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网络舆论与政策议程设置的相关研究

（一）国外学者对网络舆论与政策议程设置的研究

国外学者更多地是将网络舆论综合于更大范畴的大众传媒中来研究网络舆论对政策议程设置的触发，通过分析大众传媒对政策议程设置的影响，提出应该重视大众传媒的作用，但在实际应用中不应过分夸大其作用，应保持谨慎理智的态度。

美国马克思韦尔·麦库姆斯的《议程设置——大众传媒与舆论》[38]一书，从传播学的角度来分析大众媒体与政策议程设置的关系，他认为公众对于某一事情的认识和关注度之间是与传播媒介的报道数量成正比的，传播媒介越是对某一议题进行反复报道和宣传,公众对该问题的感知程度就越高。托马斯·戴伊认为大众传媒对决策的影响有三点，即为决策者发现问题并设置议程；围绕政策问题，影响别人的态度和价值观；改变投票者和决策者的行为。[39]他也特别强调大众传媒对于人们关注哪些事物而忽略其他事物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而加拿大政策学者迈克尔·豪特利[40]认为,作为社会和国家之间的纽带，大众传媒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和政府在一定问题和解决方案上的偏好选择,但大众传媒在政策过程中的作用也是不应该被夸大的。唐纳德·肯德在《事关重要的新闻》[41]中将传媒的报道视为政策问题的触发机制：如果问题是严重的，在得到有效曝光后，问题就会引起多数人的重视，就有机会进入政府政策议程。查尔斯·琼斯认为政府政策议程的建立包括界定问题议程、规划议程、议价议程、循环议程四个阶段。

关于网络舆论与民主政治之间关系的研究。德图佐斯[42]认为电子公告板能让人们自由地表达政治立场和观点、井然有序地开展讨论，成为扩大民主政治的有用工具。马歇尔·麦克汉卢在《人的延伸——媒介通论》[43]中预言随着信息活动的增加，政治将逐步告别代议制民主体制，开始走向全民卷入政府决策行为的全新民主体制。乔·萨托利在《民主新论》 [44]中认为，随着网络时代的兴起，民主政治将会发生全面而剧烈的变化，这些变化为各个国家的民主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政府治理工具，是对传统民主政治理论的致命威胁。

（二）国内学者对网络舆论与政策议程设置的研究

1.网络舆论与政策议程设置的关系研究。国内学术界对于网络舆论与政策议程的关系探讨基本分为三种。一是认为网络只是一个虚拟存在的平台，对于公共政策的影响效果微乎其微。二是认为网络对于政府公共政策的监督和影响目前虽未形成一定的体系和制度，但却极大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在未来的发展中该理论体系也一定会完善起来。三是认为网络舆论有利于政策制定者了解网民的政策诉求，更好地倾听民意，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同时,网络舆论也有其自身的弊端，需要小心谨慎地对待网络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如郭昭如在《网络舆情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以公共维权为视角的分析》[45]中提出两个观点：一是网络舆情能够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新的治理结构中，政府并不是唯一主体，通过网络聚合成的声音，一定程度上能影响政府的决策。同时，网络舆情能否影响公共政策，影响到什么程度，与政府对网络舆情的态度以及网络舆情反映的问题是否符合政府偏好或能否改变政府偏好是密切相关的。二是网络舆情对公共政策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网络舆情作用的发挥取决于政府态度转变、网络舆情自身缺陷的完善、公共政策民主体制的完善等因素。

目前，国内学者对于网络舆论触发政策议程的研究主要从压力模式出发，研究网络舆论中的压力如何形成进而触发政策议程的，然而网络舆论触发政策议程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和偶发性,并不是所有的网络舆论都可以触发政策议程。

2.网络议程设置的过程模型研究。在论述网络舆论触发政策议程建立的过程中，吴绍山在《当下中国网络民意与政策议程建构互动关系分析》[46]中根据网络民意发挥作用的方式和路径，通过分析网络民意推动政策议程确立的典型案例，确立了网络民意推动政策议程建构的三种模式：线上与线下参与互动模式、抵制与不合作模式、多主体隐性联盟模式。

郑萍、薛冰在《网络舆论的形成机理及其影响政策制定的途径》[11]中,将网络公共舆论影响公共政策制定途径分为网络媒体与新闻媒体的互动强化、推动听证会功能的发挥、强化公民请愿与投票的诉求以及获得专家与咨询机构的支持四个方面。

陈国营在《网络媒体对政策议程设置的影响研究》[47]一文中，基于压力模式的视角，得出网络舆论与政策议程设置过程的一般路径，认为网络舆论会产生足够的压力，从而对政策议程进行触发。网络舆论对政策议程设置的影响压力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网络民意集聚的自身压力；二是网络媒体部分突破了地方和部门管制，招致上一级关注和干预从而带来的压力。这对于网络舆论与政策议程设置的研究，也是具有一定的开创性的研究。

宫月在《网络民意输入机制——政策议程设置的一种外输入机制解读》[48]中提出网络民意的输入机制的运行过程有四个阶段：一是网络话题集结阶段。在这一阶段又包括网络话题的形成和网络话题的凝聚两部分。二是公众议题争辩阶段。三是意见趋同阶段。四是向政府部门施压阶段。

陈娇娥、王国华在《网络时代政策议程设置研究》中，采用定量研究的方式，利用公民自媒体数据，分析触发公共政策议程的现象，提出政策议程设置的“自媒体触发模式”，即网络社会中应运而生的公民自媒体是当下中国政策—媒体—公众议程设置中关键的助推力。[49]

3.网络对政策议程设置的影响。鲁先锋在他的博士论文《网络背景下的政策议程设置研究》中提到：网络对政策议程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网络自身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如侵犯版权、侵犯隐私、网络暴力、网络诈骗、网络色情、信息安全、网络管理等，需要政府决策者对此作出回应。二是网络对现有社会问题的强化效应，如官员腐化、暴力执法、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三是网络缩短了议程设置的过程。”[50]陈新喆在《网络背景下政府政策议程设置能力研究》[51]中提出网络背景下政府议程设置能力面临三个困境：政策问题选择的困境、“网意”代替“民意”的困境和网络虚假信息的困境。曾润喜、杜换霞（2015）[52]通过对网络媒介议程数据、传统媒介议程数据和政策议程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对比网络媒介议程及传统媒介议程对政策议程设置的效果。研究发现，传统媒介议程和网络媒介议程对政策议程具有正向推进作用，传统媒介议程较网络媒介议程对政策议程的影响更为显著；网络媒介议程与政策议程存在某种程度上的断裂；网络媒介的出现弥补传统媒介议程局限性，议程设置主体更加多元，议程流向发生变化。李晓秋在《网络舆论对公共政策议程的影响及其对策》[8]中提到网络舆论对公共政策议程的正面积极影响：扩大公共政策的参与主体、有利于政府掌握更多信息、网络舆论更灵活自由；其负面消极影响是信息的分化、网络环境扩大了非理性化"非规范化言论的影响。郑希平在《新媒介下我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优化研究》[53]中提出新媒介对我国政策议程设置的积极影响，表现在：反映问题，沟通民意，为我国的公共政策提供政策问题；创建议题，弥合分歧，为公共政策议程的设置提供议题输入；参与公共议程讨论，达成共识，为政策议程的设置提供民意支持；监督政府议程，维护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公共性。新媒介对我国政策议程设置的消极影响表现在：问题繁琐；议题混乱；公共议程情绪化；政府议程失真化。

4.网络社会政策议程设置的新特点。单文盛、彭佳斌在《浅析新媒体语境下政策议程设置的新特点》[54]中，从政策议程设置的传播者、传播方式、传播内容和传播效果着手，提出新媒体语境下政策议程设置的新特点：议程主体多元互动；政策主体正向“自下而上”“交互性”转变；议程内容呈现多元样化趋势；议程效果得到加强。

张允、王辰月[55]通过与传统媒体进行对比来分析新媒体政策议程设置的嬗变，并得出四个结论：一是从议程设置主体看，传统媒体的垄断地位被打破，主要表现在议程设置主体的多元化，议程设置主体地位的平等性和不同议程设置主体的互动交叉性。二是从议程设置内容看，传统媒体的权威受到冲击。三是从议程实施过程看，传统媒体的绝对主导受到牵制。四是从议程设置效果看，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受到掣肘。

费久浩[36]认为在网络社会背景下，政策议程设置正在从权威动员式向网民触发式转变。网民触发模式归属于公众触发模式，随着网络社会在中国的到来，普通民众已经越来越多地在公共政策中发挥议程设置的原发性作用。而网络社会下多数研究中所称的“公众议程”严格讲是“网民议程”，所以倾向于称其为网民触发模式。网民触发模式的基本进路为：普通民众以各种网络新媒体为平台，针对某一突发事件进行深入广泛的探讨，从而让社会大众在此议题上产生共同体验和情感共鸣；随着事态的纵深发展，伴随着利益诉求和权利主张的提出，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和政治压力。随后，大众媒体进行报道吸引更多网民参与讨论。最终，公共决策部门决定将此问题列入优先解决的问题清单中，议程设置完成，政策变迁开始。而网络社会中网民触发模式与其他议程设置模式最本质不同在于该模式中的公众议程是“原生态的”，是“经最少过滤或审查的”，是先于媒体议程或政府议程发生的，是最少受到后两者形塑或控制的，因此也是最为接近公众真实行政诉求和利益取向的。

杨淼[56]提到网络舆论环境下我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过程的特征时，指出在网络舆论环境下我国政府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模式有着积极的变化：从单向度、无政府反馈调整，到多向度、有政府反馈调整；从政府部门设置政策议题到政府部门、传统大众媒体、社会公众、专业性社会组织共同设置政策议题；从封闭固化的政府决策程序、党政部门决策权力高度固化，到开放演化的政府决策程序、党政部门决策权力向公众有限让渡。

5.网络舆论下我国政策议程设置的功能分析研究。关于网络舆论下我国政策议程设置的功能分析，国内学者对其研究涉及较少。杨淼[56]提出网络舆论环境下我国政府政策议程设置具有“扳机”“催化”“博弈”和“利益整合”四个功能。

6.优化我国网络舆论触发政策议程设置的策略选择。陈新喆在《网络背景下政府政策议程设置能力研究》[51]中针对政府议程设置面临的问题提出了三点解决路径：搭建平台，收集潜在的问题；加强监督，规范信息的发布；提升能力，判断信息的真伪。曾润喜、杜换霞（2015）[52]建议网络媒介议程和传统媒介议程互动融合，共同推进政策议程构建。叶冰莹、赖帝水在《网络舆论对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影响研究》[57]中对如何发挥网络舆论对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积极影响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建立多种官民网络互动渠道，了解民情、听取民意、集中民智；二是建立快速应急机制，政府把握舆论主导权；三是主流媒体要积极提高网络舆论的引导能力。关于如何规避其消极影响，他们指出：国家要健全法规条例，加强官员问责力度；健全网络道德规范，营造“绿色网络”环境；政府要明确在网络舆论反映出的事件中的角色定位；“意见领袖”要正确与公众议程互动。王一曼[1]从多源流理论出发提出优化我国网络舆论触发政策议程设置的策略：首先要抓住问题源流，确定政策问题，具体表现在建立顺畅的网络舆论表达机制、完善网络舆情监测机制。其次要梳理政策流，包括重视专家学者的作用、优化网络思想库的构成。第三要借助政治源流，营造有利气氛。主要包括有效重视和引导网络舆论（完善网络问政平台、完善网络发言人制度）、关注网民情绪的变化。最后要把握政策之窗，推动源流耦合。要做到舆论压力下的政策之窗开启、政府换届以及重大会议开启政策之窗等。李晓秋[8]提出政府发挥网络舆论作用的措施：一是增强网络基础建设，减少信息分化带来的影响；二是建立和完善互联网沟通渠道和表达方式；三是净化引导网络舆论，规范网络舆论；四是建立运作灵活、回应性强的“阳光政府”；五是完善各项政策法律，保护网络舆论的自由以及公众的权利。

鲁先锋在《网络背景下的政策议程设置研究》[50]中提出五条网络背景下政策议程设置的改进方式：一是促进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议程互动；二是加强政府系统与网络媒体的良性互动；三是推进非政府组织网络策略的创新；四是建立多主体参与的利益表达机制；五是实现政策制定过程的程序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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