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问津的阶段持续了很久

冯雪松半开玩笑地聊道：“一位纪录片编辑曾对我说，‘冯老师，要放在今天，你报方大曾这个选题一定通不过，因为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就意味着没有收视率’。还有一位厦门大学的教授对我说，‘你一个项目做了十几年，要放在高校，别说职称评不上，就连考核都通不过’。不仅如此，我们在电视台工作，做节目也讲求绩效，人家一年做十几个片子，我一年半只做一个片子，所以曾有朋友善意提醒我：‘差不多得了，哪儿找去！’”回忆起这条充满崎岖甚至质疑的道路，冯雪松将途中所遇到的一切苦乐都化作了人生的财富，他说道，“我理解他们的善良用意，也坚持着自己的脚步。今天传媒界都在倡导‘工匠精神’，在我看来，所谓‘工匠精神’就是横一条心，走一条路，成一件事，就是程门立雪，凿壁借光，卧薪尝胆，巧夺天工，就是千里走单骑……这么多年，其实我一直都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如其所言，如果没有超乎寻常的耐力与智慧，冯雪松不可能在这条漫长且未知的征程里克服重重困难，让一个消失了几十年的生命在历史碎片的拼接中重放光芒。

2002年，冯雪松被中央电视台派驻澳门记者站工作，开始了长达五年的驻站生涯，然而“寻找方大曾”的行动却仍然以不同的方式继续着。在拍摄完纪录片后的十年里，无论是在澳门、香港，还是在北京、上海，冯雪松一直默默地收集着方大曾的踪迹，并陆续在《良友》《世界知识》等报刊资料上发现了与方大曾有关的线索。除此之外，冯雪松还利用不同形式对方大曾做着推广，比如在个人博客中会经常提到他，发表“小方今年99”“方大曾是否在人间”等主题的图文。2012年方大曾诞辰百年之际，冯雪松还专程邀请陈申先生和方大曾的外甥张在璇先生，联系央视网做了一期纪念访谈，叫做《一个时代的倒影——寻找方大曾》。但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个人博客还是纪念访谈，有关于此的所有尝试几乎都没有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兴趣，这种无人问津的阶段伴随他度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让冯雪松没有想到的是，这段踽踽独行的孤独却因为一本书稿的邀约而洞开了一个新的局面。2013年，在陈申先生的推荐下，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找到他为方大曾写一本书，打算在2015年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这个节点推出。接到这个任务后，冯雪松马上开始搜集资料，2014年3月份动笔，6月份就写完了。他谈道，“其实当时的压力是很大的，因为有太多的未知和空白”。但当他把所有资料整理出来后发现，在这十几年的过程中，由于精神深处的共处经历太久了，他和方大曾似乎彼此合成了一个人。于是他索性以一个纪录片导演的角度，将方大曾一点点从历史尘埃里浮现出来，并且用“纸上纪录片”的形式将他呈现给读者。

正是在这一设想下，冯雪松沉潜十余年的心路历程在一百多天的写作时间里集中迸发了出来，起初，他将这本书作为对多年来“寻找方大曾”的一次总结，没有将丝毫的利益因素考虑在内，然而《方大曾：消失与重现》一书的问世带给冯雪松的竟是始料未及的惊喜。他说，“在出版合同上我只填写了个人信息，包括版税在内的其他方面都随出版社处理。6月份我把书稿交给出版社，10月份书就出来了。我和陈申老师都觉得能够出版就是一种胜利，最起码对小方和他的家族是个交代。但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这本书出版以后，就像集束炸弹一样引爆了多年埋下的炸点，‘寻找方大曾’这件事不仅开始为人所知，并且引发了大家的兴趣和共鸣”。

新书出版后不久，范长江先生之子、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东升教授随即为其撰写了一篇书评《用生命当火种的人——读〈方大曾：消失与重现〉有感》，发表在2014年12月12日的《光明日报》上。《光明日报》的“书摘”栏目也很快推出了对该书的介绍。2014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社的《环球人物》周刊发表了对冯雪松的专访《方大曾：永远25岁的战地记者》。2015年2月11日，中新社发布了题为《“七七事变”报道第一人方大曾传记出版》的消息。几乎是在同时，新华社于2月12日编发了题为《〈方大曾：消失与重现〉出版——“七七事变”报道第一人浮出水面》的新闻稿。从此，媒体与社会对“寻找方大曾”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在这项寻找的事业中，方汉奇教授对冯雪松的影响可谓至深至远。2015年2月17日下午，冯雪松在《大公报》北京分社总编辑孙志女士的引荐下拜访了中国新闻史学会创会会长方汉奇教授，没想到初次见面方教授就对其慷慨赞誉，直言“你做了一件大好事！”冯雪松回忆道，“方老师说，当时许多文字记者并不具备摄影条件，方大曾绝对是第一人，他希望有一天把‘方大曾’修订进《中国大百科全书》，成为新闻学卷的第109个词条，那样，方大曾就修成正果，‘寻找方大曾’也功德圆满了。正是在方老师的肯定之后，‘寻找方大曾’开始引发了学界的反响，而方老师的这个期待，也成为了我现在推广方大曾事迹的极大动力。我希望能实现这个愿望，成就一段新闻史上的佳话，我也一直在为此而努力”。

从举步维艰、无人问津到逐渐收获了来自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可与善意嘉许，冯雪松的内心是无比坦然充实的。他说，“一个新闻人要善于和自己对话，善于和社会对话，善于和历史对话，才能知己、知此、知彼。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当中，‘寻找方大曾’这件事是最值得我骄傲的。一个人的上路能够引起一群人，甚至是一个社会的关注，我觉得值了。今天的这个状况是我在写书的时候没有想过的。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爱好，这也是中央电视台传统的延续，体现的是一个媒体和一个媒体人的责任”。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