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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间2008年6、7月间的某天，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姜加林约我面谈。她开门见山地提出，希望我能够“重出江湖”，担任《对外传播》杂志的主编，帮助中心实现《对外传播》杂志内容和形式的一次“转型”。所谓“转型”的内涵主要是：经过一个阶段的摸索，把这本以反映我国外宣战线情况和信息为主的杂志，往理论和学术方面进行一定的开拓，争取在对外传播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的结合方面有一定的发言权。那时，我刚刚退休，退休前几年，我曾受局长委托，对《对外传播》杂志的方向问题长期做过“关照”，因而深知，要实现这个“转型”，对我和编辑部而言，决非易事，而是一次任重道远的“负重行军”。但当时我没有退路，原因是，几十年从事新闻和对外宣传工作，养成一种关心、关注外宣事业的惯性，或者说是使命感；另外，姜加林的邀请，显然是出于对我的信任，我难以推托。思考再三，我提出在两个前提下可以考虑担当：第一，不管人（事），第二，不管钱。我提出这两个不管，是为了从客观环境上获得保证，使我能够排除干扰，把全部精力放到杂志的编辑工作中去。当我的要求获准后，我和编辑部的同志们便开始进入“转型”的长途跋涉。
杂志编辑部人数很少，却大部分是刚从其他岗位“转业”过来的，可以说，多数同志对杂志运作不但不能说熟悉，甚至可以说基本是“门外汉”。但是，大家都憋足了一股劲，从零做起，努力奋斗，不怕挫折，力争更好，其精气神筑成《对外传播》新的编辑部文化。而对于大家的努力，外宣战线的同仁们日益给予了越来越多的肯定。可以自信地说，五年前对外传播中心领导提出的目标，在大家一致的努力下，基本上达到了。回顾起来，这主要归因于我们在四个方面做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一、要坚持做“纯外宣”。我主持编辑工作之初，就反复强调，这本刊物名称就叫“对外传播”，是我国目前“硕果仅存”、为外宣而生、为外宣而长的一本刊物，应该百分之百地刊登与外宣有关的文章，如果本刊不能集中全部精力服务外宣，这无论如何说不过去。而且，我特别强调，我们的刊物谈论的绝对不是所谓的化的存在。中国文化怎么存在？如果只在非洲的工地上从事建设，中国的文化扩散力就有限，所以，亟需探讨怎样才能增加中国文化在非洲的有效存在，而不是将中国精神、中国文化关在一个建筑工地上。这种新型的公共外交就值得探讨。作为一个兴起的大国，中国在非洲必须面对的现实任务是，要通过各种方式展示中国的文化。传播手段的发展，使得政府、企业、媒体、旅游者等等社会各阶层的人都可以参与到大外宣中，但是如何收到良好的效果，关键还得有人关注和探讨这些问题。另外一类是实践案例文章，我希望能够更加丰富。这不局限于中国的官方媒体报道和各级政府组织的跨文化交流活动，视野要更加开阔，对非政府和民间的组织，包括企业、NGO等的活动案例也可以收集报道。《对外传播》迎来了创办200期，风雨兼程中，我们应该坚定信心，努力打造杂志内容的广度和深度。发展的中国和变化的世界，需要我们办好这样一本杂志。在各界的支持和关注下，相信杂志会有更大的作为。“广义外宣”——有的同志说，对本地、本部门以外的宣传都可以叫做外宣，即“广义外宣”——其实那就是对内宣传。这个问题看起来似乎简单，但在办刊的过程中，我们时常被一些打着“广义外宣”旗号的对内宣传稿件所困扰。稍不坚定，同意一篇登了，以后就不要想坚持住。绝不动摇、绝不开口子，这是五年里我对编辑部每一位编辑提出的“铁”的要求。
二、要坚持把外宣理论做实。理论要贴在实践上，外宣理论源自外宣工作实践，要回过去服务于外宣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是从实践中产生的，理论是否正确还要接受实践检验并要在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同时，理论只有与实际紧密联系，才能发挥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实现自身的价值和意义。空谈误国，空谈也对杂志无益。与大专院校新闻传播学科创办的学报不同，《对外传播》杂志虽带有一定的理论研究和学术研究的色彩，但不是“纯”理论、“纯”学术刊物，它主要开展对外传播理论的应用性探讨和研究，它面向中央对外宣传单位、面向我国驻外机构、面向地方各级党委外宣办，也向人民解放军有关外宣单位、研究机构，以及大专院校新闻传播及涉外院系敞开大门，刊载他们的工作经验、心得，以及由实践向理论升华的成果。因此，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是它的鲜明特征。与外宣工作实际保持距离的纯学术文章，不应该是本杂志刊载的重点。
三、要坚持“拿来主义”，拒绝“搬来主义”。如何正确对待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开展对外宣传的经验，是本刊遇到的另一个棘手问题。毋庸讳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于国外的传播理论和实践，多有借鉴。这本来是一个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扬弃过程。也就是说，对于国外的经验，理应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一切对我们有利、有用的理论和实践，我们都可以拿来，但需要进行鉴别和改造，使之能够与我国的对外宣传政策与实际结合起来。然而，我们接触到为数不少的稿子，介绍国外经验时往往不加鉴别和扬弃，翻译过来，原文照录，采取了简单的“搬来主义”的态度。这对我国外宣事业和理论的发展而言，并不是健康的做法，甚至会耽误青年，贻误事业。当我们的杂志编辑面对这种现象时，要坚持用鉴别的眼光，挑出那些有见地、能帮助我国外宣事业健康发展的稿子刊用，不被那些所谓的新鲜观点搞糊涂了，以致迷失办刊的方向。
四、要坚持良好的文风，善于用外宣语言来总结外宣。这些年，人们生活优裕了，浮夸、浮躁的风气也在不断滋长，一些媒体跟风，追求假大空成为时尚。我们在编辑过程中，不时发现，有的来稿，半是干货半是水，挤干了就显得分量不足；有的稿子，行文就像政府文件，洋洋洒洒，官腔十足；有的来稿形容词堆砌，花里胡哨；有的文章的论述故作高深，夸夸其谈，看半天却仍让读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是一种“新八股”，是文风腐败的表现。作为为外宣服务的杂志，不能把功夫下在追求外表的华丽光鲜上，而要坚持用外宣语言来总结和体现外宣：平实有据、通俗易懂、引人入胜、给人启迪。
岁月匆匆，不觉五年已经过去，《对外传播》杂志已办到200期。主办者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领导希望纪念一下，并以此为新起点，迈入下一步的改革进程。我的杂志主编生涯在200期也应该就此打住，画上句号。为此，我写了上面的一些话，算作心得，也是纪念。我也愿借此机会，与本刊读者、作者朋友们道别，感谢大家五年来对杂志的感情投入和无私的支持；同时向曾经或仍在编辑部工作的所有同仁致以诚挚的敬意，感谢五年里各位对我的信赖和支持，感谢各位为我国外宣的理论建设付出的辛劳、做出的贡献。我希望并相信，我们今后还可以有机会在《对外传播》杂志这块园地上一起耕耘、共同切磋。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