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弹幕视频”的消极影响

（一）净化功能的消解

从影像艺术诞生的那一刻起，人们便已经开始学会如何怀抱一颗“敬畏之心”欣赏这来之不易的文化结晶。但是随着影像数字技术的兴起与广泛传播，影像的机械复制潮流愈演愈烈。众多的互联网视频平台将“消遣娱乐”作为首要目标，将吸引观众“注意力”作为重中之重。实际上，“当一切公众话语都以娱乐方式呈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时，当政治、宗教、新闻、体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时，我们将成为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14]虽然“弹幕视频”的传播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拥有急速的反馈机制、更具针对性的感性表达，以及解构文化权威的意义。但如果我们将任何视频都嵌套进“弹幕”，那么一些经典影像作品的人文价值在消解殆尽的同时，“寓教于乐”的终极目的也将不复存在。在一些“弹幕”视频网站中，就将一些严肃的经典电影，例如《为奴十二载》、《逃离德黑兰》、《泰坦尼克号》等框建在“弹幕”技术之中，尽引来不少网众对影片争相进行吐槽，部分评论用语已经达到了极其恶劣的程度。

“弹幕视频”可以成为人们释放心理压力、缓解精神疲劳的必要需求，“弹幕”追求“狂欢之感”也有其充分的合理性。在“吐槽”世界中，娱乐的景观被释放、被演绎、被证实，是赋予人类的一种宝贵自由。“但是这种也只是一定范围内的自由，拟态的平等并不意味着现实的民主，因为狂欢本身就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由此生成的自由只能是幻觉，笑声又有多少显得空洞和虚妄。”[15]亚里士多德一直在强调“宣泄功能”和“教育功能”的密切关系，并认为娱乐过后，必有净化；弗洛伊德也称，文明即是欲望的升华。因此，“吐槽弹幕”的嵌入是需要权衡和把关的，更是需要一定程度上的控制。“吐槽”无罪，但需有度，不一定所有的“弹幕”都会成为“吐槽”的不二法门，它也可以成为传递“正能量”更为直接的好形式。

（二）群体极化现象潜伏

由于“弹幕视频”传播特性的局限，观众留言的内容多数偏于感性，往往容易将“本我”的状态直截了当的展露出来。虽然上文提及“弹幕视频”有“去中心化”的意义，但是依旧存在一些自然流露出的极端性言论。这些话语使得观众们的情绪变得亢奋起来，情感着实冲动且缺乏理智，甚至造成一连串的“互喷”事件，最终依旧可能导致群体极端化状况的爆发。古斯塔夫·勒庞也认为:“个人在群体影像下，思想和感觉中道德约束与文明方式突然消失，原始冲动、幼稚行为和犯罪倾向将会突然爆发。”[16]在“弹幕视频”中，充斥着一些炫耀、驳斥、批判、辱骂等纷繁复杂的语言辞令，而且通常并不是像“信息孤岛”般独立存在着，一般会引起一连串的“反应”。因此，有些“弹幕”在一定程度上会引导观众做出错误的选择与判断，加之一些沉溺于虚拟网络不可自拔的“重症患者”，他们往往分不清虚拟与现实的边界，甚至在对真实生活中做出极端错误的抉择。

除此之外，“弹幕”的数量基本上并无上限，容易造成视频内容本身被完全覆盖，被连发的“弹幕”满屏轰炸，加之缺乏信息“把关人”的机制。由此，“弹幕”视频亦有可能出现一部分观众们都争先恐后的抢夺“意见领袖”的位置，通过一些看似正确的过激言论夺得“虚拟盟友”从而巩固自己的地位。如果有一些网民通过“刷屏”技术对自己的“极化讯息”进行争先恐后的传播，并成功积累起大范围的“拥护者”或“声援者”，那么“反对之音”将会逐渐被淹没殆尽，最终成为“沉默的声音”。由于“弹幕视频”依旧依赖于网络虚拟社会的构建，因此“群体极化”的现象依旧可能存在，更有可能爆发而出。

（三）宣泄性“网络人”的泛滥

在《信息化社会:硬件社会向软件社会的转变》（1973）中，学者林熊二郎就创新性的提出了“电视人”的概念，“指的是伴随着电视的普及而诞生和成长的一代，他们在画面和音响的感官刺激环境中长大，是注重感觉的‘感觉人’，表现在行文方式上是‘跟着感觉走’……同时，由于收看电视是在背靠沙发、面向荧屏的狭小空间中进行的，这种封闭、缺乏现实社会互动的环境，使得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养成了孤独、内向、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社会责任感较弱。”[17]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个人网络连接成本的降低，以及虚拟匿名技术的广泛使用，使得现在的“网络一代”只要稍微动动手指，就可以无成本的将自己的观点抛到信息银河之中，任由其播散与扩展。因此，更多的网民们愿意对热点新闻或重大事件进行积极的评论，让原本封闭狭小的“电视时空”转变为了广阔无垠的“网络时空”，封闭而缺乏互动的状况已经日渐式微。

“弹幕”技术的推进，无疑会让网络“互动化”过程更上一个平台。但是现阶段对于“弹幕”技术的监管并不严格，或许不能遏制网民过度利用“弹幕”进行极度“宣泄”，甚至是引发“群体极化”现象，这也许会慢慢推动着“电视人”朝向另一个极端发展——即“网络人”。一方面，“网络人”与“网瘾症”的表征略有不同，后者更注重强调人对网络的过度依赖；而前者则显得更加希望寻求“言论自由”，渴望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文化权威”，看似充满着所谓的“社会责任感”，但实际上只是自己内心所建立起的“天方夜谭”；另一方面，“网络人”又将“电视人”的一部分特定给予继承与内化，例如“孤独”、“内向”、“跟着感觉走”。毕竟，“弹幕”依旧是需要基于网络平台的新生物，并不能摆脱“虚拟世界”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因此，弹幕想要完全成为主流的传播模式将会是一条漫长之路。

四．“弹幕视频”的发展建议

弹幕视频从国外到国内，从小范围传播到逐渐被广泛熟知，从当初的鲜有人认可到如今慢慢被大众接受，实际上走过的路并不算漫长，也算得上是新兴宠儿。因此，在必经的发展阶段中需要趋利避害，扩大积极影响。

一方面，弹幕电影的发行、宣传角度而言，弹幕获取应该走“专业影厅化”的道路，除了某段时间进行影院的定点弹幕专场之外，或许可以建立特殊的“弹幕影厅”，专门为这一批弹幕受众开辟绿色通道，让影片的票房收入与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可以利用“大数据模式”在互联网中进行专业化的“弹幕调查”，从而更加深入了解人们对弹幕视频/电影的需求量、需求种类、甚至是弹幕的改进建议。再则，尝试建立对弹幕视频/电影的专业化监管机制。可以通过引入“人工过滤机制”，对一些重要视频/电影放映时进行弹幕监管，将一些敏感词汇、有害信息进行人工过滤。例如在湖南卫视的金鹰节晚会直播时，后台的弹幕维护站就是通过“关键词自行过滤+大型团队人工审核+15秒延时播出视频与弹幕”的模式进行精准监管；还可以通过引入对弹幕的“泛审查制度”，即让观影受众本身进行监管，例如可以在视频网站的弹幕池中设置黑名单功能，受众觉得不妥的弹幕即可以右键拖入黑名单。如果这个弹幕被众多观众列入黑名单，那么可以考虑将此弹幕的发布者进行禁言性屏蔽，对弹幕本身进行删除式屏蔽等。或者将“人机结合”进行覆盖式审核，让弹幕成为一种健康时尚的媒介形态。

五．总结

如果说“弹幕视频”是由国外引入中国的新兴媒介，那么“弹幕电影”在将国外媒介“中国化”的同时，也逐渐将影像的本体、影像的传播、影像的接受与反馈等性质进行了形塑与扩展。对于传统影院而言，弹幕与影像的合体成为影像的新兴状态；从信息传播角度来看，实时弹幕的推送也直接拉近了文字与影像的合流；对于将弹幕玩转于股掌之间的“御宅族”而言，无疑是将原本的小众娱乐逐渐扩展至大众；对于观影模式而言，无疑是消解了“仪式化”极强的传统观影模式，取而代之的则是网络化的休闲观影模式；而对于影像本体而言，则是将正统严肃的影像作品解构后，加以重组，将观影者与创作者们的思维进一步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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