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婚恋节目研究的轨迹与问题

摘 要：本文选取2003年以来国内有关电视婚恋节目的研究论文进行内容分析，发现国内学者对于电视婚恋节目的研究话题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电视婚恋节目兴盛的社会因素与媒介环境、电视婚恋节目的美学特征与叙事风格、电视婚恋节目的问题及其发展策略、电视婚恋节目与媒介伦理失衡、电视婚恋节目与青年择偶观等等。分析发现：研究者对于电视婚恋节目的研究，不同学科探讨的分布比例不尽合理，缺乏多学科的综合探讨、研究论文数量丰富，但信息重复，缺乏深刻的学理性研究、侧重于理论研究与个案分析，实证调查与量化研究明显不足、研究集中于国内电视节目，没有拓展到国际领域，更缺乏比较研究。

关键词：电视婚恋节目；研究轨迹；文献述评

1988年，大陆最早的电视婚恋节目《电视红娘》在山西电视台开播。此后，电视婚恋节目以独特的形式在电视屏幕上经历了迅速窜红、走向衰落、再度复兴、渐入高潮的发展轨迹。近三年，《非诚勿扰》、《百里挑一》、《我们约会吧》、《相亲齐上阵》等节目的开播，电视婚恋节目俨然成为电视奇观，其繁荣之势引起了学界和业界的广泛关注，相关的研究论文层出不穷。新闻传播类的主要期刊如《现代传播》、《当代传播》、《新闻界》、《新闻知识》、《传媒观察》、《新闻与写作》、《新闻爱好者》等对电视婚恋节目分别进行过专题讨论、个案研究。不仅如此，电视婚恋节目的热播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也引起社会学、教育学、文化学、伦理学等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中国青年研究》、《青年研究》、《教育评论》、《电影文学》等期刊也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关于电视婚恋节目的研究成果已渐进规模。

一、电视婚恋节目研究状况的统计分析

目前学术界对电视婚恋节目这一概念尚无统一界定。本文中的“电视婚恋节目”是指“一种以电视为节目媒介，以爱情和婚姻为主要题材，集服务和娱乐为一体的电视综艺节目。”[1]从现有研究的学术成果上看，此类节目又被称作“电视交友节目”、“电视相亲节目”、“电视征婚节目”、“交友真人秀节目”等。基于对电视婚恋节目的多重界定，本文按照“电视婚恋节目”、“电视交友节目”、“电视相亲节目”、“电视征婚节目”、“交友真人秀节目”五个关键词，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文献的篇名中搜集了2003～2012十年间的相关文献281篇。其中期刊论文232篇，报纸文章18篇，硕士论文31篇。详细数据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电视婚恋节目的研究论文在2003～2009年之间数量很少。2010～2011年达到顶峰，2012年有所下降。这样的一种研究趋势与电视婚恋节目的发展相符合。有学者认为，国内电视婚恋节目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88～2002年婚介阶段，主要以服务类节目形式出现。由于服务性有余而娱乐性欠佳，研究的意义不大，并未引起学者们的太多关注；2003～2009年速配阶段，主要以综艺娱乐类节目形式出现。作为一种节目形态，婚恋节目创新性不足，热闹不久便销声匿迹。这一时期婚恋节目开始引起学者们的关注，研究的视角主要集中在新闻与传媒领域，例如电视婚恋节目兴起与衰落的原因，节目发展的形态，节目的艺术特征等。这一时期，关于电视婚恋节目研究的文献绝对量很低，平均每年只有3篇；2010～2012年真人秀阶段，婚恋节目不再仅仅是相亲，成为了展现人间百态的媒介窗口。随着各类电视婚恋节目火爆荧屏，它也成为了各个学科的学者探讨的热点话题。从表1可以看出，近3年来，有关电视婚恋节目的文献平均每年89篇，研究空前繁荣。此外，这一时期学者们开始更多关注节目形态之外的其他研究议题，电视婚恋节目兴起的时代背景、媒介环境、价值理念、传播方式、社会影响及负面效应等。研究内容更加细化和深入，研究角度也更加多样。

二、电视婚恋节目研究的主题及内容

（一）电视婚恋节目兴盛的社会因素与媒介环境

学者们认为，作为一种新的传播现象，电视婚恋节目的兴起有着深刻的社会因素和媒介环境。从社会因素看，电视婚恋节目的内容同当下中国文化状态相契合。社会转型促进多元文化的萌生，个体自主意识的觉醒，每个人都有独立选择婚姻恋爱的方式，他人无权干涉。而繁忙的都市生活也诞生了一大批“剩男”、“剩女”，电视婚恋节目扩展了他们相识的空间。“社会大环境我国的社会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转型期间蜂拥而至的各路价值观，冲撞着传统的思想观念，爱情不再含蓄，相亲也不必藏着掖着了。另一方面，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环境，越来越紧张的生活节奏，让人们无暇再像以前那样悠闲地花前月下，爱情已经变成了方便速成的快餐，电视相亲节目也就应运而生，成为众多80后年轻人的情感交流平台。[2]”从媒介环境看，电视婚恋节目的兴盛与节目制作精良有关。传媒体制的市场化，媒体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双重竞争的压力。为了迎合受众，提高收视率，电视婚恋节目在制作上投入更多的人力、资金和先进技术，注重节目的每一个细部——在嘉宾遴选、节目编排、流程设计、话题策划、甚至舞台背景、灯光配置、音响效果等各个环节都尽善尽美，力争突出自己节目的品牌特色。“在制作上投入更多的人力、资金和先进技术，扎扎实实地做好节目的每一个细部，从而提高节目的整体质量，才是更实在、更可靠的思路。……也许，“制作为王”才是今后国内电视娱乐节目的发展方向。[3]”

（二）电视婚恋节目的美学特征与叙事风格

对于电视婚恋节目的美学特征与叙事风格，也是研究者关注的一个重点领域。一些研究者认为，当代的电视婚恋节目具有明显的后现代美学表征，表现为复刻化的审美取向、平民化的审美追求、反传统的审美判断。特别是反传统的审美判断，使节目“主流价值观念的丧失冲击着受众的视线，审美变成了审丑、露丑、示丑，嘉宾的“暴露癖”与观众的“窥私癖” 在堂而皇之的相亲幌子下得到了满足。[4]”在电视婚恋节目的叙事风格上，学者们认为，尽管电视婚恋节目容易流于“媚俗”和“滥情”，但一些优秀的电视婚恋节目还是颇得叙事艺术的奥妙。林勇以《非诚勿扰》为个案，对其叙事机制进行了解析。他认为，《非诚勿扰》的叙事艺术的成功之道在于融合了“游戏”与“纪录”的节目形态、兼顾“类型化”与“个性化”的角色选择、“起承转合”的戏剧过程以及“冲突”的可能性、闭合时空中的极端情境和时间压[5]；还有些学者认为电视婚恋节目在叙事上更加注重话题的营销传播，在话题的营造上体现出公共性、争议性、现实性、尖锐性等特点。

（三）电视婚恋节目的问题及其发展策略

电视婚恋节目的特点也衍生出一些问题，其中节目的同质化经常被研究者所诟病。从1997年凤凰卫视播出台湾华视制作的《非常男女》到1998年上海东方卫视播出《相约星期六》、湖南卫视播出《玫瑰之约》，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共有20多家省级电视台开设了此类婚恋节目。有学者认为婚恋节目同质化的危害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节目同质化致使观众审美疲劳，二是节目创造力减弱缺乏新意[6]。那么，在成功获取了第一步的注意力资源后, 如何持续性发展，将电视婚恋节目进行到底，是学界与业界共同关注的问题。一些学者从节目所要坚守的品格来谈电视节目的长远发展。例如，电视婚恋节目与制作团队需突出服务性与公益性，尽管目前节目游戏化倾向严重，但还需坚守它的终极目标就是为男女青年走向婚姻殿堂铺路。另一些研究者则从新闻实践的角度探究电视婚恋节目的发展方向，学者门大泉提出四点建议：除了谈话、聊天，还可以采取直播节目、专题节目、选秀节目等众多节目的优势，创造电视婚恋节目新的发展空间；电视婚恋节目应突破嘉宾在演播室交友的格局，塑造令观众身临其境的外景交友节目模式；除了演播室常规节目之外，还可以搞过行业专场节目，开拓嘉宾源。报纸、杂志要对节目多加关注，广播、电视、网络实行同步播出，实行多媒体互动的传播策略[7]。总体来说，多数研究者对电视婚恋节目的发展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他们认为只要社会“单身潮”不退，电视相亲还会继续热下去。

（四）电视婚恋节目与媒介伦理失衡

2010年6月，国家广电总局下发《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婚恋交友类电视节目的管理通知》及《广电总局办公厅关于加强情感故事类电视节目管理的通知》。人民日报发文《收视率诱导逐利乱象相亲节目低俗化当止！》。同日，新华社发文《“电视红娘”：如何牵红线而不踩“红线”》，两大国家级媒体同日对电视婚恋节目提出批评，实属罕见。自从电视婚恋节目出现于荧屏，关于其媒介伦理规范的探讨一直是学界与业界的热门话题。研究者普遍认为目前电视婚恋节目存在严重的媒介伦理失范现象。概言之：1.话语暴力。话语暴力充斥节目，嘉宾言语极尽嘲讽、挖苦之能事，“毒舌”飞舞，在交流的过程中缺乏平等与善意。2.错误的舆论导向。对于权力与金钱的崇拜在男女嘉宾光鲜的外表下一览无余，衡量“成功人士”或“社会精英”的标准被狭隘地局限票子、房子、车子等物质因素的范围，婚姻在金钱的诱惑下俨然变成了一桩买卖。3.大肆炒作。对于那些上电视相亲节目的男男女女来说，目的也并非为了寻找伴侣那么单纯。一些嘉宾通过说一些出格的话，做一些越位的事，挑战大众的道德底线，使自己迅速成为话题人物，从而名利双收。中国传媒大学徐舫州教授从电视婚恋节目的本质属性上道出了问题所在，他认为“部分相亲节目实际上是娱乐节目、真人秀节目，服务化被淡化了”[8]。

（五）电视婚恋节目与青年择偶观

电视婚恋节目为广大单身男女提供了一个新颖的交友平台。随着节目的热播，男女嘉宾通过电视媒介所表达的择偶观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学者王芳通过对《非诚勿扰》388名男性嘉宾择偶观的个案分析指出，“郎才女貌”的择偶意识依然存在，但是绝大多数男性选择配偶时更为看重心理因素和情感因素，这是社会迈向进步的一种体现。虽然“男高女低”的模式仍然存在，但一些男性能够接受女性的自信与独立，希望女性能够事业与家庭兼顾。祝平燕以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为视角分析了参加电视婚恋节目女嘉宾的择偶观。她认为女嘉宾的择偶观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生存理性，女嘉宾择偶是为寻求一种安全感。经济理性，女嘉宾通过择偶来实现经济地位向上流动。社会理性，女嘉宾希望找一个社会地位比自己高，以便于快速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学者阚宇衡从《相约星期六》节目中随机抽取2010～2011年303位电视相亲嘉宾的状况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当前社会两性恋爱与择偶的方式、标准发生了变迁，而其‘男下娶，女上嫁’的观念尚未发生本质变化。[9]”

三、电视婚恋节目研究存在的问题

（一）不同学科探讨的分布比例不尽合理，缺乏多学科的综合探讨

电视婚恋节目的兴起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不仅仅是媒介事件，而是具有多重属性的社会现象，可以从多个不同的学科领域进行探讨。从发文的数量看，不同学科对于这一社会现象的关注与探讨状况差别很大。四分之三的论文集中在新闻与传媒领域，其它的一些领域如社会学、教育学、伦理学则相对较少。从论文的研究视角看，单一学科、单一内容、单一视角、单一层次的研究比较普遍，不同学科、多重视角的综合研究相对较少。这种研究状况的主要弊端是论文深刻性不足，视野狭隘，很难对电视婚恋节目的多重内涵作出有效的把握。因此，除了各个具体学科分别从各自视角出发进行研究与探讨外，还尽可能从多学科综合的视角来对它进行探讨。

（二）研究论文数量丰富，但信息重复，缺乏深刻的学理性研究

从上述统计可以看出，近三年关于电视婚恋节目的研究论文数量可观，论文所涉及的内容也很宽泛。但仔细研究会发现，大多数的论文的研究内容固化在一些特定的领域，如电视婚恋节目热播的原因、媒介伦理的缺失、发展的前景的展望等。许多作者的论文观点相近，内容雷同。因此，尽管论文数量可观，但就整体而言质量并不高。电视婚恋节目的研究应向理论研究的纵深迈进，例如可以将电视婚恋节目的讨论置于社会转型期新闻媒介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相互作用的生态环境中进行考量，扩展研究的空间。

（三）侧重于理论研究与个案分析，实证调查与量化研究明显不足

在研究方法上，大多数的电视婚恋节目研究更侧重于理论研究和个案研究，特别是随着《非诚勿扰》节目的热播，围绕这一节目的个案研究有数百篇。研究者往往依据一些理论概念进行主观分析，心得式的议论十分普遍。从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看，缺少有创建、有深度、有数据支撑的定量研究，特别是从受众层面探究电视婚恋节目的传播效果更是鲜见。从现有的文献上看，仅学者风笑天、习涓《电视征婚，有助于青年人择偶吗？》、罗京滨《婚恋交友类电视节目对大学生婚恋观的影响》、廖圣清《电视相亲节目的创新与发展》等论文采用了问卷调查的方式，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电视婚恋节目对受众择偶观的影响。在新闻与传播领域，电视婚恋节目研究应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尤为加强实证调查，特别是从传播效果研究与受众研究角度对传播效果、观众结构、节目评价等方面进行考量，建构一种科学的节目评估体系。

（四）研究集中于国内电视节目，没有拓展到国际领域，更缺乏比较研究

绝大多数的电视婚恋节目的研究只关注到国内婚恋节目，而没有将视角拓展至国际领域。经检索，仅学者谢耕云在2006年《中日韩电视婚恋节目比较》一文中将中、日、韩三国电视婚恋节目形态进行了比较。电视相亲无论在西方还是相对保守的东方都成了热播的节目。美国福布斯电视台推出“谁能嫁给百万富翁”，韩国电视台有“黄金小姐”，德国RTL电视台的“给农民找老婆”，“各国的电视人对婚恋节目进行过不同的探索，演绎出不同的节目形态。现在世界各国婚恋节目的形态多达数百种。[10]”随着媒介交流的全球化，考察国外的新闻传播环境，借鉴与吸收国外先进的传播理念，将有助于拓展中国电视婚恋节目的视野。

基金项目：本文是谢鼎新教授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广播电视研究的演变（1923-2010）”（10YJA86002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张蓓，女，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院讲师，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与传播、新闻传播史、新闻伦理与法规研究。

参考文献：

[1] 苏华.速配类婚恋节日初探[D].武汉人学,2005.

[2] 樊川.电视相亲节目何以火爆[J].商业文化,2011(8).

[3] 苗棣.制作为王:《非诚勿扰》的成功之道[J].现代传播,2010(5).

[4] 冯资荣.后现代语境下电视相亲节目的“审丑”尴尬[J].创作与评论,2012(4).

[5] “娱乐就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非诚勿扰》的叙事机制解析[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2(4).

[6] 梁莎莎.电视婚恋类节目发展研究[D].重庆工商大学,2012.

[7] 门大泉.电视婚恋交友节目发展策略[J].声屏世界,2009(4).

[8] 项仲平.电视相亲节目低俗化现象的反思与服务化的品质追求[J].电视研究,2010(9).

[9] 阚宇衡.从电视相亲交友类节目看当前社会婚恋价值观——2010—2011年调查报告[J].当代社科视野,2011(5).

[10] 谢耘耕.中日韩电视婚恋节目比较[J].新闻记者,20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