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电视与性别权威

电视内容是有性别的，[8]从男性注视到社会性别，这与女性主义媒介批评视角一致。电视仍在膨胀男权，如对女司机形象的塑造，电视节目呈现男性气质、决策话语。然而通过演播男女不平等，电视也促进了女权主义发展。文字时代只有少数“简?爱”，才能接受文字启迪，男权得以维持；而电视则对男性标准证伪，如《我爱露西》中露西反抗了丈夫，《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引起女性观众巨大“共情”，在此呈现的是：电视消解男性权威。

（六）电视与时空权威

电视独特的权力是打破个人的与公共的、现场的与转播的区别。戴维?莫利认为电视消解了距离，建构新的信息共享场景，改变了时间与地域的传统概念。[9]传统时空情境下，有限个体垄断信息，形成权威。而物理空间和媒介场所的融合，加速了信息“明日黄花”进程。“村落”世界中，知晓权摆脱对自然时空过度依赖，“无疆界电视”拉近观众与现场距离，打破了时空话语差异，参与、见证期待得到了极大满足。但“远方内容”是经把关筛选、“城市话语”的；所谓远方多指权威的中心——中央、精英，因而电视消解权威，又为其所用。

（七）电视与群智权威

群体是个人信息的主要来源，对个体产生影响。群体代表着概率多数、集体才智、道义多数，在概率上更接近于现场和真相；根据群体动力学，信息压力和趋同心理使个体在形式和实际上易将群体视作权威；群体规范制约个体，表现并强化权威。电视是群智聚集地，是个体对“总体的期望体系”的信任和对代表多数的、专业的模糊权威的信任。电视传递群体共时、历时的知识、真相、价值观，浓缩外部的世界和多数人的想法，视听立体传播更坚定了个体对群智的依赖、崇拜。

（八）电视与宗教权威

宗教从一开始就注重利用图像进行传播，从早期的岩画到壁画，直到印刷术发明后，经书等文本才成为传播媒介。今天借助电视，宗教又回归图像传播。在电视福音主义指导下，“电视教皇”保罗二世借助电视扩大影响，加之在家庭空间收看,强化了仪式感、崇拜效果。在偏远地区，识字率较低，以及二元制结构下，留守老人、儿童增多等原因，宗教权威得以长期维护。而电视提供的社会蓝本使宗教迷恋度逐渐降低，降低了宗教议题上沉默螺旋的影响，宗教权威日益缺乏生存土壤。

结语

正如延森所言“媒介，同时是物质的载体、表达的话语或情感形式以及全社会对于交互活动的形成与限制加以规范的制度”。基于自身媒介属性、传播特性以及深层次的符号特性，电视本身就是“威权”媒体；同时电视还对权威实体产生影响：除了维护，还在很大程度上“解构权威”，这种影响通过社会地位赋予功能，以信息舆论领袖、话语权等形式呈现；“权威”实体需要借助电视对主导意识形态、社会和文化权力进行阐释和象征性传播，以巩固和维护自身权威；基于媒介选择或然率，权威推动电视这种低投入、高产出媒介的发展：借助既得资源，作用于媒介生态，通过社会化的电视机构，生产和再生产权威表达。“权威”实体对电视采取的态度（促进还是限制），取决于电视对其是维护还是消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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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传播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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