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诞生之日起，媒介便以自身特有的姿态深刻影响人类生活，网络时代依然。电视等媒介建立了大众传媒秩序，并统治了近50年，这场媒体革命的巨大影响之一便是对“权威”的影响。本文依据马克斯?韦伯“权威理论”、巴纳德“权威接受理论”，从媒介表征、属性出发，探讨了“威权媒体”电视的“权威”特性。

关键词：威权媒体；媒介属性；权威；消解；建构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07-2-0031-03

“（我们）时刻都在看电视、讨论电视、阅读电视。”[1]正如西尔弗斯通所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电视曾融入人们的生活，占据生存时间和家庭私人空间，并被自然、快乐地接受着、消费着。在这种遍在、历时“沉浸”中，电视对人类产生诸多影响：大到全球议题，小到民生轶事，从政治选举到商业广告再到街角文化……一个重要领域是对“权威”的影响。电视本身就具备“威权”（即便是在自媒体、公民社会媒体发达的今天，在偏远地区，电视仍占据信息接收、信任的主导地位），无论形式还是内容，同时电视也对“权威”实体产生影响。

一、电视的媒介属性决定电视“威权”

电视之所以能对“权威”产生影响，首先得益于媒介属性、传播抑或是符码特性：能使大范围公众、快速、愉悦、长时间沉浸于其所营造的视听通道情境之中，尤其是在当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媒介只有电视的偏远地区，效果更为显著。电视将日常生活、文化时间化，占据观众的生存时间，“只要电视在那儿，就想看”。根据替代理论，这种对生存时间的“霸占”所形成的“威权”，为电视内容传递到客厅、眼前、脑海，提供了可能。内容层面的隐性输出：从视听新闻到娱乐综艺，电视呈现观众乐于接受并自觉沉浸的节目，电视权力在自觉或不自觉的接收中实现，遥控器不代表拥有而是被消费。电视权威还在于代表概率多数、现场和专业。在保持人际关系、规避孤立本能驱使下，当一种声音被认定为主导多数时,它便能形成民意的反映和表达式的权威；借助立体展示，电视使观众认为其代表着事实，虽存在对此“拟态真实”批判的观众，但批判不等于否定，电视仍是消除不确定的权威源。这种得益于概率多数的群智权威、现场权威、专业权威、抑或是群体压力的拟态权威，通过电视这个视窗呈现。

古德温在《电视的真相》中指出电视被认为是最忠实、可靠的权威信息源。[2]报纸虽能创造地缘性权威，但视听符号能制作出更有说服力的精神产品；与网络相比，电视在一定程度上更大众，理由之一便是电视（尤其是偏远地区）不存在显著的“数字鸿沟”：接收成本较低，在硬件接入沟、接触层面并不像网络昂贵，根据选择或然率、理性行为（技术接受）理论，在满足基本功能层面，电视使用更广；使用沟方面，网络需要一定的知识技能和信息素养，而电视则不然，因而更切合大众；理解沟方面，电视文本直观生动形象、通俗，口味更适合大众；电视收看被认定为“集体仪式”，一些地区至今仍保留着集体观看的习俗，即便是发达地区，电视（而不是自媒体）仍作为家庭媒体而存在。

二、如何定义“权威”

韦伯认为存在三种形式的权威：传统权威、魅力权威、理性法定权威。[3]传统权威如部落和君主制，依赖于传统或习俗的权力领导形式；魅力权威如宗教先知、战争英雄，基于个人能力、成就产生；理性法定权威以理性、法律为基础，体现为领导权力，是科层制的基础。“权威接受理论”认为只有权威指令信息被接受，权力才能成立，[4]而电视使大范围接受成为可能。权威通过禁止来实现，如早期受教育权、知晓权。除了传统权威,本文更多地研究基于信息传播形成的权威形态。

三、电视与“权威”的相互影响

（一）电视与中央权威

按照媒介偏倚理论，偏向空间的媒介有利于强化权力中心的权威控制，很显然电视偏向空间。相较于文字时代依靠暴力形式维护的中央权威，如今的手段更加多样隐蔽：将意识形态、权威形象，以易于接受的形式（新闻、电视剧甚至广告）传输给民众，潜移默化地构建权威；全面覆盖和强大渗透使电视成为传播政治文化、形成共识的主要工具，借助媒介事件、仪式激发权威认同；作为一种话语，电视将分散观众与国民共同体联系起来，将公共领域的国家和私人领域的个体结合在一起,国家意识融入电视观众日常生活、生命体验，强化中央权威。

同时电视对政治权威具有反向消解作用：把政治丑闻从幕后私下转到前台公开；梅罗维茨认为距离和有限接触支持了神秘和敬畏，[5]电视拉近了中央与地方、公共与私人的距离，当距离神秘被电视再现，权威便弱化了。

（二）电视与地方行政权威

电视对受众的影响，受其所处社群文化、结构的影响。在科层制度、文字时期，外部信息诸如政策的传递，主要依靠组织传播，地方行政领袖凭借较早、深度接触，成为信息精英和舆论权威。电视的出现使村民获取信息早于行政领袖成为可能；电视超强的渗透力和传播特性有利于传输现代意识，提高政治参与热情；本地议题设置不再是行政领袖的特权，保守、封闭的传播格局得以打破。

（三）电视与信息权威

传统知识精英权威凭借“时差”，依赖较早对书本知识、实践经验的掌握来获得知识或学术的话语权。然而电视将其威权特性，以第一时间、独家的形式，赋予收看较多的普通人，打破了信息垄断；精英和大众同时共享相似信息，动摇了传统知识“权威”的根基——“时差”，这种“时差”被电视的传播特性——“共时”消解。

戴恩斯特认为电视肩负有经济使命。“电视对生命本体属性(时间)及其社会总体基础(经济)具有支配力量”，[6]通过流通框架，电视将物质形象转换为价值。传统财富积累依赖经济信息垄断，而电视将信息传输给大众；广告的巨大能量很好地表达出电视威权性质：广告使符号价值得到张扬，而商业集团则用金钱换取电视的象征性权力，获得说服受众的话语权，从而巩固经济霸权。

电视具有文化试金石功能，而鲍尔德温等认为文化是争夺意义表征系统，符码“意义之图”的舞台。电视将文化由文字转换为视听符号，为广阔时空内不同种族、阶层所享有。一旦某种资源普遍化便会“贬值”，以古典文化为例，原仅为少数人消费，从而维护了精英地位，但电视打破了文化解释的控制，为了保持知名度，大圣也需搬上屏幕。但电视权威仅是广度上的，表征的文化应是良性持续的而非同质暴力恶俗的。

（四）电视与宗族、家长权威

电视具有抵制嘲笑传统权威的作用。得益于地域、组织传播的封闭性，宗族权威依靠知识经验，便可在族群场域内维持权威。[7]电视兴起后，宗族权威的学识量、知识更新速度远不及电视，收看电视降低了族人对宗族议题的关注，电视让族人领略外部迥异的魅力型组织领导。电视对宗族权威的维护更多体现在形式上，如收看位置。家长权威除了辈分，还依赖“时差”建立的知识经验；印刷符码的复杂性使儿童无法进行深度学习，家长权威得以维护，而电视简化对信息的接近，提前将成人专属经验展示给孩子，在导致童年消逝的同时，对家长知识经验的依赖也在降低，儿女对家长知识变得不屑，电视抢走了家长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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