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快乐大本营》看文本互涉理论在中国电视节目中的运用

文本互涉理论在中国电视节目中的成功运用

——以《快乐大本营》为例

摘 要：《快乐大本营》的成功不仅是因为其节目形式和内容的不断创新，作为一个成功的电视文本，它在跨文本层面做到了与前文本的良好对话、文本内部的良性互动和跨文化的成功对接。本文的分析给一档电视节目研究提供了另外一种视角和方法。

关键词：快乐大本营；文本；互文；跨文化

2012年7月，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迎来了自己15岁生日。自1997年7月11日开办以来，它就一直被认为是“国内电视综艺节目的革命先行者”和“综艺娱乐节目的第一品牌”。在此基础上，湖南卫视也以“快乐中国”为频道定位，长期稳坐地方卫视头把交椅。对于一档电视节目而言，如此之长的生命周期和旺盛的生命力着实令人惊叹。在分析它成功的原因时，评论者的目光多聚焦于节目定位和节目特点上。本文则把《快乐大本营》看作一个独立的电视文本（text），试图运用文本互涉理论来解读其成功之道。

“文本互涉”一词，最早是由法国著名符号学家、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叶?克丽丝蒂娃在1960年代翻译巴赫金的“对话论”时首度提出来的。“文本互涉”理论是她将自己提出的“文本”与巴赫金小说理论中的“对话”与“复调”两种理论融汇而形成的。巴赫金的“对话论”的概念认为每一个文本的表现形式都是各个“文本面”（textual surfaces）的交会点，所有的文本都是一连串嵌进语言当中、隐而不显的管理常规，为其他文本之惯例常规、有意无意的引证、合并与倒装的变奏曲。即每一个文本的结构并非单独的存在，而是彼此互动的存在。而克里斯蒂娃认为所有的“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文本”，互为“文本”成为所有“文本”存在的基本条件，在这种基础上，形成了“文本互涉”[1]。所以，“文本互涉”这一概念包括具体与抽象的相互指涉。具体指涉指的是陈述一具体的、容易辨别出的本文和另一本文，或不同本文间的互涉现象[2]；而抽象指涉则是一篇作品之朝外指涉着的，包括更广阔、更抽象的文学、社会和文化体系，乃无形的[2]。

因此，文本互涉理论以“影响”为其核心要素，将众多影响创作的因子纳入自己的关注领域，从而也使自己超越了单纯的形式研究的层面，进入到多重对话的层面。文本互涉理论运用了从文本的互文性到主体的互文性再到文化的互文性的逻辑模式，所以它的对话主要也是从这三个层面来进行的：文本的对话、主体的对话和文化的对话。如果把《快乐大本营》看作一个独立的电视文本，用文本的这种多重对话特质来解读它的成功之道，我们就不难为它的遥遥领先地位找到理论基础了。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对同类型的电视综艺节目还具有一定的指导借鉴意义。

一、与前文本的成功对话

中国的电视节目，从新闻类到访谈类到综艺类都存在严重的“克隆”问题。对于这种节目内容相似度过高的现象，坊间戏讽“有钱的模仿外国，钱少的模仿港台，没钱的模仿中央”。在我看来，电视节目之间的相互模仿和借鉴是不可避免的，文本互涉理论也强调没有一个文本是初始性的、独创的，任何文本都依赖于文化中先前存在的全部文本及释义规范，关键是要看在引用、改写、吸收、扩展，或在总体改造过程中能否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特性。《快乐大本营》在创办之初就有人说是模仿香港的《综艺60分》，也有人说是模仿台湾的娱乐节目《超级星期天》，但无论怎样它对于湖南卫视而言都是一次成功的运作。从文本的形式特征上看，创办初期，《快乐大本营》的大框架与前文本（港台娱乐节目）基本一致，都是以娱乐休闲为主导，吸收青春、幽默以及游戏的精神，但大本营又根据自身的地域特色，砍掉了一些平庸俗气、不受欢迎的环节。当时的总体格局是邀请演艺界明星及协作单位人员，通过各类游戏进行现场竞技，其间穿插各类文艺节目表演及支持嘉宾热线抽奖。在游戏环节，《快乐大本营》也特别注重参与性，设置了“精彩二选一”、“快乐传真”、“心有灵犀”、“火线冲击”等，既有场内嘉宾和观众的现场参与，又有场外电视观众的热线参与。恰好此时正值国内其他一些综艺节目如《正大综艺》、《综艺大观》的低迷期，所以它的开播将娱乐节目从“晚会时代”推向了“娱乐时代”，使内地综艺节目的娱乐模式开始向“明星+游戏+观众参与”转变。这种开创性的游戏娱乐模式自然而然给广大电视观众耳目一新的感觉，吸引了很多青少年观众甚至成年人观众。

另外，《快乐大本营》不是一个静止不变的文本，在历时性层面它不断继承与变通，努力实现文本自身内部的变化发展，以前瞻性眼光走在其他综艺节目前列。开播不久，当各地电视台相继出现类似节目时，《快乐大本营》迅速作出调整，找出不同于其他节目的新内容，把小朋友机灵可爱的特征用真人秀的形式搬上荧屏——“快乐小精灵”带来的快乐旋风迅速风靡全国。2000年，当其它栏目准备跟风时，它又正式推出了“乐华IQ无限”板块，让选手答题闯关，闯过每一关后即可得到相应奖金，这种智慧与金钱的诱惑一露面就在中华大地引起热烈反响。2003年，《快乐大本营》推出传递爱的力量这样一个全新环节———《爱的速递》，帮助观众完成心里对亲人朋友爱人的感情遗憾或愿望。这一环节一经推出，报名者众多，在全国掀起了传递爱的热潮。2004年，《快乐大本营》推出“你最红”系列活动，包括“夺宝你最红”、“运动你最红”、“冒险你最红”，首次尝试全外景的操作模式，并且报名不设门槛，开始初具“全民娱乐”节目雏形。2005年，当《快乐大本营》走过8个年头时，她又在全国首创电视主持人PK赛，希望通过节目变革来实现新的突破。三位主持人何炅、李维嘉、谢娜勇敢走上舞台，接受观众的眼光和评判，完成了“化茧成蝶”的蜕变。自2006年下半年以来，节目突出“全民娱乐”新理念，强化以观众为主体的“娱乐天下”的节目宗旨，将绚烂的舞台打造成一个展现个性的“全民娱乐”平台。成功举办了“闪亮新主播全国选拔赛”，这次活动完全摒弃了传统的主持人选拔方式，在报名条件的设置上，除“年满16岁”外,对长相、身高、普通话、文化层次等不设任何门槛，吸引了众多年轻人的参与和广大观众的关注，最大限度地突出了大众娱乐的宗旨。2007年节目开始逐步推出“主题娱乐”的新概念，邀请更多热点明星人物参与，每期有一个主题，成功实现了从“全民娱乐”到“主题娱乐”的转变，收视率再创新高。2011年，《快乐大本营》结合网络流行趋势，增加了“神马都给力”环节，参与嘉宾均是自荐或者推荐上节目的普通人或者网络红人，同时新环节还采用现场“微博上墙”的方式，让观众零距离参与到节目中，开创了国内大型综艺娱乐节目的新模式。现场观众通过手机发送微博，各式各样关于节目、嘉宾的点评提问，均会即时显现在演播厅的大屏幕上，主持人会即兴根据节目的进展口播大屏幕上的提问，这样大本营的舞台就更加开放和草根化。2012年4月，大本营又推出全新的“啊（ā）啊（á）啊（ǎ）啊（à）”明星科学实验站环节，将科学和娱乐两个极端领域融汇在一起，使节目信息多元化并且更具鉴赏性。总而言之，历时15年的《快乐大本营》实现自身文本对话的过程可以概括为四大方面：第一是节目模式的调整——由初创时期的晚会式综艺节目调整为游戏娱乐节目模式，建构了电视娱乐节目的基本模式；第二是演播方式的调整——由固定的棚内节目调整为全户外活动节目，使节目的形式更加多样化；第三是节目理念的调整——随着大众审美口味的变化，节目理念由娱乐大众调整为大众娱乐；第四是主持人调整——首先是2000年李维嘉的加入，迅速奠定了中国第一外景主持地位；李湘退出节目后，2002年谢娜加入；2005年“闪亮新主播”之后杜海涛、吴昕加入，正式打造由何炅、谢娜、李维嘉、杜海涛、吴昕的五人主持群，形成“快乐家族”，开创了全国综艺节目主持的先河。而且《快乐大本营》每一次调整都充分考虑到对前阶段节目的继承性和突破性，每一阶段彼此互动，互为文本，可以说正是这种持之以恒的创新精神，刷新和丰富着节目的内容，书写了它15年收视长红的神话。

二、文本内部主持人的良性互动

目前，《快乐大本营》的主持是由何炅、李维嘉、谢娜、吴昕、杜海涛组成的“快乐家族”主持群，而这一群体的定型经历了漫长的摸索过程。节目创办最初由李湘和海波这对金童玉女搭档主持；1998年3月，何炅首次亮相，迅速和李湘组成了中国综艺主持界的黄金搭档；2000年1月，李维嘉首次以嘉宾身份出场，从此奠定了中国第一外景主持地位；李湘离开后，2002年3月谢娜初试牛刀，与何炅、李维嘉组成“快乐三人行”；2005年10月，“闪亮新主播”点燃变革之火，杜海涛、吴昕在比赛中脱颖而出，加盟《快乐大本营》后，“快乐三人行”正式变成了“快乐家族”。从此，何炅、李维嘉、谢娜、吴昕、杜海涛成为中国第一主持天团，开创了综艺节目的主持先河。作为节目的核心力量，这五位主持人各具特色，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品牌文化。2010年9月21日，他们发行了自己首张音乐专辑《快乐你懂的》，这是国内首个主持群体的音乐专辑，也是“电视湘军”的又一创新举措。每周六晚上，只要他们往舞台上一站，那种个性、青春、时尚的气息就会扑面而来，成为节目文本内部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

首先是造型上，每周主持人的靓丽造型都会赢得特定受众——年轻朋友的喜爱。整体上，他们的设计大胆融入流行元素，突出俏皮搞怪的主持风格。同时又显示了每个人不同的个性特点，比如谢娜的古灵精怪、吴昕的小巧玲珑、何炅的成熟睿智、李维嘉的绅士帅气、杜海涛的憨厚实在。另外在色彩、发式、配饰上面的设计也与每期节目的内容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然后是主持语言自成一体。与国内其他同类型综艺节目相比，《快乐大本营》的主持人整体状态更为轻松洒脱，这种状态在无形中也使得他们的语言多变和灵动。即兴发挥和诙谐搞怪是《快乐大本营》主持语言的最大特点，据湖南台负责人汪炳文介绍：“以前是《快乐大本营》节目拖着主持人往前走，现在是已经成为明星的主持人自己设法稳住自己的观众群。如今的《快乐大本营》编导从不给主持人写台本、串词，仅仅只给一张提示节目进程的卡片，语言组织全靠主持人的临场发挥。”所以，节目中很多“小状况”如口误等都毫无保留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而且谢娜风风火火的男孩子个性、何炅的身高、杜海涛的胖子身份等都是他们互相开涮、调解气氛的润滑剂。第三是主持人在节目中的参与程度空前。国内综艺娱乐节目都提倡主持人和嘉宾各司其职，嘉宾是“红花”，努力展现自己的风采，主持人当“绿叶”，掌握现场节目流程，调节气氛。但《快乐大本营》中，嘉宾和主持人平分秋色，尤其在游戏环节，“快乐家族”集体亮相，像“嘴巴手指不一样”和“60秒不NG”等游戏，主持人也成了嘉宾，舞台上的他们尽情表现自己。

五位主持人分工明确，以何炅为核心，控制整个节目旋律；谢娜充分发挥自身表演功底，极尽搞笑之能事；李维嘉充当辅助角色；吴昕和杜海涛则以学习者的态度插科打诨，偶尔发挥……五个人默契配合，良性互动。总之，已经明星化的他们本身就是一种权利资本，一种符号象征，分别运用各自人气积累观众，为大本营的收视率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宽泛语境下的跨文本文化交流

对于湖南卫视成功的原因，业内外有不同看法，但“要看娱乐，首选湖南卫视”的观点却深入人心。据统计，在湖南卫视的收视群体中，青少年所占比例接近40%，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湖南卫视抢占到了青少年市场，在众多以中老年观众为受众定位的频道中夺得先机。《快乐大本营》作为湖南卫视的品牌节目，它的每一次突围都与青年文化进行了成功对接，很好地做到了电视文化与社会文化的跨文本文化交流。首先，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是中老年文化，这与中国五千年历史和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正统思想紧密相关。所以以中央电视台为核心的各级电视台在办节目时都严格遵循传统，从不逾矩。而在节目市场日益饱和的情况下，青年文化成为了电视节目抢占的另一片处女地。青年文化是一种有别于主流文化的“亚文化”，它以“叛逆”为主要色彩，表现出活跃、鲜明、流动、易变、多元、开放等特点，这也是导致中国电视节目缺少对青少年群体和青年文化关注的原因。可是当观众看惯了一板一眼和中规中矩的电视节目形态后，面对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大打娱乐牌、时尚牌，积极寻求青年活跃开放的关注点这种举措，年轻观众自然而然青睐于选择她。其次，《快乐大本营》的每一次创新都与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青年人的审美趣味相适应。青年这一社会群体在心理、精神需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上是极为复杂的，他们感觉敏锐，追求品质，有强烈的相互认同感和归属感，同时他们又渴望获得主流社会的认可，渴望在社会文化中发现自我、表现自我、改造自我、娱乐自我。《快乐大本营》营造了一个虚拟的快乐空间，消除了与年轻人的心理隔阂，打造了一个看似十分了解年轻人想法的平等的舞台：首先，舞台设计上，年轻观众和主持人位置很近，没有距离感，随时可以喊出自己的要求，并且很方便上台互动；第二，后来加入的主持人谢娜和海选出来的杜海涛、吴昕都是普通家庭出身的年轻人，没有多神秘也没有什么特殊背景，让大家对这个节目更有认同感；第三，节目录制中，每一个主持人都没有假装高尚，没有遮掩自己的短处，而是大方调侃、幽默自嘲，无论是何炅的矮个子、李维嘉的鹰钩鼻、吴昕的小粗腿、谢娜的知识单薄还是杜海涛的胖形体，他们都坦然面对，使观众减少心理距离，无比亲切；第四，节目设计上，《快乐大本营》多次为普通年轻人着想，给嘉宾的粉丝提供和嘉宾、主持人对话互动的机会并邀请台下的观众与嘉宾、主持人一起分享食物、一起上台参与游戏、一起诉说心情故事……这些细节都极大地满足了青年人强烈的社会认同感和自我表现、自我娱乐的需求。

目前，在中国的家庭结构中孩子处于中心地位，抢占了青年人的市场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其他家庭成员。所以《快乐大本营》对于青年文化的关注使得它在生存空间上具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它的文本结构也在多层次上具有了多重复合的统一性。这种与文化的对话是成就大本营的关键！

参考文献：

[1] Julia Kristeva,“Word, Dialogue, and Novel”,in Desire in Language, trans. Thomas Gora, Alice Jardine and Leon S.Roudiez.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Rress,1980.

[2] 荣世诚.“本文互涉”和背景:细读两篇现代香港小说[M].香港:三联书店,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