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新技术下媒介素养的教育途径

由于农村是“村落式”聚居，没有高楼大厦的阻隔，乡里乡亲彼此关系密切。在空闲时人们喜欢聚在一起闲聊，而各种媒体在这种氛围中得到传递。在就影响村民对新媒体的认知度的因素上，经过调查我们得出，亲朋好友对其影响最大。受到亲朋好友影响而接触到各种媒体的占到35.64%。其次，有29.71%的受访者表示了解新媒体是自学的过程，这一类以青少年或年轻成年人为主，他们发现新事物的愿望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较强。根据调研走访，对目前农村地区媒介素养教育途径有了较清晰的认识，在媒介素养培训及学校教育缺失情况下，不足以形成媒介素养教育主渠道的形势条件下，农村新媒体素养教育呈现出人际沟通的自组织教育及意见领袖引导这样双轨完成的教育模式。在自组织教育过程中，离不开人际沟通的作用。在人际沟通主导的媒介素养教育的自组织框架内，人际沟通的重要角色——意见领袖充当着重要的角色。信息的海量性带来了一系列交由受众自己解决的问题，特别是新媒体时代庞大的数据信息库，对于媒介素养不高的农村受众而言，意见领袖的引导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段京肃, 杜骏飞, 2007：17）。

上图为日照市莒县新媒体素养自组织教育的一个个体关联图。图中显示了处于意见领袖地位的王新平、王丽平姐弟对周边亲友的教育过程。

当然，依靠自组织教育传播的模式，显然不具备更强的约束力，只能依靠意见领袖个人的自觉传播进行下去，由于意见领袖的相对缺乏以及农村人际沟通的相对单一，使得这种自组织模式很难更有效地向外传播，以形成更大的网络，这不但使这种模式变得更加脆弱，也容易因为意见领袖个人的态度形成媒介素养教育的误导与偏颇，这对于农村地区媒介素养的整体提高是极其不利的。

四、总结与讨论

近年来，新媒体技术不断发展，新媒体也逐渐从单一的信息传播载体向着社会生活、生产驱动性载体的方向改变。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互联网+”行动计划中，把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作为现代化产业发展新方向，即将作为社会经济发展引擎的新媒体引起了人们的持续关注。

然而，与风生水起的“互联网+”行动计划相比，还处在自发传播的状态农村地区的新媒体教育如何也能搭上国家行动计划的发展快车，使新媒体发展与地方经济使用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解决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儿童与老人留守、新农村文化建设等诸多问题，引导农村地区新媒体使用从无序发展状态向自组织人际传播过渡。要解决上述问题，必要认真观察农村地区新媒体发展的现状，从中寻求能够获得发展突破的具体问题，从而推动农村地区新媒体的使用与普及。

（一）农村地区新媒体发展较快，目前已经成为农村受众信息的重要接收渠道。从新媒体作为信息传播渠道的本位视角来看，农村地区的互联网普及正掀起一场信息革命，短短数年间，农村地区新媒体使用已经成为一种潮流，特别是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媒体的出现，加速了新媒体的传播渠道与传播平台建设，新媒体的扩散与普及速度使农村地区成为互联网发展最为迅猛的新区域，与城市地区相比，农村地区新媒体后发优势仍然十分明显。

（二）农村新媒体受众的新媒体素养整体不高，其中网络自我赋权与话语权相对较低。新媒体作为新的传媒舆论场，客观上提供了“人人即媒体”的话语表达权，这也直接促成了近年来传媒话语模式的重构以及新的传媒话语范式的出现，即便如此，农民并未真正获得新媒体话语权，相比于活跃在互联上的各类精英，缺少社会资源的农村新媒体受众获得相对有限的新媒体话语权。

（三）农村地区新媒体素养教育活动尚处在自发状态向自组织过渡阶段。由于农村地区社会系统与城市化地区的区别，加之农村地区新媒体素养培养渠道受限，农村地区无法开展有针对性的新媒体素养教育活动。目前的新媒体素养培养过程往往发生于个体人际之间，以自发状态为主导的教育模式。随着新媒体的日益普及和国家相关战略的不断推动，农村地区受众对于新媒体的认知与需求正不断发生变化，农村地区应该加大新媒体素养教育的投入水平和力度正成为许多农民的共识，与农村地区生活生产相结合的“互联网+”产业发展案例正逐渐浮出水面。淘宝村（镇）作为“互联网+”模式的发展方向，正以星星之火的态势迅速向广大农村地区推广。

（四）农村新媒体素养水平受地域和时域影响较大。山东省东部沿海市郊农村因其特殊的地域环境媒介素养较高，接近于城市水平，与之相比经济欠发达农村的媒介素养水平则较低。这种差异既体现在新媒体硬件平台建设的相对滞后，信息消费始终是作为生活、生产消费之后的选择目标，一个经济相对发达、社会环境开放的系统信息传播与消费必然是同步相关的，而经济欠发达、经济相对落后地区信息需求必然是滞后的。不同地域新媒体素养水平也表现在媒介素养教育的组织性及自发产生“意见领袖”的匮乏与水平低下等诸多方面。即便是同一区域，新媒体素养时域上也呈现出一定的变化规律，不同时域同一地域内新媒体素养评测指数也不尽相同，新媒体素养的水平甚至会出现不升反降的奇怪现象。究其原因，除了和新媒体技术自身的日新月异发展变化有关外，也跟农村地区受访者个体的新媒体使用目的有直接关系：新媒体使用与生活生产密切相关，新媒体素养指数就会不断提升，反之，新媒体使用如果只是从属于生活生产之外的娱乐行为，新媒体素养在不同时域里会发生较大波动。

（五）农村地区新媒体素养是通过人际传播与自我建构协同完成。在新媒体素养教育途径中，受众通过人际传播和自我建构的渠道完成新媒体知识的积累和媒介素养的提升。在人际传播关系中，活跃于城乡的新媒体素养教育“意见领袖”发挥着核心的作用，由“意见领袖”形成继发性人际传播网络，“意见领袖”既通过人际沟通完成人际教育，又通过网络社区人际交流及新媒体特有的搜索引擎等工具完成媒介素养的自我建构过程。可以看出，农村地区新媒体素养是一个自组织的过程，面对信息的碎片和无序化发展方向，协同传播显得尤为必要。协同理论创造人赫尔曼?哈肯认为，子系统的相干性和互相作用，产生系统整体功能大于要素功能的简单的数字之和。在复杂系统演进的过程中，各子系统会通过相互协同作用，有自身涨落力的推动下，以自组织的方式趋向于新的平衡。在新媒体素养教育活动中，充当不同角色的教育活动中的人以无序的状态存在，在系统自组织的作用下，优势的信息开始以集束地方式把具有一定媒介素养的“意见领袖”推举到各子系统的核心位置，吸引相关的农村受众，朝着一个方向推进，从而形成一个有序结构，这就是新媒体素养协同教育过程。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地区整体受教育程度、当地人口流动情况以及一定区域内“意见领袖”的多寡及媒介素养水平的高低，都是促成农村地区协同教育过程的重要序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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