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谱的把关人

家谱的把关人就是家谱的编修者，其身份随着家谱功能的历史演变而相应变化。“贾而好儒”的徽商积极参与修谱，这一特殊群体在家谱编修活动中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一）史官修谱

隋唐以前，家谱作为官员选拔和通婚的重要依据，由国家设立的专门机构主持编修。周代就有官员专职负责贵族家谱的登载与管理，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史官修谱制度。两汉时期，封建王朝的中央政权，设有“宗正”机构，其重要职责之一就是王族家谱的编修和保存。魏晋南北朝时期家谱编修之风开始盛行，形成谱学。这一时期，官府设立常设机构“谱局”，专职编修家谱，家谱也作为重要文献，保存在官府中，以备选官之用。隋唐时期，随着科举制度的实行，家谱在官员选拔中的作用不复存在，但由于唐王朝的倡导，唐代官修家谱之风仍很盛。

史官修谱的对象不限于某一家族，而是对全国范围内或者某一郡的所有士族家谱进行甄别、认定，予以汇编或选编，一般比较真实公正，有公共传播的性质。

（二）公修家谱

宋元以后，家谱的政治功能减弱，“尊祖、敬宗、睦族”的伦理功能随之加强，家谱的编修由官方转至民间，宗族一般设立谱局修谱，家谱成为宗族管理的重要手段。

家谱的编修工程庞大，历经时间长，参与人员多。主导家谱编修的多是族内的退休官员、族内尊长和有功名人员。参与修谱的人一般在谱上登名，以激励后人积极参加修谱，这种情况称为公修。明万历五年刊印的《新安大阜吕氏宗谱》，集中了36人的编修力量，设有总裁、编修、催督、考订、誊书、刊谱等多个职责岗位，各司其责。公修家谱全族参与，集体修订，所以规模宏富，内容涉及面也广。

（三）私修家谱

私修家谱凭个人力量撰写，谱的规模一般较小。明万历间曾任贵州布政司左布政使江珍所撰歙县《溪南江氏族谱》，不分卷，仅1册。

私修家谱是个人行为,其组织传播的属性弱化，传播内容受编撰者学识、修养、个人爱好的影响很大，族谱中收录自己的诗文和褒扬直系祖父母的文章相对较多。如徽州《溪南江氏族谱》的撰述部分，大部分是江珍父母兄弟的行状事迹。私修家谱受宗族利益的束缚相对较少，撰写过程中间没有太多的条条框框，所记录的社会情状，比公修的家谱更接近历史原貌。

（四）商人对家谱编修的影响

经济因素的渗透和把控始终伴随着传播活动。修谱作为一种大规模的传播活动，需要家族有雄厚的经济基础，这为商人介入修谱，进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提供了可能。

商人参与修谱，最典型的莫过于明清时期的徽商。徽商以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成为家谱编修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他们通过编修家谱宣扬商业理念，使传统儒家思想中儒贾之间的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调和。明代歙县的文学家汪道昆在《太函集》就表达过“良贾何负闳儒”的理念。

很多家谱通过设立家传，满足徽商名垂家史的精神追求。徽州家谱记载了大量徽商的传记和行状，歙县《竦塘黄氏宗谱》记载了吴盛“泉布出入，不假簿记，筹算心计之，虽久，锱铢不爽”。在封建社会商人社会地位普遍低下的情况下，家谱为商人立传，体现了商人对家族话语权的把持，也显示了传播活动的经济基因。

四、家谱的组织传播功能

一般认为大众传播有环境监测、社会协调、文化传承和娱乐等功能。家谱作为一种组织传播媒介，具有特殊的传播内容和传播机制，其在传播功能上与大众传播媒介也有所区隔。

（一）道德教化

族规家训是家谱中的重要内容，也是家谱中最为族人熟悉和看重的部分。各个家族的族规家训内容不尽一致，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在各族家谱中均为最重要的内容。除此之外，还有“睦族人”、“和亲友”、“恤孤贫”、“戒赌博”等教化内容，对家族成员的行为、举止提出规范性的要求。《方氏重修宗谱》中对此有所陈述：“立宗法以提撕之、宗法之，又明谱系以匡植之。是以恩义浃、亲义笃，春夏有禴祀以著其诚，秋冬有蒸尝以致其敬，至于升降进退之仪，食饮陈设之礼，以及族人燕会之规，纤息备具，井井有条为朱子《家礼》之所云者，故教化大行，风俗媲美。[6]”在徽州“仁让”社会风气的形成和保持过程中，各族家谱的宣扬起到了重要作用。

族规家训是灌输式的宣讲，而经过精心选择粉饰的家传则是一种典型报道的宣传手法，以族人中的优秀人物事迹为后人树立榜样，起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

在家族的一些仪式场合，族长会宣讲族规家训和先人的优秀事迹，将文字传播和口头传播相结合，实现家谱传播的教化功能。家谱可以说是每个家族成员实现社会化的最初的教科书。

（二）文化维模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强调了文化的维模功能，即任何民族的文化经过长期历史发展都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结构模式，这种文化结构模式可以对外来文化进行选择，并对本土文化进行自我保护。当外来文化对维护原有的文化模式有利时，便容易被接受；反之，维模功能会竭力阻止外来文化的传入，维护本土的文化空间。

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家谱在家族文化的建构和维护中起到重要作用。家族成员通过学习族规家训、家礼仪节和先辈事迹，体认家风，传承家族优秀文化基因。家族文化成为社会最基本的文化圈层，为圈层内的族众提供精神滋养和文化身份，同时排斥异质的外来文化。基督教在徽州的传播，长期以来受众规模有限，祁门“天主耶稣两教咸同以来入教者甚属寥寥”，黟县“奉天主耶稣各教者，盖不多见”[7]。加上仅有的教徒文化层次偏低，决定了基督教对晚清徽州文化生态无法产生实质性影响。

家族文化在与外来文化或外族文化的接触中，没有被同化或融合，反而更加守护“本族”传统，坚韧地构建出了“我者”与“他者”的文化身份识别系统，这其中，家谱无疑扮演了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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