网络政治参与发展中仍居主导性地位，电子政府建设和电子政务的开展乃是网络政治参与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根据加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努力建设人民满意服务型政府的各项要求，从2006年起，先后出台多个相关文件，并作出《2006—2020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和《国家电子政务“十二五”规划》等重要部署，推进电子政务的发展和应用。政府网站是政府机关面向社会公众、企业提供服务的窗口，是电子政务建设和应用成果的体现。根据中国软件测评中心2012年中国政府网站绩效评估报告，该中心根据信息公开、在线办事、政民互动等评估指标体系，在对部、省、市、县四级900家政府网站进行综合采样和数据分析后发现，中国各级政府网站在取得较大进展，具备“不少亮点”外，国内部门、区域、层级之间，中国和国际领先政府网站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中国电子政府和电子政务从理念到策略与技术趋势、人民要求、国际共识仍有距离[4]。中国软件测评中心副主任张少彤对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概括为：对于重点领域的信息公开差距比较大；对于征地拆迁、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涉及面广、公众关注度高的重点领域信息公开有显著不足；行政权力运行透明度有待提高；服务的深度和实用性有待于提升等[5]。

（三）分离的“网上”和“网下”

“必须认识到，社会变化有其内在动力，新媒体自身并不能改变中国社会，决定变化力度的是，要看新媒体在多大程度上被采纳、使用和组合进社会结构之中。[6]”探讨新媒体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与其说高质量的政治参与来自于新技术的应用和推广，不如说依赖于执政者对“权力”的理性约束和对美好政治的向往。

以网络反腐为例。凭借速度快、影响大、成本小、风险低的技术优势，网络反腐取得一定成果，网络曝光——纪委调查——查实处理成为部分官员落马的常见模式，网络反腐的力量已经得到了体制内反腐力量的重视，执政党和政府开始强调网络舆情的收集、研判、处置对于惩治和预防腐败中的积极作用。但反腐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要想解决这个‘疑难杂症’，必须注重制度创新，建立长效机制。网络反腐远没有进入法制化轨道，亦尚未形成系统规则。如果没有对权力制衡的制度设计，贪腐官员在网络曝料下的落马，只能称为富有戏剧性的“不幸事件”，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标”式切割。对于政治参与的主体——普通公民而言，最终所希望的，乃是将桀骜不驯的权力装进“铁笼”，以便执政者谨慎地使用权力，树立起对“公民权利”和“社会正义”的应有尊重。网络政治参与虽然始于网上，却应落于网下。民主梦想不可能仅仅通过技术得以解决，因为中立的技术仍在体制之中、权力之下，为解决“网上”的归“网上”，“网下”的归“网下”的状况，权力仍然需要更开放的心态和更实际的行动，因为网络政治参与旨在优化政治生活，而非赢得某些官员尊重网络舆论的表面姿态。

（四）制度滞后与政治焦虑

“觉醒民众”与既有制度之间的紧张是一种普遍的政治现象，分析网络政治参与的症结，同样需要意识到政治发展进程中无意识的政治焦虑。特定的制度体现着特定的权力关系，制度的重新设计本身便是权力斗争的一部分。政治制度进步不可能一蹶而就，政治发展的进程通常缓慢而痛苦。

英国学者安德鲁?海伍德认为，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政治就是人们为制定、维持和修改一般规划而进行的活动。这样，政治就不可避免地和冲突与合作等现象联系在一起。一方面，敌对观点、不同喜好、竞争性需求以及对抗性利益的存在，必然会使人们在社会规划问题上产生争议；另一方面，人们意识到为了改变规划和确保规划得到支持，必须与他人进行合作[7]。故需要提醒的是，在推动政治制度进步的过程中，必须客观认识政治制度改善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必须努力保持一种建设性的姿态以凝聚改革共识，必须懂得多元思想多样利益彼此宽容妥协的重要性。近年来，网络舆论，包括一些“意见领袖”的非理性、情绪化不仅是政治焦虑的表现，而且加剧了整个社会的政治焦虑。网络的负效应必须引起足够重视并加以解决，而一个关键的环节便是培养网民的现代公民意识，努力形成理性、健康、负责的网络政治文化，促进网络舆论空间向真正的“公共领域”的转变，即自由进入、平等讨论、多元表达。

（五）无所不在的黑暗力量

从长远观点看，网络政治参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提高利益相关方的认识，使其懂得对信息和传播技术的使用要符合道德规范。网络政治参与是进步意义上的改善政治生活的努力，而非借助网络达到与之相反的不当目的。联合国已经注意到惩治网络犯罪的重要意义，这种惩治包括在一个司法辖区实施，但对另一个辖区产生影响的网络犯罪。强调必须在国内和国际的两个层次采用高效的工具和机制，重点促进网络犯罪执法部门间的国际合作，并通过了有关打击违法滥用信息技术的联大第55/63和56/121号决议。因为，网络开放性及其力量很容易使黑暗力量将其作为新式武器。

Andrew Lam的见解富有洞察力：在各国政府还在担心精巧的网络恐怖主义的同时，任何卑劣的心怀怨恨者都可以到虚拟网络的城市广场上，任意亵渎别人视之为神圣的东西，最终引发大规模的群众抗议。历史的魔杖正将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赋予个体公民，智能手机与平板电脑可以使普通人成为超级烈士和超级恶棍，通过数字世界，人们可以实现超越生物与地理限制的话语权，各国正被社交媒体的迅捷性所带来的世界性事件不断震惊，易于激动的模仿者时刻准备着[8]。

因而对于中国的政治参与发展来说，维护互联网这一全球设施的稳定与安全，建立健全包括技术和具有“合法性”的公共政策的互联网管理机制，惩治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个人和组织犯罪，对于保护个人正当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关键进路

如上所述，如欲推动中国网络政治参与水平的提升，需要充分认识影响网络政治参与可持续发展的种种障碍，以更主动更自觉更积极的理念和措施，创造网络社会符合中国实际的民主政治机遇。

（一）变“数字鸿沟”为“数字机遇”

鉴于信息知识在当今社会对每个人发展潜力的深远影响，只有更有效地推动国家信息化战略，进一步弥补不同地区、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才能造就公平的“数字机遇”。结合我国国情，尤其要关注在接入和使用信息通讯技术过程中处于边缘化的人们和群体，致力于为所有人公平和平等地提供获得信息和知识的便利条件，如以可承受的价格提供互联服务，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开展教育培训，为残障群体提供辅助技术等。只有信息通讯技术的普遍接入普通服务和信息通讯知识的普遍使用和普遍提高，才能在网络政治参与方面扩大参与机会，降低参与成本，提高参与质量。

（二）继续推进电子政府建设

执政党和政府应继续加强各级电子政府和电子政务建设，根据当今行政管理趋势，开展多元协作治理新格局。总结推广我国政府网站在信息公开、在线办事、政民互动等方面取得的经验，顺应公民和企业新需求，结合技术发展条件，提供更快捷更有效更具人性化的公共服务。特别要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吸收借鉴国际领先政府网站先进的理念和措施，如新加坡政府网站推动政府信息整合共享的“整体政府”战略，美国政府网站根据用户需求和业务流程，打造跨部门、跨领域、跨层级的服务体系等。

（三）促进政治制度变迁

执政者应积极探索新媒体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可能性，促进积极意义上的政治制度变迁。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成果，结合人类政治发展趋势，在充分考虑中国国情的情况下，不断完善我国政治制度现代化的新理念新机制，持之以恒地推动我国民主和法治建设的全面进步。不同的政治权力主体、政治参与者应将政治视为公共生活的必需，树立与时俱进的“新政治观”，懂得政治尊重、包容、妥协之美，凝聚改革共识，创新制度设计。

（四）加强“公民意识”培养

具有公民意识的现代网民是网络政治参与水平提升的重要条件，缺乏公民意识的网络政治参与，必将导致非理性和无序的政治乱象。公民意识源自公民对国家和公民关系的理性认识，包括主体意识、民主参与意识、社会责任意识、法制意识、政治宽容意识等要素。“在公民意识支配下，公民如能普遍自觉地以自身的政治参与去影响政治参与具体制度、程序、渠道的设计与建设，参与政治的渠道和形式会越来越多，制度和程序会越来越完善，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将开始进入公民参与机制创立和制度设计的实质性阶段。[9]”

（五）探索具有“合法性”的互联网治理

信息峰会世界高峰会议认为，互联网已发展为面向公众的“全球性设施”，其治理应成为信息社会日程的核心议题。互联网的国际管理必须是多边的、民主的、透明的，并有政府、私营部门、民间团体和国际组织的充分参与。具体到国内，中国的互联网管理包括技术和公共政策两方面问题。公共政策问题的决策权属于国家主权，但必须将“致力于自由地寻求、接收、分享和使用信息，重点用于知识的创建、积累和传播”同“打击形形色色的恐怖主义，抵御安全危胁”相结合起来，确保互联网治理，特别是网络政治参与的治理具有必要的“合法性”。总之，科学的网络政治参与机制建设，实为涉及权力格局重新调整的制度变迁。网络技术作为政治管理创新手段的运用，既依赖于更多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人们的理性推动，更依赖于更多的政治家具有超越自我和当下的胸怀和眼光，毕竟“一项新的技术只是打开了一扇门；它并不强迫人们走进去。[10]”

基金项目：本文是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122400430139）；新乡学院科技创新基金项目（12SB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杨建宇，男，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理论博士研究生，新乡学院新闻传播系讲师，主要从事新媒体与地方政府管理创新研究。

参考文献：

[1] (美)福山.政毛俊杰译.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l2012;

[2] (加)斯蒂文·伯恩斯坦,(加)威廉?科尔曼主编.丁开杰译.全球化时代的政治共同体、权力和权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3]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http://www.cnnic.net.cn/gywm/xwzx/rdxw/2012nrd/ 201301/t20130115_38507.htm.

[4] 中国软件测评中心.2012年中国政府网站绩效评估总报告[R]. http://www.cstc.org.cn/zhuanti/fbh2012/zbg1/zbg.html.

[5] 张少彤.在第11届中国政府网站绩效评估结果发布暨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http://www.cstc.org.cn/zhuanti/fbh2012/jhg/zstjh.html.

[6] 胡泳.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7] (英)安德鲁?海伍德.吴勇译.政治学核心概念[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8] Andrew Lam.社交传媒的黑暗力量[EB/OL].http://www.aisixiang. com/data/57511.html.

[9] 梁纪毅.公民意识培育: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关键路径[J].党政论坛,2009(8).

[10] White,Lymn,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