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基于互联网等技术平台以及“互联网＋”思维的发展兴起，以电视直播为主导的“媒介事件”（media events）被赋予了新的特征与内涵，传播渠道与模式的转变促进了原有理论的完善，进而形成了对“新媒体事件”研究的必要性。

而阅兵仪式作为国家形象建构的重要手段之一，其媒介呈现形象的方式与内容也显得尤为重要。突破传统电视直播形式，基于互联网技术的阅兵仪式对于国家形象的建构与完善、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软硬实力的展现有着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以“新媒体事件”、议程设置等理论为基础，探究新媒体环境下阅兵仪式对于构建国家形象的重要意义；并将通过内容分析法、案例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文献综述法等分别对国庆60周年大阅兵和“9·3”大阅兵进行比较剖析，考察两者的异同之处，着重分析新媒体环境下国家形象建构与仪式传播之间的关系；进而最终阐释该形态下阅兵仪式对于国家政治秩序、社会整合、情感凝聚、文化认同、软硬实力的有效融合以及国际地位的提升所发挥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新媒体事件 阅兵 国家形象 仪式传播

一、关于新媒体事件

事件是组成历史的关键要素，古有史官记录书写，而今也已有“书写历史草稿”的新闻业；新闻传媒对“事件”的选择与建构将成为历史传承、集体记忆传递分享的重要标准之一。因而，对作为记录历史、传达集体记忆的“媒介事件”的发展创新过程必须要持续地关注与学习。

美国传播学家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的代表作《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就阐述分析了冷战结束前十余年的全球性重大历史事件，他们认为“媒介事件”是指“对电视的节日性收看，即是关于那些令国人乃至世人屏息驻足的电视直播的历史事件”， 将媒介事件的脚本分为“竞赛”、“征服”和“加冕”三大类型，对应着“合理性、超凡魅力和传统”。集中讨论了媒介事件对于大众舆论与社会生活的重要影响。但随着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媒体技术的崛起，昨日的新媒体成为了今日的传统媒体，原有的媒介事件理论难以适用于当下的媒介生态环境。以中国为例，自1994年引入互联网以来，网民数量和互联网普及率增长迅猛。截至2015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6.88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0.3%，手机网民规模达6.20亿，其中又有90.1%的网民通过手机上网 。因此，对“新媒体事件”的技术形态、传播内容、话语权以及媒介系统内部互动等变化的研究就显得格外重要。

关于“新媒体事件”这一理论的研究近年来也逐渐兴起，例如邱林川、陈韬文所著的《新媒体事件研究》一书中就对该理论有较充分地运用；像雷蔚真教授所写的《从“仪式”到“派对”：互联网对“媒介事件”的重构》一文，就是通过对范跑跑事件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强调并突出社会共同注意力和社会公众的集体意识的机制，这是他研究新媒体事件与媒介事件的实质区别。

而在网络传播研究中也易偏向网络事件研究，最终形成“重大新闻事件+广泛的网络传播”的局面。而研究的焦点集中在新媒体事件的“议程设置下放”，突出受众在事件发生发展过程中高度的参与性、互动性，从而表现网络媒体事件对传统议程设置的冲击性，以及对“公共领域”构建的重要性 。以西北大学柳红兵所著的硕士论文《新媒介事件的传播机制研究》为例，他从“李刚门”这一事件开始出发，从受众主动性这一角度上分析该新媒体事件，并对其新特点和传播机制进行深入的探讨。又如杨国斌教授的《悲情与戏谑：网络事件中的情感动员》一文，也正是从网民出发，对网络事件的情感动员进行分析，突出网络等新媒体的出现对社会情感结构这一“公共领域”的影响。

还有一类研究是将新媒体事件理论置于公共事件的语境当中，在此框架中揭示其背后隐藏的话语机制及其控制话语的手段，带有一定的批判色彩。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方洁讲师所著的《被裹挟与被规制：从新媒体与大众媒体的框架建构看新媒介事件的消解》，她按照新媒体事件发生传播的规律，对四类新媒体事件案例进行文本分析，并得出结论：新旧媒体被裹挟和规制的语境下，新媒体事件本身带有自我消解的基因。

新媒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是在一定的时间段内代表该时期的新媒体形式；目前的新媒体主要是指基于信息传播技术所形成的媒介形态及其社会关系。基于这些认识，邱林川教授将“新媒体事件”定义为：“以新兴网络媒体，包括互联网及手机网络为媒介，在传播内容上、话语权、媒介系统内部体现出对底层人民赋权、事件不确定性增强、说服手段多样化及判断消息真伪日益困难等特点的事件。”

对于“新媒体事件”的理解可以分为两类，即“新媒体”事件和“新”媒体事件。“新媒体”事件又称“网络事件”，可以理解为“重大新闻事件+广泛的新媒体传播”其侧重点在新的媒介形态—互联网在物质层面的技术演变和对组织、文化层面的种种安排，这种提法相对淡化了“媒介事件”原有的“历史性”和“通过电视直播而形成的特殊社会心理影响”。 而“新”媒体事件的重点在论证“事件”本身发生了变化，新兴的媒体是一种手段，重点在于事件有其新的规范、种类、价值观和后果。邱林川、陈韬文认为“‘新媒体事件’不仅是政经势力和媒介体系制造出的‘成品’，更是一个过程，或称‘发展中的事件’。这是公民新闻、群众书写的要点所在，是处于社会边缘的信息中下阶层加入创造历史事件的关键所在，也是新媒体事件的最根本的‘新’特征。”

二、阅兵仪式与新媒体事件

阅兵仪式作为国家形象展现的重要方式之一，其不仅仅是一种军事庆祝活动，更是一种国际层面上的重大政治活动。作为对国家实际状况的部分真切反映，阅兵仪式不同于奥运会、春晚和神舟飞船发射等仪式，它是那种更加注重国家软硬实力、国家行为和国家意识形态展现的媒介事件。

作为一种实现权力的生产与再生产的仪式，两次阅兵仪式分别以“国庆60周年”和“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为主题，以节日性、重大性、权威性等为特征，通过卫星电视直播、网络直播等手段进行全方位、大范围地播送。大阅兵正是契合了媒介事件中“征服”与“加冕”这两大脚本，将人们带入了一种非常规的情感体验当中，其规模较大、社会与国际影响较深，且两次阅兵仪式有一定的时间区隔，传媒环境也有所差异。所以，文本选用2009年与2015年这两个时间段下阅兵仪式的直播状况，从而勾勒出在新旧媒体的语境中，这样两种不同主题的阅兵仪式所反映的时代背景、媒介呈现与传播效果以及其对国家形象建构产生的效应的异同之处。

(一)两次阅兵仪式的共性分析

1、虽具有极高的关注度，但增降极快

笔者以“大阅兵”为关键词分别检索了2009年国庆60周年阅兵和2015年9·3阅兵的百度指数，并将数据以图表的形式呈现来，进而观察两者在特定时段内用户关注度的变化。

从图a和图b两张图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用户关注度虽然基数全然不同，但都会在仪式节目播送当日达到一个最高的峰值，并且两者的增幅与降幅都大致呈现出相同的趋势。这也就较为充分地表现了在这种“国家仪式”当中，国家通过营造节日氛围，召唤并邀请每一个中国人参与到这场视觉盛宴当中；从电视到互联网的媒介直播，使华人在当日的节日氛围中产生强烈的国家与民族认同感；所以，一旦经过这样的节日后，媒体减缓播送，用户关注度虽然比节日前的数据高，但还是会迅速降低。

2、都具备网络直播与网络视频传播的特征

笔者检索了两次阅兵仪式的网络直播概况，可以发现两次阅兵仪式当中，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新闻网站对其进行了全程网络视频直播。以下是两次阅兵在央视网上的专题直播截图。

我们可以发现9·3阅兵的网络专题直播当中，其网页重点的Logo是以长城、和平鸽为背景的“70”；且其主要突出的标签是“抗战胜利”、“习大大”、“黄河”、“东方”等，不仅表现其抗战胜利70周年的主题，而且也充分为网络直播前的等待营造了氛围，埋下了伏笔。而国庆60周年的网络直播中，网页重点的Logo是其背景“五星红旗”，而主题标签是“中国盛典”、“国庆”等，强调其节日氛围，表现出仪式性事件的节日性与重大性。

而在网络视频传播上，笔者也对其视频传播的数量上进行了搜索。

从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到两次阅兵在网络视频上的传播都较为广泛，传播视频数量庞大，社会影响也较为深远。而且除了对阅兵式的录播外，这些网站还提供国内历次阅兵视频、与阅兵相关的纪录片、国外阅兵视频以及各种专家点评的视频等等，可以说是纵横交错、资料翔实；这也充分体现了互联网汇聚传播海量信息的强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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